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銮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22-06-01 23:50:35

进入专题: 话语体系   西方中心论   封建主义  

顾銮斋  

  

   提要: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而突破“西方中心论”,首先需要认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明晰“西方中心论”的传入历史,评估其存在的现状和突破的难度。无论“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都不单纯是理论问题,都与国家实力密不可分,因此,应将两者与国家实力的关系问题纳入突破和建构的思考。而由于“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与制约,体系建构应该在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关于“西方中心论”的评价,我们应秉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对它的基本体系必须予以否定、解构、突破,直至颠覆;同时,也要肯定那些合理的、积极的、有价值的部分,将它们作为学术资源予以吸纳或利用,以助力我们的话语体系建构。

   关键词:话语体系;西方中心论;封建主义;自我汉学化;自我批判精神

  

   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这是现在史学界的基本认识。问题在于,应该怎样认识“西方中心论”的传入,怎样评估其存在的现状和突破的难度,怎样摆脱它的羁绊以推进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以求对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有所助益。

   一、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问题

   本文的“中国史学”包括世界史。之所以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合一,主要是考虑“欧洲中心论”是两者共同突破的对象,突破过程中需要相互为援,彼此助力,世界史需要中国史的支持,中国史也需要世界史的支持。由于笔者的研究方向是世界史,涉及的内容、使用的资料以世界史为多。

   在中国史学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应该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此之前,似乎还比较淡漠。这涉及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问题,所以,首先对此做一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世界史研究,可按学术界习惯以改革开放的启动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前30年;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40年。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在第一阶段又有“文革”前17年和“文革”十年的称谓。这对中国史研究也许是必要的,但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在我们看来,似乎差别不大。前17年通过翻译苏联的十卷本《世界通史》等著作,引进了苏联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西方中心论”遂成为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文革”十年虽然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但世界史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进行,似乎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在第一阶段,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世界史研究的条件非常有限,研究内容主要是解读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成果主要是高校教材和数量不多的论文。虽也有学术著作出版,但数量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的教材,有些为正式出版,有些则为铅字印刷,但都用于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讲授。

   当时的教材编写主要是借鉴苏联的世界史研究。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便是在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无论思路、框架,还是理论、方法、概念、资料等,都深受其影响。而苏联的世界史研究就是以欧洲为中心,十卷本《世界通史》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境地,研究资源只能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引进。中国史研究因有较好的基础,状况可能好些,但基本理论方法也深受苏联影响,这方面应该与世界史类似。这便决定了“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特别是当我们将这些教材分发给学生要求他们阅读学习并传授相关知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中心论”的“传播者”。

   我们应该重视教材编写对“西方中心论”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就世界史知识而言,当时学生的大脑还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就是在这个阶段,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教育。他们通过教材阅读学习,在自己的知识、学术上搭建了基本的框架,形成了世界史发展的基本认知,进而形成了自己的观念。而观念一旦形成,要想改变也就有了难度。如同求学阶段的学生,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处在求知阶段,面对新鲜的世界史知识拼命吸收,很少有批判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中心论”便开始扎根于数代世界史学者的观念中,这决定了新时期话语体系建构的难度。

   进入第二阶段,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重大发展,在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科研立项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在研究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方向,如环境史、医疗史、概念史、观念史、情感史、宪政史、财税史、东北亚史、太平洋岛国史、环地中海史等。这些方向填补了国内世界史研究的空白,标志着新时期世界史研究的重大发展。

   如前所述,“西方中心论”在新中国初期主要是从苏联传入的。老一代历史学家虽有拒斥,但并没有影响它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所以这一时期大学教材的编写,是以欧洲历史为中心。如果说“西方中心论”在这时的传播因具有间接的特点而在力度和强度上还比较有限,且因传入未久,还主要表现为理论体系框架、基本发展脉络、主要历史人物与事件、主要历史景观的展示,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大量的西方概念、范畴、观点、理论、方法、资料等便由欧美国家直接涌入国门,“欧洲中心论”遂得到充实与巩固,进而基础化、工具化、观念化了。这种涌入,由于在力度、强度,特别是在数量上已远非改革开放前的传播所能比拟,当然推动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大大加强了“西方中心论”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控制,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突破的难度。

