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7年来从省委宣传部调来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后改为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在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我和我的同事牢记使命，勤勉努力，为省委省政府决策当好咨询参谋。其中由我执笔的研究报告被省委省政府领导先后批示、题词、作序、转发93件。
一、把研究对象定位在为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大的、战略性的、全局性问题
（一）建议确立社科院的研究定位
1989年，省政府确定5个单位为决策咨询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后改为南亚研究所）和农村经济研究所被列入，分工是侧重于带有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另三家决策咨询单位即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发展研究中心、省政府研究室、云南省计委（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负责带有及时性决策的研究课题。
当然，社科院的研究定位也不能放弃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强调在实践中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以理论指导研究，做到有所创新，并和高校、党校的研究相区别。
（二）多方面协作完成交研的重大课题
早在1986年8月，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郭正秉调任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同时带来省政府两大咨询研究课题：云南省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和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这是云南省政府第一批立项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省社科院成立后第一次承担省政府下达的重大研究课题。为弥补多学科研究力量之不足，两个课题组诚恳邀请省级党政机关、高校有关专家学者加盟，共同攻关。如我为副组长的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就邀请省扶贫办、省政府办公厅、省计委、省民委、省科委、云南农业大学等有关人员，共用组成课题组。
1990年，省政府又下达、由我牵头组织完成《云南省发展战略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昆明版），为云南省第一部研究省级综合型、全局性发展战略的课题。成果包括我执笔的总体研究报告和其他研究者执笔的15个部门、行业研究报告，齐康先生整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省理论界关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综述”。课题组归纳的云南省情特点是多方面的多层次性，即除了自然地理多层次性，还具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多层次性，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人口素质的多层次性，精神文明建设的多层次性等。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开发理论，二是在富民兴滇的基础上为国家多做贡献，三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总体思路是富民兴滇升位。设计的战略目标，是在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同时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抓好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把云南建设成为农业、科技、能源加工和边贸主导产业突出、全方位开放的边疆省份。
2009年12月，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又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受到当时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与批示，要求把我们的建议纳入当时正在编制的五年规划之中。
（三）较早提出进一步加快建设昆明及滇中经济区
我在1990年的《云南省发展战略研究》中，对于全省发展战略布局，依据优势互补、平等竞争的战略产业布局原则，一是不同意当时全国流行的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的反经济规律的主流观点，提出急需做大做强昆明中心城市，二是高度重视滇中经济区建设的建议，把“昆（明）曲（靖）东（川）玉（溪）楚（雄）开发区”“率先建成经济发达，社会进步，辐射能力强的富裕文明区域”等。15年后的2006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决定，把以昆明为重点的滇中地区，发展成为全省经济的核心区和对内对外开放的中心。
2006年，我在主持省发改委“十一五”规划前期重大项目研究招标课题“云南省城乡统筹及加快推进城市化研究”（载我主编同名著作，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8月北京版）时，列专题对过去“严格控制昆明市城市建设规模”的方针，进行了反思，由宣宜研究员执笔写成专题报告，详细罗列了这种控制带来了一系列苦果，建议坚决纠正。
（四）最早一批提出沿边金融开放
1990年代初，省政府时任副省长李树基几次讲话要求交通银行在云南扩大业务。交通银行昆明市支行郑孝仁行长经比较，亲自登门社科院，诚恳邀请帮其研究。受其委托，我联络省金融研究所、人行云南省分行金融管理处、人行昆明市支行联合组成课题组，于1992年5～9月，主持进行了《云南省扩展交通银行业务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经云南省人民政府认可并致交通银行总行决策实施。我执笔的总报告和专题报告《交通银行作为沿边改革开放试点行研究》后收录于我的论文集《云南经济发展探索（第二卷）》（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9月昆明版）。当时建议，一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从边境到内地的硬通货地位（2010年后我又进一步提出建立“人民币区”）；二是在边贸口岸特别是对方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三是实行国际通行的金融信贷办法等。在我提出沿边金融改革开放试点建议20年后，2012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请示设立云南沿边金融改革开放试验区，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正式启动，云南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二、就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提出咨询报告
