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天:7年搜集50万封百姓书信,4000多本日记:好研究如何才能“立地顶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8 09:00:14

进入专题: 张乐天     一个人的40年  

张乐天  

  

   我1978年秋天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学术生涯。悠悠数十年,弹指一挥间。人民公社、社会工作、社会生活资料,三个主题词描述出我学术道路的轨迹。其中,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是我最后的学术努力,我至今仍对此充满着热情与向往。


源起


   2010年4月上旬,我接到一个北京电话,告诉我《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被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评为全国优秀著作。这是该基金成立后第一次评奖,评奖的范围是1977年到2000年出版的所有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这次评奖,全国评了三本优秀著作。除了我的书以外,一本是郑杭生的《社会学概论新编》,另一本是李培林教授的一本论文集。评委会通知我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并代表全国获奖者发言。

   颁奖大会上,组委会宣读了颁奖词,“《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是一部具有社会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风格的人民公社制度史专著,作者基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清理和思考人民公社遗产的学术关怀,以社会史和日常生活世界为视角,追踪剖析村庄个案,整理挖掘历史文献,创立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的分析模式,提出了探索性的剧场社会概念。”接着,我做了一个有点带感情色彩的发言。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在从北京回上海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感慨于多少年来我是体制内的人,但是我实际上有点半体制外。我自1992年拿到一个中华社会科学基金,后来拿到过一个教育部基金,就再不申请课题了。文章也较少发表。现在,体制内的学者如此关照我,我应该为体制内、为复旦大学做点事,为这个国家做点事。

   我需要做什么呢?我想起了在做“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时了解到的“中国国情”。解放以后,农村从集体化到人民公社,城市的单位制,留下了大量数字、文书资料。解放以后,城市农村开展了一次次政治运动,书写了无数文字资料。一句话,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留存的资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这些文字资料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我们研究者的视野。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些资料在大量的消失。我想,我是不是能够说服复旦大学的领导创建一个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基层社会的资料?

   为了说服领导,首先需要说服自己。我想象着搜集基层社会的资料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急骤变化的世界,在年轻人眼里,上一代人的生活与实践恍如隔世。历史与传统被割断,中国的年轻人几乎成了“无根的一代”,如此下去,可能对国家与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需要建设一个资料平台,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父辈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代,曾经有理想、有激情、有美丽,曾经努力过、奋斗过、奉献过;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根”在祖辈父辈们的生活与实践中。

   其次,国际社会从来都在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更成为全世界特别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我们所能提供的真实资料十分有限,外国学者常常难以准确地理解中国,更可能曲解中国。因此,建设一个真实反映中国人实际社会生活情况的资料平台十分必要。进一步说,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看中国资料需要到哈佛—燕京学社、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等国外机构去,为什么国内不能建设一个世界最好的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中心呢?!

   其三,我一直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最终影响着社会的场景与历史的走向。以此观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需要花大力气去搜集那些真实记录寻常百姓平凡工作、日常生活的资料,搜集那些人们如何恋爱婚姻、怎么交往博弈的故事,如有可能,更要搜集那些反映人们的伦理道德、心灵活动、精神世界的文字,因为这类资料、故事与文字中隐藏着解开当代中国社会历史之谜的秘密。

   这样想着,我越来越觉得搜集基层社会的资料太重要了,虽然我已经61岁了,这件事还是值得我去做!于是,2010年6月2日,我给当时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写了一封信,提出“抢救资料”的命题。在信中,我除了陈述此事的意义外,还写到,即使在复旦大学,建一个机构能够在几年之内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还是很难的,我不能保证,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收集到最好的资料,很快会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秦书记不久就给我回信,支持我的这个建议,提供相应的经费、空间保证等等。由于校领导成员的变化,此事拖了一段时间。著名教授林尚立担任副校长后,开始落实建立中心事项。林尚立当副校长与我一起讨论,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2011年的10月8日,复旦大学正式召开会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宣布成立。


资料搜集


   我决定搜集社会生活资料以后,就开始设法建立搜集资料的通道。我曾经通过学校团学联动员学生假期回家乡帮助搜集资料,难以成功。我曾经在江苏两个县档案馆率先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分中心”,依靠档案馆的关系网络帮助搜集资料,结果并不理想。

   当然,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得以可能的重要因素。江苏、浙江三个地方政府的领导到复旦大学出席了资料中心的成立大会,并致辞祝贺。在资料中心成立以后,地方政府的捐赠成为中心第一批宝贵资料。

   2011年10月8日资料中心成立,10月10日,我们就从复旦大学借了一辆小面包车奔赴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镇委书记许金夫已经与下属五个村的支部书记打了招呼,把村里的会计账目、文书资料全部捐赠给复旦。我们分别走了桃园、广福等村以后,来到盐官镇城北村,村里已经把完整的档案资料装在12个麻袋里。临走时,村书记说,那个楼上有一批散的资料。我说,不管怎么样,散的资料我都要。大家忙着把散的资料全部装进麻袋,拉到上海。两年以后发生事情了,那个散的资料当中包括原来的户口资料、独生子女资料,有人需要查阅。城北村干部打电话来说,我们的资料都在你们那里,你们帮助查吧。我们花了很大功夫去查,隔一段时间,乡下又来电话了,两次、三次。我说,这样不行。资料中心只得把那些比较杂的资料重新装到麻袋里,寄回海宁市盐官镇城北村。