   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学术界开始意识到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必要性。这首先表现为大学教材的编写缩减欧洲史的内容,增加亚洲史的篇幅。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主体性等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对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进行了理论反思,围绕奴隶制、封建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发展路线、中国史学叙事体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对突破“西方中心论”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该认识到,所谓“突破”,还仅仅表现为在一些点上证伪了“西方中心论”的概念与观点,与颠覆“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还有很大距离。而要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需重新设计中国史学的概念、范畴、发展路线和理论框架,这方面,学术界所做的工作还比较有限。由此可见,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还很薄弱,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现状评估

   如上所述,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学术界意识到突破“西方中心论”、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今天,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现状如何呢?有学者认为,“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已经被“打散”或“破灭”。笔者觉得这一估计可能过于乐观。这是一个形成于18、19世纪、统治学术界长达二百余年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仅凭学术界某些学者的文章和著作,恐还难以认定为“打散”或“破灭”。我们现在的学术体系仍然是西方人的架构,基本思路仍然是西方人的图式,基本认识仍然是西方“民主”、东方“非民主”。其中,虽然也包含一定的客观解读,并存在一定的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素,但这些都与“西方中心论”不构成冲突。在笔者看来,这就是现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状况。而且,我们还应该了解“西方中心论”在思想界、学术界、知识界的观念中处于怎样一种状况。这些仅从出版物上还难窥全豹。我们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稍微探视一下微信群,就会感觉与上述作者所说的情况不同。我们应该充分估计“西方中心论”解体的难度,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难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西方中心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引发了人类自新石器以来生产史的革命。机器生产推动了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强盛,实现了欧洲主要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赶超。正是在此基础上,英法等国从与世界各国的对比中认识到可以控制世界了,于是依靠自己的富有和强大,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殖民体系的建立及其资源的利用,又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论”的物质基础。

   “西方中心论”的形成以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富有和国力的强盛为基础。它的维持和演变仍然以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富有和国力的强盛为支撑。如果说工业革命发生后一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中心是英法,那么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个中心变成了美国。美国之所以取代英国占据中心,首先因为它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与宗主国共享了工业革命的利好。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通过移民,欧洲各主要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量科技人员移居美国,不仅巩固了工业革命的基础,而且为后来的科技发展、经济富有和国力强盛的维持提供了条件。进入互联网时代,美国仍然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一直享受美元的霸权地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所以,今天的世界中心与其说是西方,不如说是美国。

   既然科技、经济、国力等因素支撑了“西方中心论”的形成和维持,那么,讨论“西方中心论”的突破问题,就不能将这些因素置而不论。而所谓“突破”,便不单纯是概念、理论、方法、体系等的创建问题,也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国力提升密切相关。由此,论及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也应该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角度进行思考。新中国成立已有七十多年,之所以现在才提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国际地位也实现了相应的赶超,具备一定条件提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了。但我们还应该承认,在科技、经济、国力等方面,我们与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差距。正因为如此,相关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仍然以“发展中国家”来定位当下的中国。这种差距要求我们在开展话语体系建构本身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而当科技、经济和国力的进步、发展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条件也就形成了。而现在,欧美国家的科技、经济仍居世界前列,由此更可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难度。

   同时,我们还必须正确认识“西方中心论”存在的现状,正确评估我们的“突破”现在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回溯人类历史,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因其具有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总要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讨论。而思考、讨论的结果,便是相关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与形成。工业革命即属此类事件,一经发生,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思考和讨论,进而在欧洲思想家、人文社会科学家群体中形成了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傲视他国的至上感。由于感受了国力的强大和国际社会话语权的控制力,他们认为可以建立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全球体系了。于是,在条件有限、特别是资料稀缺的状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生产,“西方中心论”的建构便由此展开。知识生产的对象起初是近东、北非,继而是中东、南亚,然后是远东地区。形成的知识体系包罗万象,从民俗文化、历史传统,到种族环境、素养理念、建制体制等,可谓无所不包。关于国家政体问题,虽自古希腊以来已有不少研究,但比较而言,工业革命时代的著述似更具指向性。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不仅论述了民主、专制等概念,而且限定到一定的地区和国家。

在这些概念中,有些因刚刚提出或形成,在同时代的东方包括中国还缺乏相关知识;有些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则早已形成,但内涵不同,例如民主,在古代中国,是指民之主,民之主宰,与西方的解释几乎相反。关于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政体问题,他们使用了“专制”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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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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