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农研室”的演变——九号院里的机构改革故事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2018-11-24 01: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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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1987年秋天,党的十三大后,九号院里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发生名称变化,变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前边冠名从“中央书记处”变成了“中央”。这个变化起因于高层决策体制演变,具体说是中央书记处职权改变,而与九号院内部无关。

   对于九号院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感受的变化,“农研室”的名称变化,远远没有后来“农研中心”名称变化感觉明显。事过三十年,旧同事闲聊此事,有的甚至没有印象。但是,对九号院来说,进入1980年代后半期,准确些说从1985年秋天以后,高层的政策制定进程,甚至机构内部氛围,都出现了异样。改革情势变得复杂起来。

  

   第五个一号文件的产生

   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五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从内容来看,前四个文件都有重要的政策突破或政策创制,第五个即1986年一号文件没有新的重要政策推出。但这个文件却有特殊重要性,其形成过程也另有曲折。

   1985年11月26日,在京丰宾馆,杜润生召集九号院领导层和部分省市农口领导人会议,讨论来年农村工作文件起草。杜润生开场说:“原来说不出一号文件了,但中央要出,是否还叫一号文件?”这句话的背景是,1985年1月一号文件发出后直到秋天,九号院没有想法继续起草1986年一号文件。在8月3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由万里提出,会议要求准备新的一号文件。九号院于9月上旬组成起草组,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初稿。然后,11月26日到12月4日召集了部分省的农口负责人讨论修改初稿。这段话就是这次会议的开场白。

   关于文件内容,杜润生说:“关于明年文件主题,有各种说法,各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又不能都写上。”杜润生谈到了关于文件起草的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文件主题是巩固、提高、完善、落实。”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已经没有什么重大举措可以出台了,下一步重点就是贯彻好已经形成的政策措施,所以新文件的定位应该是“巩固、提高、完善、落实”。杜润生谈到了另一种不同意见:“有的说,这样太消极了,应该深化改革,提高生产力。”杜润生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从农民需要出发,希望明年干什么,要抓住农民要求。现在农民对形势不满意。”杜润生这里说的农民不满意主要是指,从1985年开始,中央调低了粮食收购价格,收购方式从原来的统派购变为合同定购,一些地方出现了卖粮难,农民收入增长减缓。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大好,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连续大幅度增加。1985年粮食大减产,进入了连续五年的徘徊期,九号院受到来自高层和外部的压力。

   杜润生还谈到另外一种压力:“老干部也不满意”。这里所说的老干部,主要不是普通的老干部,而是老一辈中央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有的给杜润生写信,有的直接找杜润生谈话,表达对于形势的不满。不满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贫困地区标准化、农业出现萎缩,耕地退化(机耕灌溉减少、荒地增加),乡镇企业盲目发展,污染环境。”关于贫困地区标准化,是指当时九号院开始把贫困地区按照一定标准划片,有些老根据地没有划进去,从这些根据地出来的老一辈领导人不满意。关于农业萎缩、耕地退化,一些老领导认为,搞了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水平下降,耕地质量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对于家庭承包制度的不满。当时乡镇企业刚刚兴起,一些领导认为,农民办工业冲击了国家计划,与国有企业争夺能源和原材料,而且导致环境污染,同时,乡镇企业在寻找市场推销产品过程中请客送礼,破坏了党风。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农村政策面临的质疑。

   说到这里,杜润生谈到了眼下政策制定的困难——“好话说尽,好事不多,中央威信受到影响。”广东省委常委、农委主任杜瑞芝接上去说:“该说的说完了,该做的做不到。”杜润生又说:“要坚持改革,不改革不行,如果不改革,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存在的问题要用改革来解决,要走新路,不是走老路、邪路。把改革搞好,才能堵住邪路,改革搞不好,要产生扭曲现象。”然后,与会人员开始讨论。

   随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1985年12月5日至12月18日召开。会上,杜润生先介绍了文件起草的基本背景:“会议的任务,是解决1986年农村工作问题,代中央起草文件。中央未就此问题做专门指示,领导同志零零碎碎讲过些意见。现在的文件稿是抛砖引玉,均未经中央预先讨论批准。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已经提请国务院考虑。”

   杜润生继续说:“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农村改革进入深入阶段,改革中的许多问题,用深入改革解决,不能退回去;改革不但要破,而且要立;不但要放,而且要控制,要有宏观调控。好多事只破、只放不行了,放得已经差不多了,其他没有再放的商品了。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已经放开,金融市场还没有放开,太复杂。放要放好,该放还要放。”杜润生强调:“现在农村改革想再找一个题目,像包产到户一样,一泻千里,已经没有了。这种文章已经不多了。取消统购派购也是大动作,但与包产到户比就差点劲。”

