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云南学者对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14: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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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确立、发展与成熟,农村发展理论也同步确立和发展起来。其中,在农村发展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中,云南学者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大家知道,农村发展理论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体系,研究进入的机构和学者众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完成的课题、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数不胜说。但是,谈理论贡献,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第一次提出,或第一批自圆其说地系统论述或在某一个侧面进行了深入论述。为此,本文不得不对那些诸如农民主体性、农村区域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贸易、农村科技支持等领域非第一次提出或非第一批自圆其说地系统论述,或非在某一个侧面进行了深入论述的机构、学者们的观点、课题、论文、著作等,大规模的割爱。应该声明,现实中绝大多数机构和学者尚不能做到有新的理论贡献,而是重复了别人的贡献,但是只要是受委托进行研究,那对于委托者的需求,也是有意义的。

  

   一、在全国第一次引入试验、推广并本土化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承认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需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其中较大规模接受国际农村发展援助项目的是云南省。随着一批国际援助项目的实施,云南在全国第一次引入试验、推广并本土化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贡献最大的当属国际基金资助的云南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网络,简称云南PRA网络。在云南PRA网络约10多年之后,国际基金组织又资助成立了贵州PRA网络。

   云南PRA网络的骨干人员,由国际基金组织先后援助云南项目提供的奖学金到国外留学攻读农村发展学位后归国的70多位学者承担。网络通过咨讯、培训、项目评估等形式,在引入试验、推广并本土化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于,如国务院扶贫办、农业部、环保部、全国妇联等中央和国务院机关主持的国际援助农村发展项目,都聘请他们做专家。

   那么,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是个什么样的理论与方法呢?

   所谓“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是在外来者(学者、志愿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发展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理论、方法与实践活动。

   从来源上看,PRA是从RRA发展而来。所谓RRA,即农村快速评估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适应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官员,急需了解项目区情况而兴起的一种调查方法。它吸取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测量绘图学、数学等的方法,例如关键信息人访谈、村民会议、问题矩阵分析、分类分析、观察绘图等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调查方法。实践证明,RRA对于外来者来说,确实能够较快地获得项目区的第一手资料,以适应援助项目之急需。但是,由于RRA方法中当地村民没有或极少参与,处于被动接受调查的地位,因而在许多时候向外来者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完整,特别是有不少项目区村民对外来者实施的具体项目不感兴趣,更不积极参与,使许多国际援助的发展项目最终归于失败。

   在深刻反思RRA的基础上,国际项目官员特别是发展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落后地区农民同样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给予一定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等观点,把调动当地社区特别是村民积极参与作为国际援助项目成功的重要标准,摆在了优先位置。这样,当地村民不参与的RRA,就自然地发展成为PRA;由外来者只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随之改变为着眼于与村民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亲密的关系、充分相信村民的能力、注重外来者与当地村民的相互学习、由村民为主体实施项目。由此,PRA也就形成了四个理论前提:一是农民特别是穷人与城里人一样,也是聪明的、勤劳的,他们之所以处于落后、贫困,主要是社会没有给予他们与城里人一样的发展机会;二是广泛的参与是发展项目所制定的计划能够产生效益、并使当地村民公平地受益的保证;三是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和稳定持续的经济、政治及生态系统,是改善经济和环境的基础;四是通过社区自我管理途径和活动,可以实现真正扶续的自我发展。

   根据以上的理论前提,PRA常用工具主要有:关键信息人访谈、半结构访谈、社区村民会议、参与式制图、村社历史图系(大事记)、季节历、问题矩阵排序、性别分析等。

   受国际组织委托,泰国清迈大学的乌莱旺教授、菲律宾乡村改造学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的教授多次到云南举办PRA培训班,我曾有幸多次参与。对于国际专家不厌其烦地讲解、手把手地演练的教学方法与精神,由衷地佩服。

   据我所知,云南学者不但认真学习和运用PRA,受益匪浅,同时在运用中也发现PRA的缺陷与不足,至少有以下方面:一是由于PRA过于讲求方法与技巧,而许多方法与技巧又过于繁琐,因而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经费多,基本上是在国际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应用,这是因为国际项目往往安排了充裕的PRA经费;而在中国政府的项目、企事业团体的项目中,由于经费不多,因而很少推广;二是在方法过于繁琐的情况下,许多使用者如遇激励与监督不足就往往偷懒,造成了获得的信息也缺乏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准确性,致使PRA的推广者、使用者们在中国非PRA的其他专家面前特别是政府官员面前,觉得腰杆硬不起来,反过来他们往往埋怨政府官员“愚不可教”,这就不能不与PRA本意中的尊重与相信他人的“真缔”相悖。

