门洪华:中印伙伴关系复杂性的战略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 次 更新时间:2021-11-15 0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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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   汪婷  

   中印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发展历程颇不平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1996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升级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印关系站立在新起点。中印都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均高度关注自身在亚太地缘政治和全球中的影响,发展的一致性与竞争性并存。中印关系的复杂性源于安全问题,外溢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近年来,印度在认知层面对华对冲明显,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安全摩擦长期影响双边关系。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和班公湖对峙将两国关系推到谷底,印度对华对抗心态的升级和对抗手段强化,中印合作的基础不断遭到削弱。同时,两国政治决策深受美国的影响,近几年美国不断拉拢印度,进一步加剧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可以说,中印关系正在迎来战略折冲期。

   复杂性是中印关系出现阶段性优劣的直接影响因素,研究复杂性是应对双边危机、加强分歧管控的有效途径。面对中印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始终致力于解决复杂性,促进双边关系和平稳定。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就对中印关系的总体方向综合把握,即使面对印度的挑衅,中国也没有放弃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问题。毛泽东认为,“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相信也将如此。”邓小平曾战略性地评价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者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江泽民访印期间指出,中印发展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国家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胡锦涛认为,中印两国作为近邻,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实现共同繁荣,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大势所趋。习近平用“三个伙伴”定位中印关系,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习近平提出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和百年变局的战略思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一思路为我们应对中印关系复杂性提供了战略指引。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结构、进程、认知和战略惯性等角度阐述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探究伙伴关系复杂性的表现和影响因素,搭建剖析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印度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对当前中印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剖析和战略评估,并从政治、经济、安全和危机管控等多角度提出应对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建议。

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分析框架

   伙伴关系作为服务于国家目标的一项重要战略,是国家间关系表现形式的重要创新。它是根据正式或非正式的约定形成共识,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互惠互利、信息共享,谋求国家间在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复杂性内含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之中,并形成其独特表达。

   复杂性作为客观世界的一种内在属性,始终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类组织与结构当中。梅拉妮·米歇尔(Melanie Mitchell)认为,复杂的系统是由大量不同组别组成的网络,不存在中央控制,通过简单运作规则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学界尚未对复杂性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本文认为:

   第一,复杂的国际关系来源于结构关系的多元性。肯尼兹·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结构是由大国的物质权力分配定义的,权力直接影响国家间利益联系的方式和结果。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结构强有力地影响着国家的需求和替代选择,而这些需求和替代选择反过来则确立了国家权力。因此,结构带来的影响通常是全局性的,国家多元利益的博弈直接影响体系的稳定。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多个要素组成系统后,就会出现系统组成前单个要素不具备的性质。系统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多元利益的涌现,还在多种类、多领域等综合要素中被持续影响。多元利益要素交互本身形成的复杂结构致使国家间关系呈现出复杂状态。

   第二,进程展现了国际关系复杂性的不同侧面。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和其他行为体交流,是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学习”或“积累经验”,国家在进程中表现出的协调意愿以及“经验积累”能力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多元要素对进程阶段的作用催化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基欧汉指出,在权力结构条件相同的系统中,受到国际进程即秩序、规则和机制的综合影响,国家之间的行为具有差异性。当国际机制不完善时,协调和沟通过程增多,国家间关系会变得复杂。

   第三,文化、观念等认知差异导致国际关系的矛盾性,并进一步增加复杂程度。基于国家身份差异,国家对国际社会秉持差异化认知并因此进行不同的实践互动,国家多重性身份导致差异化的观念认知以及由此制定的相关政策。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观念往往比物质力量重要,观念和观念建构的利益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这些观念构成了个体性角色和条件,国家通过这些条件进行互动。国家间交往中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观念层面相同或相近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彼此之间的政策,国家间合作更容易达成;反之,历史上存在冲突、宗教信仰有差异或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矛盾,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程度更高。

   第四,复杂性内含于国家间长期以来合作与竞争交织的战略惯性中。大国之间的交往通常表现为竞合(coopetition)关系,竞合关系与战略惯性长期交织并相互塑造。战略惯性对国家的预设战略形成依赖效用,不仅影响国内政治和决策层,还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国际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摩擦和冲突同相互依存相伴相随,竞合互动形成的战略惯性将对国家间关系复杂性产生深刻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复杂性源于矛盾性,是不同主体之间受到结构、进程和观念要素的影响,在国家间交往的领域、过程和认知层面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国家间关系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并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内含于伙伴关系复杂性中,受结构、进程和观念等要素的影响,并以更具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