   在讲话中,杜润生着重谈了下一步农村改革面临的问题:“要考虑两种情况。其一,现在是经济转型时期,好多事未理顺。新工作没有经验,但是有老经验。没有新经验,找不到好路子,容易回到老路子,老路子驾轻就熟。怎么解决?就是继续深入改革,创造新经验,扶持一些新的生长点。如果不能全面创造新经验,也可以慢慢培养萌芽,扶持其长大。其二,农村改革正在同城市汇合,意味着改革已经紧密同全国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过去是两路进军,现在需要协调城乡改革的步骤,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撞车。汇合点主要在流通领域,价格问题最敏感,是神经中枢。如果不在整体战略上解决,农村工作的独立性、余地就小得多了,同包产到户时代不一样了。但不是无所作为,要有所作为,找到可以前进的环节,也能成为推动城市改革的力量。”杜润生这段话实际上表达了1986年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中央书记处于12月19日讨论了文件稿,提出了较大改革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27日讨论通过,文件名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1986年一号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的最后一个一号文件,与前边四个一号文件比较,并没有重大的突破性内容,更找不到所谓“一泻千里”的感觉。这个文件有两个着重点。一个重点是,针对改革以来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工作被忽视,农业面临停滞徘徊局面的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依靠科学、增加投入,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一个重点是,针对社会上、包括上层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质疑声音,强调要继续坚持改革。

   这个文件强调,粮食统派购改为合同定购是不可动摇的改革方向,不能因为出现粮食生产年度波动而动摇;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富余劳力、建立新城乡关系的有效途径,有强大生命力,应当积极扶持。针对社会上和领导层中关于家庭承包潜力已尽,下一步应该重新组织农民搞合作的看法,文件指出:“完善合作制要从服务入手,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合作和联合将同时并存,决不可”一刀切“,更不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法去推广”;针对反对个体经济的声音,文件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鼓励各类专业户勤劳致富。”针对一些地方因为没有进入国家贫困地区名单,特别是一些老干部不满意的情况,文件指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需要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分级负责,分批治理,当前应把重点放在那些至今尚未解决温饱的最困难地区。”

  

   第六个是“五号文件”

   1986年下半年,九号院准备了新的农村工作文件稿。这个文件稿,本来也是准备作为1987年一号文件来发布的。也就是说,这个文件本来应该是第六个一号文件。因为胡耀邦在1月初去职,当年一号文件主要是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内容。这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成为1987年五号文件。

   从1987年五号文件出台过程来看,高层决策程序也发生了变化,与以往文件有所不同。1月14日,九号院办公会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精神。此前半个月,1986年12月29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文件稿。书记处这次讨论已经不是胡耀邦主持。会议决定,文件稿还要经过中央军委、中顾委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此前五个一号文件稿,只有1983年一号文件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其余四个文件都是由书记处讨论,然后政治局委员圈阅。从文件内容而言,这次文件内容并无特别重要之处,没有提出重要的新政策,根据以往情况看,似乎也不需要政治局讨论。现在,书记处会议决定,这次不仅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而且要经过中央军委和中顾委讨论并提出意见。从九号院办公会的传达情况看,中顾委方面,召集了20人的会议讨论了文件稿,但是没有提出修改意见;中央军委方面,先是提出请九号院派人去宣讲文件稿,杜润生让副主任刘堪去介绍,后来又说不必去。可见,这次文件的讨论审批程序,比起以往有重要不同。

   从九号院传达看,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文件内容没有重要修改,讨论中首先涉及农村财产纠纷、合同纠纷、边界山水林纠纷等问题,要求民政部、司法部调研;会议还讨论了农村新出现的经济联合体、雇工等问题,以及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据说两极分化问题也是中顾委和军委讨论的重点问题。1987年1月22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稿,作为当年五号文件发出,题目是“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具有明显的改革阶段性总结特征,或者说是农村改革第一阶段的“收官之作”。文件的开始部分,总结了农村改革的基本进程,认为新的经济体制框架已经从自主权、市场体系、产业结构、经济形势、宏观调节等五个方面显现出来;文件的主体部分,主要是梳理并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改革方向和原则。主要内容有:继续改革统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保护其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致来说,这些内容都不能说是新政策,而是已有政策思路的进一步明确化或者具体化。如果说,这个五号文件有重要的新内容,就是提出了“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指出:“在改革的深入阶段,在一个市(地区)、一个县的范围内,按照改革方案进行实际试验,主要目的是,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试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章程和法规,使党和政府的政策具体化、完善化。”

   当时的农研室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的主要助手刘堪,晚年谈到这个五号文件时说:“到1987年,再搞文件就比较吃力了。1986年冬,就在京西宾馆的这个楼,我们和杜老在东头的套间里议论。我们感到像一号文件这种形式,应该结束了,不能再发了。因为政策性语言、号召性的东西已经不起作用了。今后需要的是专业性的、操作性的,甚至是需要专门的法律法令了。那时经过几年的改革,农村经济新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记得那时京西宾馆的新楼正在施工,搭着脚手架,我们还指着那边儿说这不就是框架吗?农村新的经济体制虽然还没有完善,也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运行机制,但已经有了新的框架。我记得这个文件写了几行告别的话,一段总结性的语言标志一个阶段的结束。果然到1988年的农村工作文件,就改为由国务院就几个实质性问题发文下去就行了。”

  

   九号院机关的内部整顿

对于九号院来说,198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农村改革的形势愈加复杂,九号院的工作也愈加沉重。从1月初开始,在杜润生主任主导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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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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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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