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20-09-06 22:58:42

进入专题: 族群意识   历史书写   民族问题   吕思勉   民国史学  

姜萌  

   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先是批评傅斯年在书写东北族群历史时“隐讳而不能尽言”,后又批评顾颉刚关于“民族”“汉族”等概念不宜使用的观点。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反映出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考察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可知,这三个因素对“民族问题”研究与书写的影响,一直贯穿到当下。在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这个研究主题上,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影响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分析,还有很大的掘进空间。

   关键词:族群意识;历史书写;民族问题;吕思勉;民国史学

  

   一

   1935年3月,吕思勉在《中国民族演进史》“序”中透露出彼时史学工作者在书写“民族问题”时存在着两种取向,一种是作者采取的“忠实叙述”,一种是“隐讳而不能尽言”:

   中国现在就是包含着好几个民族的。诸少数民族,对于主要的汉族,已往的关系是如何?现在的关系是如何?这些,谈民族问题的人,都应该忠实叙述。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本书不取这种态度。

   在吕氏看来,书写中国民族史的态度应该是——“自然当力谋民族团结,但也不能因此而抹杀史实真相”。吕氏此处批评的对象之一,是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证据是陈协恭在为1934年出版的吕著《中国民族史》所撰序言中,有这样一句夹注:

   近人所撰《东北史纲》,因夫余诸国,俗类有殷,而疑满族来自东方,远不如此书诸族本居燕北,因燕国开拓而播迁之说之善。

   在为他人著作所撰序言中明确批评同时代另一学者著作,在学术界并不多见。此序能够刊出,只有一种解释,即这一批评是著作作者认同的。从吕氏自撰的《中国民族演进史》序言及《中国通史》中的一些表述可知,他对傅斯年等人关于东北族群历史的书写,的确是持明确的批判态度。

   在“民族问题”的书写问题上,傅斯年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吕思勉批评的著名史家。几年之后,吕思勉又不点名地表达了对顾颉刚的批评意见。他在《中国通史》的一个夹注中指出:

   近来有一派议论,以为满、蒙等族,现在既已与汉族合为一个国族了,从前互相争斗的事,就不该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恶感。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殊不知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

   众所周知,顾颉刚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考察西北后的感想》《中华民族是一个》等多篇文章提出“汉族这个名词实在不能成立”等观点,呼吁为了加强国族建设,要放弃“中国本部”“汉族”等概念。

   以宽厚持重闻名的吕思勉短时间内先批评标榜“科学史学”的傅斯年不尊重历史真实,后又对“古史辨”领袖顾颉刚的观点提出异议,着实值得关注。思量吕氏对傅、顾二人之批评,可发现一些需要深究的问题,譬如,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人在书写“民族问题”时是否真的是“隐讳而不能尽言”?吕思勉所谓“忠实叙述”是否就是彼时学术界的共识?顾颉刚为何在抗战艰苦时期提出了有关“民族”的概念问题,并引起了一场学术辩论?在笔者看来,这几个问题的背后,掩藏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民国时期存在着一些影响史家研究、书写“民族问题”的共同因素。

   从吕思勉和同时期其他学者的表述中,可以感受到民国史家在书写“民族问题”时,至少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族群认识分差异、概念含义含混和现实需求。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现代族群和历史书写的研究日新月异,在一些议题上不断取得优异成果,如近现代的“黄帝”问题、历史书写与中国族群意识建构的关系、历史书写如何塑造族群认同、中国现代民族观生成等。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本研究的一些方面,但是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概括。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吕思勉的相关批评意见入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概括,以进一步推进对民国史学的认知。

  

   二

   陈协恭与吕思勉对《东北史纲》的批评,重点之一是针对傅斯年有关东北族群起源的推测。为力证“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永久为中国之藩封”,傅氏的作业路径是“始终秉持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来展开其论述,并以‘一源’‘一脉’和‘一事’‘一体’为主线阐释其历史观、国家观和民族观”。文中不仅引用“正史及通鉴”、安特生等人考古“新发见之材料”等阐述论证“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有时行文还会有目的地提示满人与汉人可能“同祖”:

   女真所出之挹娄人与最近中国之濊貊族夫余人异语异文而同人形(见后汉书)。明其种族之大同,或混合之深切。女真语固与汉语不同族,然语言是语言,种族是种族。黄河流域史前世人与东北史前世人既为一类,而为今北部中国人之祖,已如上节所说,今更可以习俗证历代东夷部落与中国为近。

   这种表述固然系为突出东北自古以来即为中国所有的合法性,但并非与傅斯年对中国族群的认识毫无关系。无论是《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还是《夷夏东西说》与《姜原》等研究,都可以看到傅斯年在思考与书写族群问题时对“祖先”与“世系”的重视。在傅斯年的诸多论述中,隐约体现出“一元多流”的色彩,即不否定中国境内各族群存在着“共同祖先”或血缘纽带的可能。

   反观吕思勉,在族群问题上是有“多元一体”倾向的,即他认为中国境内各族群在族源上并不是“同源共祖”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文化的作用不断融合前进,并在日本侵略等现实因素下建构团结的国族。有此认识,吕思勉在书写历史时,往往是以“多元一体”为依归。所以,吕氏虽然在著作中引用《春秋》《史记》等经典,但并不是论证各非汉族群与黄帝有血缘谱系,而是论证“中国民族”是长期文化同化的产物:

