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炯昊:新国体下的旧史学

——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1914—192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00:27:26

进入专题: 清史馆     历史书写     民国初年  

蔡炯昊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后,清代覆亡,绵延两千余年的帝制亦随之终结。在新国体之下,如何书写刚刚过去的清代历史,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一个场域。1914年,民国政府设立清史馆,开始纂修清史,帝制时代宣付史馆立传的机制亦随之延续。在清史馆存在的十余年间,共有数十件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检视这些案例,可以窥见各方如何通过宣付清史馆立传机制来形塑清代末年特别是辛亥鼎革之际的历史记忆。与此同时,新旧政治理念、家族名誉、族群认同、朋友情谊等等因素也交织在这些案例之中。在近代中国的“过渡时代”,旧史学实践在新国体之下仍然具有多重意义。

   关 键 词:清史馆  历史书写  民国初年  the Qing Historiographer’s Institute  historiography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随着普遍王权的结束,共和取代帝制成为新的国体,新国体带来一整套新的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兼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意义,其影响及于各个方面。

   辛亥革命之后,自唐代以来形成惯例的官修前朝正史制度,并未随着国体转换而终结,在民国初年仍然得以延续。尽管社会情境与文化语境都已改易,修史过程亦充满曲折,且最终清史也未能成为定本,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官修正史的实践,清史馆的运作过程与理念仍然值得分析,从中可以窥见“过渡时代”(梁启超语)的杂糅与多歧。学界关于清史馆及《清史稿》的研究甚多,其中不乏从政治文化角度思考者。如伏伟传的《新朝与旧主的抉择——清史馆设置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一文,通过考察赵尔巽在就任馆长一职上的犹疑和讨价还价,展现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多歧性,自命为清遗民者在新旧出处之际,常常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与之相应的不同解释。①陈熙远针对民国的清史修撰,考察了“从开馆、编纂、刊行、遭禁以至拟议重修过程中的学术动态与政治牵连”,由此而呈现出《清史稿》这一“位于政治与文化交集里”的“官方历史书写所面临的现代困境”,同时指出:“作为民初一群特定知识分子所编纂的历史作品,《清史稿》将永远不会被取代,因为它提供了理解民初史学发展一个侧面的重要线索。”②林志宏在关于清遗民的研究中论及《清史稿》的编纂,考察清遗民在此过程中所表达的政治认同,认为“在新派史家看来,史稿不过是‘官样文章’的重现而已,但对清遗民而言,却是他们对王朝最后的记忆”。而作为历朝官修正史的最后余音,“该书命运犹如近代中国的发展般,无疑代表‘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写照”,由于新的政治文化兴起,政治权力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变得与传统王朝时代不尽相同,“《清史稿》的出现,正处于后帝制(post-imperial)各项政治角力及冲突之时,也是一颗记忆选择和角逐征战下的棋子”。③上述研究皆颇具启发性,引导笔者试图从政治文化转型的角度思考清史馆的运作及《清史稿》的命运,试图从宣付清史馆立传这一尚未见有人关注的角度开展研究。

   1955年,曾任清史馆名誉协修的张宗祥在给朱师辙《清史述闻》作序时曾写道:“当时尝语知友邵君伯炯章、吴君印臣昌绶,曰:‘不问志表如何,即以列传论,老太爷传不太多乎?’盖民国要人,其祖父行谊事业虽极寻常,大都有传也。”④此句可以体现几层含义:一是《清史稿》中立传太滥,多有由于子孙后代的扬名而得以进入正史的;二是清史馆中诸人虽然多是遗老,但对民国政府的新贵,也常常采取趋附的态度;三是对于民国诸要人来说,能将祖先写入旧有官修正史之中,也是足以光耀门楣的事情。张宗祥所论可能多指民国显要的祖父辈,其实在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之中,我们或可看到更多在民国不那么身居高位的人物,也通过这一管道而汲汲谋求将祖先列入官修的正史之中,达到扬名显亲的目的。若能一一检视这些个案,可以展现民国初年清史修纂过程中一些复杂的面向。透过这些复杂的面向,亦能增进对“过渡时代”中史学转型中以往不那么为人所注意的层面。

  

一、设立清史馆与官修正史的式微

  

   1914年3月9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开设清史馆,延请赵尔巽为馆长,正式开始纂修清史。在大总统令中,表达了设立清史馆的目标:

   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意至善也。维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具备,远则开疆拓土,有关历史之光荣,近则革故鼎新,尤系贞元之绝续。迨共和宣布,让德昭垂,我中华民国特颁优待条文,允彰崇德报功之典。特是记载尚阙,观感无资,及兹文献未湮,征求宜亟,应即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⑤

   此段文字对清代功业颇多赞颂,有些字句甚至颇似臣下歌颂本朝的套语。袁世凯设立清史馆本有网罗前清旧臣之意,故此种宣示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于式枚、缪荃孙等人所拟的开馆办法更是直接表达了颂扬清代功业的意思,谓:“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令之臣,固属前代所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纪载,足以信今传后。”⑥至此,以朝代为单位的官修正史在民国政府的主导之下得以延续,隐含着新成立的民国是继清代而起的一个“朝代”的意味。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经指出,清史馆的成立实际上具有双重的政治意义:“它既表明袁是旧君主制度的继承者,同时又意味着清王朝的最终覆灭。”⑦

