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德业双修、言行相掩——忆萧萐父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8-11-27 11:01:33

进入专题: 一个人的40年   萧萐父  

郭齐勇 (进入专栏)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个人恰逢其时,随着国家的发展,自己也成长了起来。四十年前,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8年10月,我以31岁的高龄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在此之前,我在湖北省化工厂当了八年的工人,在当工人之前,我在天门县杨场公社当了一年半的知青。再往前推呢,我是武汉十四中高中66届的毕业生。我这四十年,简单的说,就是在武大读书教书的四十年,我和武大、和哲学、和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研究和弘扬国学。

  

从游于圣贤门下

  

   先谈我的读书和教书。我们这批78年进校的学生,年龄相差十几岁,差不多是两代人。我们如饥似渴的读书,听讲座,泡图书馆。这一届同学特别多样化,以后不少同学都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为学习的宗旨。读本科的时候,我和李明华、周民锋同学等编过一个油印的习作集,叫《求索》,只出了三集后来就不让出了。我自己也在校学生会的学习部当过副部长和部长,做一些组织讲座之类的工作。

   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过去的教条主义束缚相脱离。当时有思想解放运动,武汉大学的老师们聘请了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学者来,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当时我们因为长期受到文革的束缚,在各方面是比较左的,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是糟粕,没有什么能在现代创造转化的东西。我们当时最喜欢的课程是陈修斋与杨祖陶老师合上的西方哲学史,使用的教材是他们编写的用低质黑纸印的《欧洲哲学史稿》。再就是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老师合开的“中国哲学史”。

   真正热爱起中国哲学,缘于进武大以后听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萧先生讲课不多,讲起来常常脱离教材,旁征博引,放得很开。他对思想解放的渴求,对国事民瘼的关切,对人类、民族、人民之命运的反思,使我们深受感染。

   我们修“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课,使用的是中哲史教研室编的数册油印本《中国古代辩证法史资料》,我发现了其中因刻印带来的问题,有的是版本、底本的问题,到图书馆遍查典籍,校对出百余条差误,交给老师。这件事被萧萐父先生知道了,他大为赞扬,曾在教研室会议上,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表扬了我。不过,当时我只是一位本科生,并不知道萧老师的褒奖,事过一年多后才知道的。

   我提前半年毕业,考上本校1981级硕士研究生。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攻读哲学系中国哲学硕士学位,正式成为萧萐父教授、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的入室弟子。这三年对我走上学问之路是最为关键的时期。老师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我们受到基本的思想的训练与文献等方面的训练。

   萧老师才思敏捷,作为学科带头人,对哲学界各种讨论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新信息、动态都非常关注,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的讨论,朱光潜先生对《巴黎手稿》、特别是对《费尔巴哈论纲》的重新翻译及其价值,哲学史上“两军对战式的对子结构”与“螺旋上升的圆圈结构”,中国哲学范畴与范畴史研究,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关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唐兰、张政烺、冯友兰、张岱年、岛田虔次、冯契、王元化、李泽厚、庞朴、汪澍白等先生的新观点,《未定稿》、《读书》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考古》、《文物》上介绍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动向,马王堆与银雀山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等,包括如何使用工具书如《经籍纂诂》等,都提示给我们,启发我们去关注、把握、理解、参与。他还把汤一介、庞朴、刘蔚华、陈俊民等先生请来给我们讲课,打开我们的思路。

   老师们对我们非常关心,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我们。萧先生亲自批解我们的习作,告诉我们如何修改完善,每每涉及文章架构、资料搜集、鉴别与理解等,特别细心、耐心。他指导我重点读王夫之的《尚书引义》。他也放心地让我们几位硕士生整理他的关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与王夫之哲学方面的讲义、文稿等,这种整理也是一种学习。我记得我整理过他关于王夫之认识辩证法论文的初稿。他与唐先生带学长与我们两届硕士生,带着经他们修改了的我们的论文,出席了1982年在衡阳举行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让我们参与讨论,拜访专家。我最初关于王船山的几篇习作,都是经萧先生悉心指导、认真修改、热心推荐发表的。这即是80年代初我在萧公主编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和在《中国哲学》、《江汉论坛》上发表的几篇习作。这些事已经过去数十年了,老师帮我们修改文章的细节却仍然历历在目,永远也忘不了,而且已化为我今天带学生的行为。

   萧老师指导我写论文,重视前人成果的研究综述。我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又对研究前史、资料条分缕析,整理出来,作为研究的背景与基础。我又通过对认识论、直觉论和唯识学的学习来诠释熊氏认识论。通过撰写硕士论文,特别通过三位老师对论文的点拨、指导、批评,我基本上掌握了做学术研究的步骤、方法、规范等要领,开始学会对文献的解读与诠释,从事哲学学术研究。写硕士论文,其实是学习做学问的实践。

   我的硕士论文变成专书,其中一章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分别发表,这在现在可能被视为天方夜谭。这一小书得到了张岱年、陈荣捷、岛田虔次等先生的肯定与鼓励。岛田先生在其1987年于日本同朋舍出版的《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这一大著中,高度评价了我的熊十力研究,提到我与我的有关论文著作、或加以征引的,达十多处。

