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强:亚洲宪法中平等权规范的社会性别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0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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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强  

   摘要:  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继女性主义法学之后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如何运用社会性别的观点分析法律和宪法,即发展出社会性别法学方法论则是一个未竟的课题。从宪法史来看,宪法文本经历了一个从性别中立到性别化的变迁。强调社会性别,突出妇女保护,推动性别平等成为现时代的普遍特点。在此一背景下,深化法律和宪法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成为可能。在评介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亚洲,运用已经于2012年翻译为中文的46个国家的宪法文本,从性别平等与妇女保护、妇女在宪法中的形象、宗教对妇女的影响以及推进性别平等的机制等四个方面,对这些国家宪法文本中的平等权规范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亚洲宪法的平等权规范在面对妇女问题时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这一方面体现了比较宪法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亚洲国家加强妇女合作的可能。

   关键词:  平等权规范;性别中立;社会性别分析;妇女保护

  

   在女性主义法学(Feminist Jurisprudence)[1]日渐成为法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之后,如何深化这一议题,并将其引入部门法的研究,就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方法论的变革,即运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观察法律,并形成完整的方法论,则是深化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重要推手。在这方面,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的凯瑟琳·巴勒特教授(Katharine Barlett)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她将女性主义的法律方法总结为提出妇女问题、推断女性主义的实际和提高社会的觉悟等三个方面。[2]至此之后,细分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变得日渐重要,例如出现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方法论[3]和女性主义国际法方法论[4]等。

   与此同时,随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确定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以来,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法学分析方法,则成为女性主义法学继续发展的可能路径。可以说,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 of law)作为一种新的法律方法,正在形成。[5]以此为基点,研讨宪法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并将其运用到宪法学中,即对宪法文本进行研究,则可能具有实验性意义。

   为此,本文以《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6]翻译的46个国家(不包括巴勒斯坦)的宪法文本为基础,通过一定的分析框架,围绕平等权规范[7]进行阐述。通过分析宪法文本背后隐含的性别特征,描述亚洲宪法中的社会性别观念,揭示性别平等的运作机制,扩展人们的宪法认识。

  

一、被忽视的前提:社会性别的宪法化历程

  

   大约在2008年,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的两位研究生劳拉·卢卡斯(Laura Lucas)和泰伦·马克思(Taryn Marks)发起了“妇女和宪法计划”(The Women and Constitutions Project)项目,旨在通过调查当前世界各国现行宪法中的妇女保护条款,识别出一些共同的分类,弄清楚这些条款的起源。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她们收集了目前有效的各国宪法,还收集了若干辅助立法材料,如制宪资料等。在一篇论文中,卢卡斯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社会性别在宪法中有意义吗?[8]她检视了加拿大和哥伦比亚两国的制宪实践,发现了社会性别宪法化的现象,不过其并未没做过多论证,这样就可以在她的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

   众所周知,成文宪法的历史是从1787年美国宪法开始的。若通篇阅读它的英文原稿,即1787年9月17日签订时的版本[9],会发现凡是在出现“人”的地方,一般都是用“citizens”或者“person”,而没有使用“man”或者“female”。即便是在1868年通过的第十四修正案中,用的也是“person”。真正迎来革命性变化的是在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宪法文本才出现了“sex”。[10]可以说,美国宪法经历了一个从性别中立到强调性别的变迁。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性别中立的宪法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并没有妇女的身影,而是出现了55位男子。[11]那时在世界范围内,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因为直到1893年,新西兰才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让妇女享有投票权的国家。即使如此,她们仍然就立宪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1776年3月,在《独立宣言》即将出台之际,艾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给她丈夫(约翰•亚当斯,马萨诸塞州宪法的起草者),说:“记住妇女吧,并且比你的先辈们更加慷慨和更加友好地对到她们吧……不要把没有限制的权力交到丈夫手中,否则所有的男人都会变成暴君。”再后来,在围绕批准新宪法的争论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梅尔西·奥蒂斯·沃伦(Mercy Otis Warren)于1788年写了一本反联邦党人的小册子《新宪法、联邦和州制宪会议的观察》,认为新宪法缺少权利法案,宪法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央集权制的贵族制,而不是共和制。[12]

   但是妇女的这点微弱的声音在当时的男权世界中并不足以产生波澜,因为在18世纪晚期,即便是男人之间的平等,也算作是新的和激进的思想。人人平等,首先是男人平等,与近代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紧密相关。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他们在政治上要求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启蒙运动借助于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不断宣传人人平等的理念,并鼓动了人们的平等热情。例如,卢梭在他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中反复强调: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这是合乎人天性的。启蒙和思想家以自然权利说为出发点,论证了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封建剥削制度的极端不合理,封建社会的“宗教、自然观、国家和社会学说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13]