   传统史学在中国并不仅仅承载客观描述过去的功能,还兼有道德教化、政治宣传的功用,历代的正史修撰更往往成为形塑现有政权合法性的工具。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在这样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史学说明并论证着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汉代独尊儒术后,史学的功能有所变化,但仍注重记录和传承,并越来越带有守先待后的含义。历史撰述的体制化带来了相应的约束,为野史和传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不间断的正史、相对随意的野史,以及伸缩灵动的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历史知识’。”⑧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与清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样态:官方文书中既否定清廷又否定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评述辛亥革命和革命党的时候,常常使用“辛亥之变”“乱党”等字眼。

   另一方面,传统史学在清末民初的语境中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因为其体例与思路不足以应对变化了的政治局面与社会情势,在史学被视为经世和启蒙工具的情形下,读书人对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有论者曾指出,传统“正史”是一种规范化的“文类”,所以“当一位作者在编写‘正史’时,他知道应该如何循此‘文类’书写,一位读者在阅读此文本时,也因此知道这是一部‘正史’,一种比‘野史’‘神话传说’可靠的对过去之记载。如同文本有其对应情境,文本规范也有其对应的情境规范。‘正史’文类所对应情境规范,便是‘华夏帝国’结构”。⑨既然帝国整体已不复存在,故‘正史’亦已不合时宜。早在1902年,梁启超即提倡“新史学”,以为中国无史,且以旧有的正史为“二十四姓之家乘”。四年之后,梁启超又以其常带感情之笔作惊人之语,在为一本译自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作序时,他直指:

   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庞然塞于栋者非二十四史乎?我谓二十四姓之家乘而已。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我国士大夫嗜古若性命,我国无古之可言也。恫哉!我无古之国哉!我嗜古之士大夫。⑩

   梁启超不认同正史为“史”,主要是就传统正史不能体现“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等等“文明史”的成分而立论。民国以降的新式教科书等文本多承袭梁氏的观念,认为:“上古神权发达之世,则为神史;降而至君权发达之世,则为君史;及至民权发达之世,则为民史。无古今中外,万国同此轨也。”但循此理路,则旧式史籍似乎毫无价值,只可“拉杂摧烧之”。

   清季一直提倡排满革命的章太炎也撰写《哀清史》一文,指责清代统治者严酷的文字狱,毁灭许多不利于自身的史料,将使得清亡后修撰清史时无所凭借,感叹道:“呜呼!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其理由则是“自清室猾夏,君臣以监谤为务。当康熙时,戴名世以记载前事诛夷矣。雍正兴诗狱,乾隆毁故籍,姗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媮窳,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11)至于史著的形式,则官修私撰皆不能惬人意:“大凡纪传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所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氐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淆矣。”(12)持有此观念,故章在文后附有《中国通史略例》,试图以西方史学方式重新梳理排比中国史事,不以官修正史为然。

   以梁启超、章太炎两位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的观念合观,传统正史的命运堪忧。然而近代中国的一大特征是存在着一个或者多个并不同步的“世界”,各个地方因西力介入的程度不同而存在落差,不同年龄与阶层的人群也常常处在不同的思想世界之中。虽然官修正史这一形态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之中,从趋新人士眼中看去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今后需要以不同于正史的体例撰写清代以及从前的中国历史,打破以朝代为单位的编排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主张可以代表全部国人。民国初年,一些群体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仍然相当重视政府所主导修撰的清史。

   在清代修撰明史的过程中,能够被纳入史书立传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便自居遗民,不与清廷合作者,亦视入正史为光荣。以明遗民身份终老的顾炎武在与明史馆诸人的信中也曾希望能将自己的继母王氏列入列女传之中,并说:“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无可以扬名显亲,敢沥陈哀恳,冀采数语存之简编,则没世之荣施,即千载之风教矣。”(13)到了清代中期,能够经由朝廷宣付国史馆立传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王汎森曾经引赵翼的诗句“男儿生堕地,例须一篇传”(14)说明当时能在国史馆有一篇传,是极其光荣的事情,有些子孙甚至将国史馆中的本传依科举朱卷样式刊印,在亲友之间散发。此是清代中叶的情形,辛亥鼎革之后虽然政治文化已经不同,但仍不排除许多人仍将宣付史馆立传视作一件荣誉,而谋求家族中的祖先进入到这一官修正史之中,以彰显家族的荣光。(15)

  

二、宣付清史馆立传的程序与类型


民国初年宣付清史馆立传的一般程序,并无明文所载。据笔者检视当时的《政府公报》等材料中所转录的档案可以推知,当时宣付清史馆立传一般有以下几个程序:(一)由中央或地方主政官员或者绅士提出报告,其中附有提出希望宣付立传者的生平行迹及要求宣付立传的理由。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提交报告人的身份一般而言地位较高,常是一省的主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初的动议是发自他们,可能有更初始的报告由其他人提交给他们,至于其程序和材料,尚待进一步搜求;一般而言,这种申请中有几种不同文本:一份说服总统和总理的申请,一份关于传主的生平的历史叙述,一个具有情节的故事。(二)由大总统进行批示同意与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清史馆     历史书写     民国初年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977.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17年10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