   此外,PRA方法中的半结构访谈,不但至今尚无统一的权威的定义解释,而且使用不当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信息。这是由于:第一,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或者访谈者不具有当地被访谈者的知识,特别是村民们常用的语言词汇,那么就会出现被访谈者要么是不懂访谈内容,要么是无词语可用;第二,中国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特殊风俗习惯与传统,与外来者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与距离;第三,访谈者与被访谈者若是异性,则往往无法访谈;第四,访谈的时机与场合如果不适合,被访谈者往往产生出不理解乃至反感、逆反心理;第五,访谈者如果提出诱导性问题,使被谈者不得不“顺杆往上爬”;第六,中国当时的PRA专家基本上都是年纪青、阅历浅的专家,个别人在访谈过程中不会甄别真假信息,更不会测谎。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PRA使用者又过于迷信当面访谈的真实度,也就不能不使其在现实社会中因获得虚假信息、残缺信息、肤浅信息而处于尴尬地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PRA年轻专家现在都已成为所在单位的挑大梁者,经验积累丰富了。

   云南学者在农村调研时,成功地把PRA方法与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探索出一种既发挥PRA与问卷调查各自的优势,又达到简便、快速、准确获得大量信息的方法。这一方法的要点是:调研组进村后,在召开的村民大会上讲解调研的宗旨与要求,在分几个小组进行问题诊断、主要问题矩阵分析、资源利用图绘制等基础上,由调研组成员分别邀请了3—4户农户在一起共同填写问卷表,让农户在填表中对重要内容互相讨论、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从而使每份问卷表的填写在时间上比单个农户填写节省了一半以上,而且填写的准确性大大增加。

  

   二、在全国第一个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并本土化社会(区)林业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区)林业是1980年代后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理论。1992年,云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袁德政、郑宝华和东南亚研究所的于小刚合著《社会林业学概述》(内部印刷),为全国第一本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并本土化的著作。

   与此同时,由国际基金资助,云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和省林业厅长江防护林办公室联合主持的云南社会林业项目在昭通、姚安和宁蒗三个项目点实施,成为全国最早开展的社会林业项目,也是全国第一次引进国际上社会林业(即农户林业)先进的理论与方法的行动与研究项目。

   所谓社会林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村民自己的林业。社会林业与传统林业管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理论指导思想上相信不相信农民愿意管理、能够管理和可以管理林业。社会林业强调当地村民需要而且也能够从森林等自然资源中获取他们家庭生产生活的收益。例如,在政府政策允许下砍伐商业木材、从森林中采集非木材林产品出售等;而且,当地村民也都喜欢并栽种适宜当地立地条件、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效益的树种,而不是有的政府官员头脑里那种村民“不愿意栽树”、“不愿意保护树木”、“不会保护树木”等认识。从哲学的观点看,当地村民所喜欢栽种的树种,主观上是满足自己家庭生产生活需求,追求的是经济效益;但是,只要他们栽树并管护好这些树林,那么客观上就产生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是两种效益的有机统一。显然,社会林业是对于我国长期来实行的政府林业的一种改进。

   这里有的小故事。德国政府分批援助中国15个省、市、区造林项目,每个省市区额度都是2000万马克。云南省德援造林项目排在第一批,前期与启动后的评估由云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评估组承担。我们在写评估报告时当然把推广应用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作为建议之一。后来听说,四川省的德援造林项目的建议书,德国专家连续几次都不给批准,四川省林业厅的承办人员很纳闷,不明其理。后来当国际基金官员点拨、并把我们的评估报告送给他们看,当他们认真阅读云南的评估报告后豁然开朗,原来没有把推广应用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写进去,于是马上加进去,德国专家便顺利通过了他们的项目建议书。

  

   三、在全国第一个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并本土化社区共管自然资源的理论与方法

  

   相对于政府一家管理森林、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水、草原等自然资源,自1980年代起,国际上流行当地社区共同管理,简称社区共管。

   云南是第一个引进并试验示范、推广并本土化社区共管自然资源的理论与方法的省份。1995年12月8日,中国第一个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云南省保山市芒宽乡白花岭村成立。

   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有两个特殊条件是其它地方学不到的:一是受到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国际专家会费的资助,如果资助没有了怎么办?二是百花岭村是观察候鸟迁徙停歇地,每年吸引了3万多名观鸟爱好者来拍摄,2017年为村里带来的收入达10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突破1万元,其中最多的1户年收入超过20万元。其它地方显然没有这样条件。

   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的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中国云南省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YUEP),建立的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自然资源共管组织,而当地县、乡政府林业局、保护局等机构官员则参与到社区自然资源共管组织中,以平等身份与村民委员共同讨论管理好本社区内的自然资源,并协调好社区内的各种关系,及时解决各种矛盾、冲突,成为村民与政府部门交流、沟通的平台及机会。

社区共管的职责可以概括为:以村民为主体、以当地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社区各利益相关者,对社区内自然资源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及生物多样性,共同作出决策,共同制定规划,共同开发利用,共同实施管理,共同进行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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