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农民意识”之启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07 次 更新时间:2024-04-07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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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常有友人问本人:缘何要研究农民问题?通常回答:既为学者,职责而已。但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自30年前从事政策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问题,便时时撞击心头。若继续探究,则可追溯到少年时农村生活的刺激或激发。其中,我哥挣脱农民命运的曲折经历可称突出事件。

我哥树彬长我6岁,1971年高中毕业,那时我12岁,在上小学。

我哥喜欢读书,略有文才,更是乡村公共活动积极分子。回村后,他成为生产大队的技术队长(一个由青年组成的生产队),还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我经常看到基层领导给他部署工作和商量事情,多次听到一位驻村的县委副书记公开夸奖他。后来,他又做了大队会计。那时,我俩睡同一铺炕,他倒腾来的书都放在炕头。“文革”中我常常无学可上,就胡乱啃这些书,有小说,有鲁迅杂文,也有马恩选集和毛选。当时,在我看来,我哥在村里已经相当风光,但是,父母似乎总为他担忧,经常议论他的将来怎么办。当他二十一二岁时,父母已经相当焦虑。他的前途成为父母在家里的核心话题。

我从父母议论中略有所知,我哥回乡后其实陷入了困境。当时,农村青年跳出农村主要有三个渠道,而我哥是眼睁睁地都走不通了。第一,他没有资格入党,入不了党则没有资格当干部;第二,他没有资格当兵,当时当兵并进而提干也是农村青年走出农村的重要途径;第三,他没有资格上大学,那时候上大学不需要考试,但有严格的政治审查。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因为我哥自己的原因,而是根源于我们的父亲,也包括几家“阶级成分”有问题的亲戚。父亲是商店学徒出身,后来成为小商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从胶东腹地撤退去了青岛,他因为对于共产党不了解不放心,也尾随着去了青岛。不久,国民党军从青岛去了台湾,父亲回到家乡经商。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工作,属于公私合营和私商改造的潮流裹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父亲在政治上可以说相当不清白。不仅如此,母亲方面的亲戚,主要是我的舅舅和姨夫,也属于所谓“有问题”的人,有的出身地主,有的曾加入国民党。在严格讲究出身清白的那个年代,这些家庭因素,决定了我哥不能通过需要严格政治审查的当兵、入党和上大学,这成为父母忧心所在。

其实,按当时一般情况来说,哥哥的情况并不算糟糕。他上完了高中,而且回到村里以后受到了“重用”,属于村庄里的管理者阶层。这在农村已经是混得颇有出息了。再看一些村子里的情况,如果父母在政治上问题再严重些,比如属于“地主”、“富农”,或者“右派”、“历史反革命”之类,则孩子的境遇更成问题。在我的儿时伙伴中,此等家庭者,则连上初中读书的资格都没有,小学念完就直接当农民种地,而且通常做生产队里最脏最累的农活。

那年月,在我等十来岁孩子眼中,已经明确地感受到,农村人和城里人分属两个等级;而农村人内部也是有等级的。农民不仅很难成为城里人,而且在农村之间的流动也是被严格禁止的。村里有一个青年,是地主子弟,不堪忍受歧视而私自跑到东北去,在深山老林里的几个农户家帮工谋生,几个月以后还是被政府押送回来;还有一个青年,似乎天生厌恶农业劳动,一个人去外地做点倒买倒卖的小营生,也被民兵押回来了。他被押回村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还到大队部去看光景。他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干部正在训斥,说“盲流”、“二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类。听人们不无惊讶的议论,说是从很远的河南“开封”抓回来的。在今天看来,这两个人都属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务工经商”的先行者了。就在他们被遣返五六年后,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了,正是这样的农村人率先走出去,开了民工潮的先河。那个当初自己跑到东北去的地主子弟,就率先从农村进城,做起贩卖卷烟厂不合格烟丝的生意。他是我村第一个跑到大学里来找我的年青人。改革给了农民身份自由,而自由创造了发展。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当时,父母清醒地判断出,我哥想跃龙门,依靠在村里的表现,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年纪虽小,对家里的事情不上心,但是,也能清楚地感受到哥哥的出路问题成为父母心病。有些时候,这件事情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家里的气氛。

突然有一天,父亲宣布,他将提前退休。原因很简单,如果提前退休,根据当时就业政策,可以让哥哥“顶替接班”。在父母看来,这是让哥哥不当农民的唯一机会。这一年,父亲52岁。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根据父亲的了解,所谓孩子“顶替接班”,政治上的审查也没有那么严格,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同时,也提交了关于让我哥顶替接班的申请材料,单位还专门来人考察我哥。