作为省政府的决策咨询战略研究单位，社科院始终把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决策需求凡在第一位，想之所想，急之所急。
（一）对金沙江、南盘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保护进行研究
1990年代初，当我听说当时的省长和志强曾要求对金沙江、南盘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保护进行研究，并无机构与研究人员响应时，我即申请，于1991年5月6月先后得到批准。由我执笔的金沙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保护咨询报告提出：“金沙江干热河谷自然资源的‘聚宝盆’，是云南省经济乃至祖国西南经济的巨大优势”；建议采取“电水先行，治垦并举，内外联合，综合开发”的方针；贯彻“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合理布局，分布实施”的原则。和志强省长对我们的研究报告非常满意，欣然题词“变今日的干热河谷为富饶的绿带，造福子孙后代”。南盘江是珠江上游主源，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马雄山南麓，流域区是云南省内开发最早、经济社会最发达地区之一，由于长期不适当的开发，流域区既存在开发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着急待治理的问题。由我执笔的总体报告提出对策建议中，提出了四大观念更新，即把各业均衡发展更新为优势产业倾斜发展，把消极的保护开发更新为‘有水快流’，把保名牌更新为创名牌，把环境保护执行国内标准更新为执行国际标准。课题成果分别由香港经济文化出版社1992年12月和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三）主持云南省年度发展报告“蓝皮书”
2000～2002年，我连续三年组织我的同事，研究、编写并出版了年度《云南省经济发展报告》。2002年后，社科院当时的院长纳麒教授决定在全院推广经济蓝皮书作法，增加编写社会、民族、南亚东南亚等发展蓝皮书系列。《云南蓝皮书》系列一经推出，即成为云南省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品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2003年，我还组织编写了《2003～2004年云南生态情势报告》和《2005年云南灾害与抗灾防灾报告》。
在2001年经济蓝皮书中总结上年经济发展状况时，对于当时出现的相对乐观和相对悲观两种看法，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认为，过去的一年经济发展尚属平稳，并未出现影响全局的重大状况，因而建议全省经济发展速度的判断应该与上年持平，当由我执笔的研究报告（载赵俊臣主编《2000年云南经济发展报告》，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1月版）报省委后，当时的省委书记令狐安2001年元月10日批示：“此报告下了不少功夫。在年终统计部门数字出来后进一步核准，送有关领导、部门、地区阅研。总的形势分析、利弊估价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但有些题目、有的问题、有的原因不够深入，文中涉及的9个薄弱环节及矛盾中的若干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化研究。总之，读了之后还是感到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对省委、省政府决策有很大帮助。建议省委工作报告和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在修改报告时认真参阅。”
（三）轻型汽车有可能成为全省一大支柱产业
1980年代，胡耀邦决策西南四省五方合作引进并生产日本五十铃N系列轻型货车，云南分工驾驶室总成和总装3万辆，实施中碰到不少困难。1989年，我的研究报告《轻型汽车有可能成为云南省“两烟”之后又一大支柱产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云南社科研究要报》1989年3月5日第6期），当时的省委书记普朝柱批示：“转志强、朱奎同志阅。有一些观点和想法是好的。”不久我又写出《云南省五十轻型汽车项目面临再次决策的重要关头》，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993年《参阅资料》第七期全文印发，后省委、省政府以“九三工程”为名支持轻型汽车的发展。
此后，我又写成《云南轻型汽车工业发展成为全省骨干财源研究》（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1993年第2期），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我的观点。遗憾的是，我当时曾对云南五十铃项目提出上中下三种方案：上策是加入日本五十铃公司，成为其分公司；中策是加入韩国现代公司，当时企业正在和现代集团谈判；下策是加入吉林一汽。结果决策层没有采纳我建议的上策，而是加入了一汽（据说与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是从吉林来的有关），变为了今天的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至今生产经营状况没有大的突破，错过了国内汽车与国外超级跨国公司合作与引进的大发展机遇，反而被没有列入国务院计划的江西省江铃轻型汽车超越。
三、就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问题组织力量攻关
（一）云南林业“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落后状况亟待转变
云南省是国家四大林区之一，长期来存在着森林资源丰富、木材加工业和非木材业弱小、林业价值高但没有形成富民强县强省的产业的状况。为此，我和西南林业大学的赖庆奎教授、罗明灿教授、李娅副教授联合攻关，写成了《云南林业“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落后状况亟待转变》，报省委后，省委书记陈豪2016年12月27日批示：“此问题值得重视，如何变大资源为大产业，事关云南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经济发展问题，请祖林同志并林业厅等部门认真研究。”张祖林副省长2017年1月3日批示：“请冷华同志约请赵俊臣老师交换意见，落实好陈书记指示。”2017年3月10日，云南省林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谢晖及相关处室、事业单位领导，约请我和西南林业大学赵乐静副校长、赖庆奎教授、罗明灿教授、李娅副教授及院经济所董棣研究员等10多位专家，就怎样改变云南林业“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落后状况进行座谈，形成了共识。
（二）金融机构资金外流问题