   江苏省东海县那边也是,资料中心刚刚成立不久,他们就送了一些资料过来。东海的资料也都是农村村级会计与文书资料。我专门与东海县一个熟悉的领导讨论,是否有可能帮助搜集其他类型的资料,那位领导表示可以试试,但终究不行。  资料中心成立了,搜集资料的途径却没有找到。怎么办?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办法之一是跑造纸厂。我们当时想,很多资料不是送到造纸厂毁掉么?在毁掉之前,我们能不能选一些有研究价值的资料留下来?我的一个博士走遍了长三角所有的造纸厂,发现这条道路行不通。原来,各单位把资料送造纸厂的时候,都有一套手续,没有办法把资料“拦截”下来。

   办法之二是宣传。例如,在资料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们请了各种报纸的记者来,特别在发行量较大的《新民晚报》头版登了这个消息。我们在每个消息下面都写了一条,希望为我们资料中心的建设捐赠资料或者提供搜集资料的渠道。我们最初接到过几个电话,但实际上捐赠非常少,更没有人提供搜集资料渠道。我接到过一个电话,说他们爸爸妈妈原来都是一个区的干部,爸爸妈妈都去世了,留下两个橱的东西没有好好整理,想整理一下捐给我们。我想,上海两个区干部的资料一定十分有价值,兴奋了一阵子,期待着,等待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终于没有了下文!我失望了,也想明白了一件事:这类资料涉及个人隐私,想通过捐赠获得,难。

   我不得不亲自去跑。我开始跑上海各种专门那种卖文物,卖杂货旧货的市场。2011年的12月9号,我跑到了上海小东门那边的市场,那里出卖邮票、债券以及旧的票证等等。我在市场里走着,果然我看到有一个人在卖资料。我问是什么资料?这个人说,他有1949年以前上海共青团的资料,有1949年到1952年嘉善一个邮政局的资料,有塞得满满一麻袋的上海某工厂1950年代的资料。我了解情况后发现,前两种资料量少,价格贵,不想买。我对一麻袋上海的工厂资料有兴趣。我问他那麻袋资料多少钱?他说5000块钱。我与他讨价还价,他看出我急于想要的神态,不肯降价。我决定买下来。

   我在付钱前意识到:这种私人的商贩没有发票。5000块钱,没有发票,怎么办?我马上请示校领导,校领导没有犹豫,说买。这是资料中心来自市场的第一批资料。此后,我们还以这样的方式买过一些资料,其中一批资料中还有一封1950年代初期一个职工给当年担任厂长的江泽民同志的信,我看到后很高兴,就凭这封信,资料的价格贵一些,也值!

   但是,这样的方式购买,对我们的财务处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存在风险。根据我的建议,复旦大学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召集学校纪委书记、财务处长等一起,专门为社会生活资料的搜集制定了一个财务规定,此后,向私人购买资料就“合法”了。根据规定,只要各方签字,学校财务就可以把钱汇给资料卖家。这个财务规定的意义重大,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可能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

   但是,靠自己去跑市场终究不是个办法。在资料中心成立以后最初两个多月里,资料搜集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我是60多岁的老先生了,尽管看到资料搜集进度比较缓慢,主管文科的林校长也不好催我。但大家都有点儿焦急。

   事情很快有了突破。2012年1月初,我到学校里去开会,我的同事高建秀说,他家楼下有个人看到你们的报道,对你们很感兴趣。这个人是谁呢?是中国票证协会秘书长。我一听这个人的“衔头”,顿觉得眼前一亮,我知道搜集资料这件事有希望了。

   我很快与他建立了联系,他非常热情地支持中心的资料搜集,并且介绍了他们现存的资料搜集网络。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很快建立了资料搜集网络。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需要搜集什么资料? 我追求资料中心的独特性,知道不搜集什么,但是,我不太清楚民间到底有些什么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下达的指令是:凡是民间手写的资料,我都要!因为手写的资料,只存世一份,具有唯一性。

   但是,这个指令还是有问题的。2012年春天,江西赣州有一个人打电话告诉我,赣州供销社有四大蛇皮袋、700多斤手写资料,我兴奋极了,都没问是什么资料,就收过来了。打开一看,全部是赣州供销社从成立开始一直到消亡的各种各样的发票凭证。这些资料100年后也许十分宝贵,但现在却难以作为研究资料。赣州的经验使我关注资料的系统性与可研究性。

我继续观察、考虑搜集什么资料。在这期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张乐天     一个人的40年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044.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1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