   掐指一算,我在武汉大学本科硕士一起读了6年,从84年12月开始留校任教,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到今天,差不多是34年,算下来在武大已经待了整整40年。

   1985年到1987年我当助教,1987年升任讲师。1986年教育部批准了武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点,这是国务院的第三批博士点,萧老师成为了博士生导师。我们很荣幸地考上了87届的博士生,那时候我已经是讲师了。1987年以后,我是边读书,边教书,90年顺利地通过博士生论文答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迟了两年,1992年才获得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得到任继愈、周辅成、冯契、石峻、朱伯崑、章开沅、汤一介、李锦全、方克立、涂又光、丁祯彦、吴熙钊等先生的指教和肯定。先生们以严格的学术性予以指点批评,在尖锐率直的评论中充满了关爱与信任,使我永远难以忘怀。论文被方克立、李锦全先生纳入到他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之中。聊以自慰的是,《熊十力思想研究》没有辜负萧老师的期望,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我的光荣,更是导师的光荣。

   我是1989年1月份升任的副教授,1993年3月升任的教授,同年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我在学校当教书匠34年,我的生活无非就是读书、教书。读书是基础,也是我的基本生活,我读的主要是哲学、中西方哲学的经典,其中以中国的为主。萧、李、唐三位老师待我们非常平易亲切,在他们的提携之下,我从助教、讲师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萧老师不仅学术根底扎实,而且思想活跃,他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萧老师已过世十年,但每当我遇到问题,都会想想如老师在时,他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

   40年了!我最想说的话和最大的感慨是:感恩武大、感恩老师、也感恩我的学生。因为如果没有武大,没有武大的老师和同学,也就没有我。我出身小商家庭,当过知青和工人,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那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哲学智慧。要是说有什么最大的遗憾,是我自觉来日无多,有些书还没有读,所以要赶着去读书。

   中国传统教育,用孔子的话来说是“为己之学”,用孟子的话来说是“从游”。所谓“从游”,就像小鱼跟着大鱼,我深有体会。我跟老师们一起生活,一起应对生活中的风波、人生的坎坷,也一起承担时代的考验。老师带我们这些学生,到我们协助老师带学生,再到后来我们自己单独带学生,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成长。萧老师带我们的成功经验中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把知识,为人为学,通过身教言教,倾其所有地传授给我们,而且把他尊重的学界朋友也介绍给我们。那时候即使很穷,老师们还是会积极筹措资金,鼓励我们去请教外地的老师,让我们去游学。我就曾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周辅成先生、朱伯崑先生、汤一介先生,去人民大学拜访了石峻先生,到中国社科院拜访了任继愈先生,到上海华东师大拜访了冯契先生,等等。

   只要是有关的学术会议,老师都会争取名额带我们去参加,即使他不能去,也尽力介绍我们去参加。这些我们都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访问前贤。为了研究熊十力先生,在萧老师的介绍下,我访问了几十位哲学界的前辈,包括张申府先生、梁漱溟先生,我都找到他们家里,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我们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比我现在的年岁还要高,他们都是在民国初年就很活跃的人物,都是时代老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访华,都是他们邀请的,比如张申府先生,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所以我们能够亲近这样一些前辈大家,都是老师提供的机会。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靠写推荐信、介绍信。萧老师也接待天南地北的老师们和他们的弟子到武汉访学。这是老师培养我们的经验,也是后来我们培养学生的经验,就是要访问前贤,直接的去面对这些前辈,去提问,对话,思考。

   萧公直接推动了学科点的对外开放,走出去与请进来。此中事迹不胜枚举。杜维明先生曾推荐我到吴德耀先生主持的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去工作一年,得到萧公的积极支持,后因故而未果。以后,应霍韬晦先生的邀请,我与萧公一道出席了1988年冬在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开始了海峡两岸哲学界的互动。应国际中国哲学会与Robert Neville(南乐山)教授的邀请,我们师生二人一道于1995年夏出席了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举行的第9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

   第二个经验是干中学,一方面老师们强调我们要死读书下功夫,特别是原著经典,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点都不能浮皮潦草。他们还鼓励学生批评老师,像黄卫平同学写文章批评萧老师的观点,萧老师就在我们学生中表扬他,还把他的文章推荐出去发表。文科的老师就是要指导学生读原著经典,启发他们思考问题,鼓励他们动手写东西。

   此外,萧老师还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让我们在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学习待人接物。很多大型的会议,就是萧老师指导我们操办的。萧老师会事无巨细的写纸条给我,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写给我的短札,小郭怎样怎样,到了晚年,他就写郭教授怎样怎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写了很多条子,怎么接待外宾与外地的老师,怎么办学术活动,他都有很细的考虑,然后由我们去具体落实。

   比如说1985年12月,我们在黄州举办了第一届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办中国文化讲习班,那时候黄州还不是一个开放城市,很不方便。怎么去邀请国内外学者,邀请了以后怎么接待,怎么组织学生去接。杜维明与成中英教授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过长江摆渡,汽车开到江边,还要上船摆渡,这样才能过到黄州去。这些活动虽是我们操办,但幕后都是老师们联系好,写很多信札邀请学者。老师们以此锻炼我们的才干,锻炼我们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做人做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具体的办事中,学会怎么与人相处共事,怎么组织协调。

我们之间也有一些龃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年我年轻气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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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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