   男人之间的平等尚未完成,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却在工业革命的到来之后不断强化,这也是就哈贝马斯(Habermas)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公私领域的分野。他认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4]公共领域本来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害,从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建立缓冲地带,但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概念本身被区分为描述要求和规范要求,私人家庭不会受到国家的干涉,但妇女却受制于这样的领域,而生活在公共领域的男人就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对私人家庭领域的歪曲描述。真实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国家对家庭进行了直接的干涉;男性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有便捷的通道;而妇女要广泛地进入公共领域就比较困难。[15]

   公私领域的划分强化了男人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妇女也并不就是被动地忍受,而是在蛰伏、并寻找抗争的机会。和美国制宪同时,法国处在大革命期间。由于男性平等、平等的代表权和男人之间的自由等观念在社会上不断传播,妇女也开始用它们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她们也在讨论:未来的宪法是否要规定妇女权利。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发表了《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她用“woman”和“female”代替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man”和 “male”。在第11条中,她还增加了妇女的生育自主权。在附记部分,她发展了一个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契约形式,并认为隐藏在契约条款内的部分,可以有效用来主张妇女的婚姻平等权。[16]

   德古热的分析建立在将妇女纳入社会契约论的一般理论框架中,显示了性别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不久,即在1792年,英国的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一书,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全面主张[17],它为几十年后到来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在19世纪的美国,妇女将自己的屈从地位类比为受到英国压迫的美国,她们进一步将自己比作奴隶。很多妇女是积极的废奴主义者,而很多废奴主义者也成为了妇女权利的主张者。[18]在反抗种族压迫的斗争中,女性深深感受到:女性要获得解放,必须组织起来争取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

   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就这样悄然展开,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格里凯姆姐妹(Sarah M. Grimke and Angelina E. Grimke Weld)这些女性积极参加废奴运动,但是她们在社会上经常抛头露面而遭受非议和排斥。1840年,去伦敦参加国际废奴运动大会时,莫特和斯坦顿被大会除名,仅仅因为是她们是女性而被剥夺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权利,这引起她们的极大义愤。于是通过她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一届女权大会于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州的塞尼卡富尔斯(Seneca Falls)召开,它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兴起。在这次会议上,斯坦顿起草的大会《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机智地套用了杰斐逊《独立宣言》的结构、词句和语气:“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不言而喻,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男人对于女人进行不断的伤害与篡夺其权利的历史,他们把建立一种绝对的暴君统治作为直接目标……他从不允许她行使她的有效选举权……他在婚后从法律上剥夺了她的公民权利。”大会宣言毅然把人生而平等视为两性共享的天赋人权,为美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其主要奋斗目标在于解放妇女,使其获得政治权利。[19]

   事实上,这次会议对当时的美国社会影响较小,但却潜在地孕育了后来变革的力量。19世纪中期,大约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社会可以化约为两级空间:黑人和白人,奴隶和自由人,民主党和共和党,公域和私域,以及主人和妇女。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看来,特别是就塑造分隔领域的基督教和启蒙修辞的观念而言,男人是公共的角色,是“造物主”,而妇女只是被上帝缔造的低等生物。虽然说妇女在生理上存在劣势,但是她们对家庭领域的事情也有管理权,也被认为享有作为共和国母亲的微小“权力”。尽管公私分隔造成了19世纪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妇女也在公共精神的影响下超越她们作为家庭主妇的界限,主张她们因为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从而可以胜任公共生活。不过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不再仅仅强调道德的优越意识,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性别自身的建构和表演上。通过舞台艺术和身份表演的转化,妇女问题持续地转变为妇女运动。与此同时,社会对女权运动又是反动的,他们让妇女明白所谓的表演不能是政治性的,妇女的角色已经写就了,任何改良或者修正都是不允许的。[20]

   南北战争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妇女的地位。如1890年到1990年间,工厂中的女工数量增长得快,它比出生率增长都快。到1910 年, 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人数约九百万。[21]而社会的发展,也将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学校、幼儿园,纺织厂、制衣厂、制皂厂和快餐业的出现,大大减少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育儿和家务劳动职责。再加上节育运动的推广,妇女过去承重的生育负担也减轻了,从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可见这一变化:美国的人口增长率1820—1880 年为26%,1880—1890 年为24.9%,1890—1900 年为20.7%,1900—1910 年为21%,1910—1920年则骤降至15%。[22]

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再加上女权运动的发展,终于推动了1920年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这不仅在联邦范围内确立了妇女的选举权,而且让美国宪法也和社会性别联系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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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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