   其一,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观念认知的契合难以一致。伙伴关系的观念基础在于消除相互之间的误解,促成善意认知,伙伴国家之间的认知契合度越高,越容易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建立势必受到不同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观念的差异造成国家在身份认知产生偏差,进而阻碍伙伴关系的有效建构。观念认知形成的行为偏好影响国家行为各个方面,导致外交实践出现多种复杂状态。

   其二,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利益和领域的多元结构。结构的复杂性体现在伙伴关系涉及的多元利益上。国家利益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伙伴国家不得不考虑多元利益之间的牵扯对共同利益造成的消极影响。国家不仅要稳定安全并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还要建立并维护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另外,结构的复杂性还体现为伙伴关系多样化的合作形式。迄今中国与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20多种伙伴关系,多样化的伙伴关系类型展现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推进,但不同伙伴关系在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广度深度和追求的目标上有所差异,也加剧了中国伙伴关系建构的复杂性。

   其三,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博弈进程的程度不一致。伙伴关系本质上是国际合作关系,达成合作的逻辑是参与者都从合作中获益,而在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协调成本。在伙伴关系构建的过程中,国家需要考虑协调过程的复杂性能否被预期收益覆盖,并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做出行动。协调过程充满复杂性,双方对合作的期待和欲望有所差异,复杂的环境让各方获得信息的时间和渠道不同,伙伴双方的信息非对称性可能造成误解,而且合作最终模式的确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实践中被反复试炼。

   我们认为,影响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因素包括:

   在国家层次上,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博弈,理性国家与非理性行为的相互作用使伙伴关系的复杂性显现。经济和安全的博弈长期存在。安全是国家生存的保证,即使是经济发展形成的复合相互依赖对安全的影响也比较有限,二者之间的利益博弈阻碍了共同利益的拓展。另一方面,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国家既要追逐自我利益,也要促进国际社会集体利益的实现。但在集体行动困境下,国家更倾向于自我利益的实现。正如奥尔森指出的,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国家为实现共同体利益使用理性的强制手段,与行为体的非理性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双边层次上,国家间的历史充满了相互联系的复杂互动。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国家间历史交往的影响甚深,历史上交往关系密切的国家更容易形成亲密关系,对历史上交恶的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而言,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难以建立战略互信。双边核心议题的冲突影响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共同利益的稳定和拓展极为不利,致使不确定性长期存在。

   在地区层面上,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地区多样的合作形式使伙伴关系的构建更加复杂。地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致使共同利益和冲突性利益广泛存在。若地区拥有较多数量的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牵扯复杂且存在竞争关系,协调所需成本会变得高昂,加之域外力量的影响和掣肘,合作的复杂度趋强。

   在全球层面上,伙伴关系构建的外部环境因素复杂多变。世界恰逢百年变局,加之新冠疫情肆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大幅削减。疫情扩大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安全是不稳定,放大了全球公共产品在危机时刻的供给缺陷。全球治理危机凸显,尤其是全球共同价值体系的缺失,极大制约了伙伴关系效用的发挥。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伙伴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结构、进程、认知等诸方面,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不同地域范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均有所展现。在百年变局和大国竞争愈发突出的当前背景下,深入剖析伙伴关系的复杂性有其必要性。鉴于中印关系重要和当前双边矛盾冲突的突显,通过伙伴关系复杂性视角重新认识中印关系并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其未来,亦有其迫切性。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曲折演进

   中印关系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即强调发展中国家共同属性,将对方视为本国发展机遇而非威胁;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脱钩,并建立相关机制管控边界争端,确保边界的和平安宁;加强全球性议题和双边关系的功能性领域合作,特别是将经贸领域合作作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这是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关键基础。双边合作不仅对维系亚太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也对发展中大国联合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两国实力的增强、百年变局的深化和大国博弈的演进,中印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日趋突出,中印关系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关键时刻。

   1. 印度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印度是南亚地区的重要大国、印度洋战略支点国家,对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强调,“我们不能忽视印度地处印度洋的地缘中心以及在亚洲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这一事实。”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和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印度在亚洲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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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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