父亲退休回家后,全家天天等待、期盼关于我哥出去工作的通知。退休回家两个月了,与他同时退休的同事中,顶替接班的孩子纷纷接到工作通知,高高兴兴上班了,我哥的事情依然毫无音信。从7月份退休,到了10月,一直没有消息。父亲意识到事情不妙,于是到县城,去人事部门探问。接待的工作人员态度不错,找出了档案,发现在档案袋的封面盖有一个“否”字,他又看了一下里面的材料,对我父亲说:“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政审不合格。”父亲非常震惊和失望,但是,他想继续努力。他想起一个人,是一位姓史的县委副书记,两三年前带领县委工作队在我们村里驻点,解决我们村子“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矛盾和秩序混乱问题。那时,工作队都住在农户家里,而这位史书记就住在我家的南房,前后有一年时间。我们全家都与他和几位工作队员很熟悉。于是,父亲去了县委大院,但是,这位史书记不在。失望之余,父亲决定先回家。就在他骑自行车回村的路上,与这位史书记迎面相遇,史书记正骑着自行车回县委。在路边,父亲向史书记说了我哥的事情。史书记说:“你先回吧,不要焦急,我会过问一下这件事。”几天后,我哥接到了报到上班的通知,他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担任生活管理员,负责管理学校的仓库、在食堂卖饭票等事情。我哥端上了国家饭碗,摆脱了农民的宿命,父母长舒一口气。

我哥上班以后,大事落定,父母决定答谢一下帮了大忙的史书记。深秋的一天,父亲让母亲炒了些花生米,大约有两斤,装到塑料袋里,然后,吩咐我哥和我,去县委看望史书记。我俩到了县委以后,县委办的人说在开常委会,让我们在办公室外等,大约过了半小时,史书记回来了,与我们聊了有半小时,问了些村里的情况,也问了些我哥工作的情况。我们顺利完成使命。

办理我哥工作的过程,父亲印象至深。现在,父亲年届九十,依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其中细节。前几天,我与他在电话中说到这件事,他还感慨:“那个年代请人办事,不像现在,不需要送礼,就是依靠人情,要是现在,那是要送大钱的。”接着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史书记,因为他不久就调到威海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哥在县里做教育局副局长的时候,到威海开会,曾经顺便去看过史书记,但他不在单位。父亲还说:“他可能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是有机会的话,你们应该去看望一下。”

哥哥的曲折经历发生在我的身边,自然对我有所影响。虽然当时年小,但这件事在我们家实在是大事件,给我很大的震动,甚至是刺激。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也联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将来,发现自己除了在村里当农民之外别无选择,而且我的路更窄,父亲的职业已经被哥哥接了,我已经无“班”可接。随着年龄增长,“农民”似乎成为我的梦魇。夜深人静时,想到未来时常惶惑,甚至有几分恐惧。为什么给农村人那么多的限制?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因为读小说比较多,我企图成为作家,也幻想在报纸电台发文章多了可能被提拔为干部,经常沉醉于舞文弄墨之中。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欣喜之情可以想象,终于可以不在村里当农民了。但是,对于当农民的日子却似乎有所留恋。当时我在生产队里赶马车。一直到开学的前两天,我依然每天出工。此前,我曾经在生产队担任“饲养员”,专门喂养十几匹牛马。由于劳动环境的关系,我习惯了在牛马旁边坐下来读书。读书累了的时候,我能从牛马的眼神中感受、捕捉到沉郁和淡定,得到安慰甚至启迪,如同在一群令人尊敬、深沉从容的农民身边。正是三秋大忙,有时半夜才收工,人很辛苦,其实牛马更辛苦,只是它们无从表达。它们在农忙时节表现出的忍耐、超脱和坚毅,给人以力量。

离开家乡前,我去看望一位病情危重的老农民。他是我家邻居,是父母的好朋友,做过多年生产队长,喜欢吹军号。通常,别的地方农民上工是敲钟,在我的生产队则是吹号,特别是吹冲锋号,在我们听来,他吹得比电影里的军号声更动听。他乐观而且幽默,能用最轻松诙谐的方式,表达最沉重的生活苦难。在医院里,他已经卧床不起,看到我来了,微笑着祝贺我考上大学,不必再当农民了。接下来,他很沉重地说:“庄户孙不是人,农民不是人当的。”在当地,“庄户孙”是农民的自我鄙称,从来没有人解释这个词的准确意义。我的理解是,庄户人家在世人中矮三辈,或者说是这个社会的“孙子”,地位最低下的意思。这几句话给我很大震撼,至今我仍然能够记得他说话时激奋悲壮的表情。那么恬淡的一个人,竟有如此沉重的心声。

时至今日,我虽然不能准确地说出研究农民问题的动力何在,但是显然,早年间这些经历和生活刺激,促使我开始胡乱琢磨农民的命运问题,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研究兴趣。

人们其实是从具体而微的生活中感受社会制度,体察政治得失,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那个年代的生活确实非常吊诡。明明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压抑了农民的才智,扭曲了农民的命运,但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还在标榜农民地位如何崇高,农民职业如何伟大。明明是言论自由、身份自由等基本公民权都残缺,却非要宣传是在“当家做主”。这其实是欺骗和愚弄,且不说那些心智成熟的大人,即便懵懂幼稚的孩子,也有自己的感知判断。虽然人们能够体察现实与宣传的扭曲,但认识往往是不确定的,容易迷茫甚至迷信。时移世易,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很不同,但种种背离生活的说教和空洞渺远的承诺,仍然相当顽强。所以,需要新的启蒙。在英文中,启蒙就是“点亮”(Enlightenment)。人们需要在思想上点亮自己,不要被那些听起来响亮动人的宣传鼓噪所迷惑。

 

本文原载《农民的政治(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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