云南省长期来上上下下都在为建设资金缺乏而发愁，至今招商引资仍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紧抓不懈的工作。然而，人们忽视了省内金融机构有大量资金贷不出去的问题。据统计公报，云南省存差（当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1990年为16.9亿元，1995年猛增到262.5亿元，1996年又增加到345.1亿元，1999年再增加到430.4亿元，2001年更增加到606.2亿元。我的研究还发现两个逆向流动：一是西部贫困地区内的金融机构吸引的大量存款因贷不出去，而不得不将其拆借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上存”到各银行总行，各银行总行再存入央行（吃利息），由央行再贷款给发达地区；二是西部贫困地区内的金融机构的另一部分存款，则流向了区域内的大城市、重点工程。2002年，我撰写《云南省内金融机构存贷款存差已到了十份严重的地步》（载我主编《2002～2003云南经济发展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昆明出版），报省委后，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学仁2002年12月18日作出批示：“送映萱同志阅示。”程映萱副省长批示：“复印送请人行成都分行昆明监管办、人行昆明中支行及各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省计委、经贸委参阅，并请各行认真研究文中提出的我省（各行）存差越来越大，既直接影响了银行自身的效益，更制约我省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需求问题，请省计委、省经贸委经常性的组织筛选一些备用项目，供各银行选择。”
（三）进一步加强昆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2021年筹备与迎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昆明世界大会之前，与吴淤松、李娅合作《进一步加强昆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云南林业经济研究智库建言献策2021年第22期），发现昆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多年没有进行全面系统地本地调查，家底不清；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需要重新修订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某些不甚科学的城市建设规划，已造成市区灾害难消；城市建成区范围急剧扩展，造成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没有跟上；滇池生态服务功能的恢复仍然任重道远；城市绿化引用外来树种较多，潜存着生态风险；昆明乃至云南已成为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重灾区”之一等，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若干对策建议。时任省委书记阮成发2021年5月25日批示。
四、把省内的研究与行动总结上升到国家层面
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具有两个互相联系的特点，一是注重实践，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这源于许多课题组成员不但是专职研究人员，而且还是发展项目的行动人员；二是注意把云南的实践总结上升到国家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曾参与或主持多个国际组织援助的农村发展项目，逐步形成了以下理念：一是处于自然保护区的贫困周边村民，社会和地方政府必须先让他们获得温饱，才能动员他们主动参与保护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二是在扶持贫困者的众多措施中，成效最好的是小额信贷扶贫到沪；三是作为现代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己所有、自己管理、自己受益的村基金，是我国有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把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是“村民包括穷人有旺盛的金融需求，有自己从事金融的能力，有较强的金融信用”。
为验证这些理念，我和我的研究团队2000年申请成功并主持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中国的第一个中型项目“中国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YUEP）”，在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乡（后并入宝华镇）和临沧市云县后箐彝族乡的48个村，设计并试验参与式社区共管自然资源、以村民自主管理和小额信贷为特征的贫困村基金等，获得成功。根据这一试验所验证出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不但有金融意识，而且很强”的观点，是对现有“贫困者愚昧、素质低”观点的纠正，这对于扶贫攻坚、乡村振兴过程中把农民作为主体，提供了理论基础。
之后，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还抽出不少精力，在全国绍介和推广这些理念：
一是重要会议推介。如，由我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办事处，于2004年9月9日在北京新大都酒店召开“中国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国际推介研讨会”,分别由我、罗荣淮研究员、宣宜研究员、宋媛研究员、张体伟研究员、乔召旗博士、托马斯?于意儿教授、提姆?莫孟德教授、乌莱旺?泰其涌教授作了主题报告，介绍了经验。2007年3月8日，我应邀在国家财政部召开的“中国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管理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
二是内参呈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内参《经济动态》2004年10月15日出版的第223期“贫困地区解决农户资金缺乏的一个探索”，上报中央参阅。
三是重要媒体报道。如：人民日报2004年11月9日发表该报记者黄晴的采访文章“保护自然的山乡社会实践——记联合国援助云南YUEP项目”，人民网同日转载；中央电视台12频道“西部新闻”分别于2004年10月9日以“云南生态保护项目创出新模式”和11日以“云南：村民成为生态环境监测主力军”，播出报道；上海电视台“经济观察”2005年4月24日播出记者采访YUEP项目，时间为29分钟；南方周末2005年3月3日刊载记者邓瑾女士采写的政论性报道《沙乐乡的小额信贷》。云南日报2004年1月7日、春城晚报2004年1月6日、工人日报2004年2月14日分别发表YUEP项目消息。
四是重要期刊发表理论总结文章。如《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2004年第23期：赵俊臣、宣宜《贫困农户为什么欢迎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中国改革 2005 年第11期:赵俊臣《靠谁管理社区,靠谁保护环境——一个成功的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共管组织案例》；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赵俊臣、罗荣淮：《贫困村民的民主意识为什么这么强? ——YUEP 项目试验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共管组织的案例》；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赵俊臣：《社区村民共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模式创新——以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绿色中国（理论版）2004年第10期（3篇）：罗荣淮《以社区村民为主体的自然资源共管》，宋媛《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宣宜《村民为主体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林业经济2006年第9期：赵俊臣、乔召旗《西部农村基层新型社区组织的经济学思考》；生态经济2007年第5期：程勤《社区村民保护生物多样性模式探索——YUEP项目村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经验分析》等。