   以文化的势力,陶冶、团结民族,而以政治的势力,组织国家,以为之藩卫。我伟大的民族国家,于是乎造成。

   通过上述简单分析可知,吕思勉对傅斯年的批评,或者说吕思勉与傅斯年在书写“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根源在于二人的族群认识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傅斯年在书写《东北史纲》时,未必真如吕思勉所认为的那样,明知有伪却“隐讳而不能尽言”。在中国现代历史书写出现与发展的清末民国时期,恰恰是国人现代族群意识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动的时期。事实上,中国境内各族群的起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清末民国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并对历史书写产生了持续影响。

   1895年3月,严复在《原强》一文中率先触及了中国族群的起源与生成问题。他先是指出,在白人这个“他者”的映衬下,满、蒙、汉人皆是黄种,“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接着又从“同化”的视角指出昔日之“异族”已被同化为“同族”。唐才常在《各国种类考》中虽然认为中国各地人皆“中原一隅之所徙”,皆“伏羲、神农、黄帝支流之曼衍”的现象是“攀附之夸,傅会之失”,但也未明确否定“中国之民”具有共同族源。也就是说,在清末知识精英开始建构中国现代族群意识之始,就已经模糊触及到了核心难题——“中国之民”的族群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中国现代族群意识的建构究竟是以“血统”为凭,还是以“文化”为据?

   在进入20世纪后,由于庚子事变的刺激,原本族群意识还比较模糊的知识群体思想激进化,章太炎等人开始以黄帝为始祖,以炎黄二帝血缘谱系为基础,构建汉人“一元一体”的族群观,将满蒙等北方族群排斥在“中国人”之外。此时出现的汉人“一元一体”族群认识,否定汉人与满蒙等非汉族群具有共同族源,正是中国族群起源“多元说”的最初表现。汉人“一元一体”,意味着汉人与中国境内其他族群没有血缘关系,中国境内各族群的起源自然是“多元”的。只是这种“多元”,与此后梁启超等人主张的“多元”,在终极目的上是有显著不同的。反满革命者的“多元”,是希望将非汉族群排斥在中国之外,梁启超等人的“多元”,是希望构建多族群融合的中国。直到1906年之后,孙中山等人才不断调整,最终形成“五族共和”的新认识,与梁启超的“多元说”逐渐趋同。

   与章氏相反,康有为则是“一元说”的阐述者。他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中针对中国族群的生成及其谱系问题,分从“同祖”“同化”与现实三个角度论说,认为《史记》等典籍表明中国境内各族群皆为“同种”,此后又不断融合同化,最终在文化上同化为一,难以分辨。针对康有为的观点,章太炎进行了逐一辩驳。康章之辨,固然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第一次论战,实际上也是有关中国族群认识的第一次论战。从中国现代族群意识发展的角度来看,康章之辨可以说是“一元说”和“多元说”的第一次碰撞。这种族群认识的分歧,在历史书写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方面,反满革命者通过人物传记、历史教科书等形式,迅速构建了一个汉人的中国史,甚至将非汉族群排斥在中国史体系之外;另一方面,柳诒徵等不赞同反满革命的史家则以“一元说”为指导,从族源问题入手,论证汉满同种同源,中华一体。

   1903年梁启超信从伯伦知理有关“民族”界定的观点(文化而非血统),放弃了“一元”说。在《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1903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年)等文中出现了“多元一体”观念萌芽,认为“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种新的族群认知,对此一时期的历史书写有着显著影响,清末官方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多有“多元一体”的色彩。有的教科书是采用从三皇五帝讲起,非汉族群历史一并纳入,如姚祖义的《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讲述五胡、北魏、元的历史时直言其来自“夷狄”,但突出其被中原文化“同化”的一面。有的教科书则创造概念,以适应“多元一体”叙述的需要,如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以“中国人种”统称中国境内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所有不同族群。虽然有“多元一体”倾向的族群认识经过梁启超的倡导而为很多人接受,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元说”的结束。进入民国后,“一元说”仍然不绝如缕。民国初年,黄兴、蔡元培及黎元洪、姚锡光等人组成的“五族国民促进会”就认为,“五族国民固同一血统、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并希望以此为基础谋求“同化之术”,以造就新时代统一和睦的“一大民族”。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赵玉森编著《新著本国史》、印水心《评注国史读本》等历史教科书,也持“一元说”的观点。

   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群体在族群起源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元说”与“多元说”的分歧。张旭光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对此进行了简略概括:

   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经过五千年之流转迁徙,种种演变,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的。……另一派主张,则谓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于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逐渐循着自然之趋势,陶铸结合而成为今日之一个庞大民族。

经过上述梳理可知,傅斯年与吕思勉在族群认识上的差异及其在“民族问题”书写上的分歧,并不是一个孤单现象,而是一个旧问题的新表现。族群意识是历史书写的基础观念之一,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及评判标准确立的决定因素。因此,族群意识差异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实事求是地说,在族群起源等问题尚未得到科学的结论之前,民国学人无论是支持“一元说”,还是倾向“多元说”,在学术上基本上皆属于推论,都缺少坚实的实证研究支撑。过度纠缠于此类问题,不仅影响历史书写的开展,而且会影响到现实国族认同的建构。有鉴于此,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学者开始采用更加坦然、更加符合学术原则的处理办法——搁置。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就明确的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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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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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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