五是项目获奖。由我主编的项目丛书6本获云南省人民政府 “2005年云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项目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亚太地区项目二等奖；项目外国支持专家乌莱旺?泰其涌教授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05年度外国专家彩云奖”。我的同事宋媛研究员、罗荣淮研究员分别获中国银行业协会和花旗集团颁发的2006年、2008年“中国微型创业信贷员奖”。
令我欣慰的是，我们2000年开始试验贫困村基金，事隔6年后，2006年国家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在全国推行贫困村村基金。
五、为云南培训急需人才
（一）县域发展战略研究试验、总结与培训
1980年代初，国家开始重视发展战略研究，云南是全国最早开展县域发展战略研究与编制的省份。当时流行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编制五年计划的方法，与市场经济不符；另一种是系统工程方法，可惜的是只流行了两三年便销声匿迹了；第三种是由云南省社科院原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怀渝研究员在主持云南省华宁县和禄丰县发展战略研究时开创的方法，即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战略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域情分析要寻找优势、发挥优势、避开劣势；指导思想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主导；项目要突出重点，有所倾斜；对策突出人才、资金作用。由于张怀渝研究员主持的发展战略研究，获得了巨大成功，随之成为云南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的典范，至今全省研究省域、市域、县域发展战略均通行这种方法。
我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除跟随张怀渝研究员研究外，又曾和当时的院长郭正秉、所长袁德政共同主持的“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及研讨班，讲授战略规划的特点。为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我编撰了专著《县域发展战略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版），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县域发展战略学的理论体系。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求是杂志原总编辑王天玺在为本书作的序言指出，本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对“县域发展战略学的研究对象、产生根源、战略依据，战略特征、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对策等主要构成部分”，“进行逐一地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二是“在构筑理论框架体系的同时，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的经验，筛选出简便可行的方法，作到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
（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培训
1997年初，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学仁针对扶贫中资源难以送达真正的贫困户手中的问题，经考察决定引进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扶贫到户（GB）模式，在全省的25个贫困县的25个贫困乡试点。我根据要求，组织同事们承担了三项任务：
一是由张松副研究员代省政府起草了三个文件：《云南省小额信贷扶贫管理（试行）办法》、《云南省小额信贷扶贫财务管理（试行）制度》和《云南省小额信贷扶贫会计（试行）制度》，俗称“两办法一制度”。之后，根据试行过程中的经验，两次进行了具体修改，从而更加符合实际。
二是负责两个乡的试点指导,形成的评估报告，如穆文春的《云南省小额信贷扶贫机制问题分析及完善建设》（载《经济问题探索》1998年第1期）；董棣的《云南省小额信贷扶贫中组织与运作机制研究》（载《云南学术探索》1998 年第5 期）；何耀华、赵俊臣、胡正鹏、穆文春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在云南的成功实践》，（载《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就小额信贷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扶贫攻坚的地位与作用、承贷对象的识别与选择、监测与评估、运行机制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三是编撰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培训教材，负责全省连续5期培训班的教学工作，除我和我的团队同事授课外，还邀请第一个引进孟加拉国小额信贷GB模式在中国试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国务院扶贫办何道峰等来讲课。后来，培训教材以《小额信贷：扶贫攻坚成功之路》，由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一版、1998年11月二版。省委原副书记王天玺同志为本书作序。承蒙全国著名反贫困专家陈吉元、刘文璞、牛若峰、康晓光、汪三贵及戴治坤、李国华等，分别在《光明日报》、《云南日报》、《云南社会科学》、《云南经济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评价文章。
（三）省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培训班
为了在云南省全面推行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经当时的省委组织原部长孟继尧批准，我和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林涛合作，连续举办4期“云南省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培训班，对全省县一级领导干部进行了理论与操作方法的轮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