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陆学艺先生的“名士风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22-12-06 00: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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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2013年5月,陆学艺先生仙逝。那天早上,他本来是要外出参加一个会议。他的离去,实在是太突然了。因为这种突然,我们谈到他时心情愈加沉痛。

   陆先生去世前那一周,我与他连续见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到我单位来,参加我主持的课题座谈会。我们准备组织较强阵容,用一年时间,系统梳理评估2000年以来的农村小康建设。陆先生在会上谈了半个多小时,可以说成为课题的纲领性思路。会后,他到我办公室小坐,我向他汇报了计划开展社会稳定研究的想法,他给予很多鼓励并谈了一些具体建议。离开前,他送给我一本他主编、新出版的《中国社会建设》。第二次见面是在国谊宾馆,我们一起参加《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召开的三农研讨会。会上,他结合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的“三农”写作,谈了农村研究中的经验和方法,并一起吃午饭。三天后,他突发心脏病骤然辞世。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参加会议。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回想到他几天前还谈笑风生的情景,恍如梦境一般。

   多年以来,我和陆先生有较多交往。我们都研究农村问题,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见面,也有不少私人交流。我曾多次去过他在干面胡同的家,有很多次,我们从同一个会上出来,同车回家。他从1998年起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理事,我是这个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十几年间,他每年参加理事会,也经常出席基金会各种学术活动。我们开展的研究项目,特别是农村和社会问题研究项目,他发挥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在将近30年时间里,不仅他的道德文章无形中给予我深刻影响,而且也经常直接给我激励指导。

   我最初认识他是在30多年前。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时的主任杜润生,经常邀请一些学者来开座谈会,陆学艺先生是其中之一。我在秘书处工作,杜主任召开的这些会议,都是我们秘书处联系。我的具体工作,就是会前发邀请信,打电话落实,开会时在会场上签到,整理会议记录等。我由此而认识陆先生。那时,在经常来九号院的学者中,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年老的有农经界前辈王耕今、詹武等等。印象中,他的发言总是充满激情,内容鲜活,生动平实,用现在话说,很接“地气”。

   改革开放以来,陆先生一直活跃在政策和学术研究一线,著述丰富,影响深广,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学术活动家。就我的了解而言,农村改革之初,不论是早期关于“大包干”的争论,还是在随后5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陆先生都有重要建树。

   我印象较深的事情,是80年代中期他和杜润生在会上的争论。中国农业在经历了几年快速增长后,从1985年开始,粮食产量开始徘徊,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如何判断认识处理这种局面,是当时政策界和决策层的重大关怀。当时,杜润生提出了从超常规增长到常规增长的判断。但是,陆先生认为,不能从“常规增长”来解释问题,而是农业政策有失误。在九号院召开的会上,陆先生结合自己在县里工作的观察调研,特别是结合农民对于一些政策措施不满,提出:如果从常规增长来解释粮食徘徊,会在政策制定中忽略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当时,陆先生不止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意见,与杜润生争辩。在当时农村研究界,杜润生的权威地位甚高,但是陆先生当面反驳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彰显了难得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杜润生历来倡导多种观点交锋,对于陆先生意见也很重视。

   如何看待1985年粮食减产以及随后的持续徘徊,是198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农业政策争论,面对“常规增长”的主流解释,陆学艺先生是坚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在会上与杜润生等政策官员争论,而且写报告从中国社科院上报中央领导。邓小平看了这篇报告后,在1986年6月10日谈话中,谈到“有位专家”的“提醒”值得注意。虽然直至目前,这场政策争论也不能说已有定论。但是,重要的不是结论正确与否,而是政策意见能否自由表达,学者能否敢于坚持己见。陆先生作为学者的这种表现,充分展现了做研究工作秉承求真务实、坚持独立精神的高贵品行。

   在我看来,与一般学者比较,陆学艺先生的重要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责任感。他大学的专业是哲学,从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从事中国古典哲学研究,后来转入农业经济研究所。出于对于国计民生的深重关切,他转而研究农村问题。他在八十年初就是有重要政策影响的学者。为了研究农村问题,他曾经在山东德州地区的陵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三年。在那里不仅为县里办了不少实事,而且,大大开拓了农业经济所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作为县委副书记,参与中央高层的政策讨论,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掌握实情,富有见地,敢于表达,所以,在当时的农村政策研究界,有特殊的重要影响。在担任社科院农经所副所长数年后,他转任社会学所所长。

   因为陆先生自己从地方工作经验中获益深多,所以,当年他知道我到县里担任副书记时,给以我很多鼓励和指导。有一次在他家里聊天,谈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他说:“学术研究一定要推动政策发展,学者不应当成为领袖人物观点的附庸,这样的学者才真正有资格称为‘帝王师’。”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倡导学术研究的政策取向,有关部门也以推动学者参与政策研究为己任,并为此进行资源倾斜。但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研究为政治需要服务,还是学术研究保持独立声音以推进政治改进,这是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往往片面强调学者要讲政治,强调与政府保持一致,甚至对学术研究进行行政干预。检讨过往的政策失误,不论是改革以前,还是改革以来,很多所谓学术研究,在政治权威面前,往往沦为政策的诠释者和传声筒。不允许学者自由表达政策意见,甚至打压有独立思想的学者,恰恰是许多政策灾难的重要因素。本人认为,作为体制内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和学术活动家,陆先生以独立思想参与政策过程,堪称学人楷模。

   陆先生治学的这种特点,并非仅仅表现于80年代的政策争论,而是贯穿在其学术生涯的始终。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发展出现严峻的困难局面,而高层尚缺乏足够认识,陆先生曾在很多场合提出:“三农不是将要出问题,而是已经出了问题,”并历陈三农困局的种种表现。“胡温”时期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农村发展出现良好局面,虽然不能归功于某一学者或者某位领导人,但是,如果梳理这个过程中学者的努力,陆先生学者贡献之巨,值得专门标榜。

   陆先生多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社会所所长。前些年,陆先生主持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成果发布后社会反映很大,高层也很重视。但是,有关领导部门提出批评,理由是这个研究结果降低了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这件事显然是一种政治麻烦。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不论在一些会上还是在私下场合,陆先生都是神态轻松地谈论这件事,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谈论这种政治压力。他反复申明,这项研究关于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分析,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结果,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从陆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的历史责任感,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在缅怀陆先生的时候,我常常想到学者应该怎样做研究,也想到自己这些年走过来的研究道路。就本人来说,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学界前辈的鼓励与点拨,其中陆先生尤其难以忘记。1990年代初期,我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郁昭副主任的秘书,陆先生经常邀请王郁昭参加一些会议,王郁昭也经常邀请他参加会议和调研,我们经常一起出差,一起开会,一起聊天,这种交流对于我的研究进步非常重要。那几年,我集中精力研究农民工问题,有些报告也分送陆先生,请他指点;他看到我发表的文章,常常给我热情鼓励,并提出一些问题与我讨论。

   1990年代中期,陆先生还连续几年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社会形势课题组,并为年度的中国社会蓝皮书写作专题报告,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百县调查等课题活动。参加这些研究项目,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2000年春天,我赴美做访问学者前,去家里看望他,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海外中国研究的问题,临别,他写下他女儿在美国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找他们帮忙。有几次,有的省市政府邀请他去做讲座,他自己不能前往,就推荐我去。一些重要讲座,他甚至会打电话与我讨论怎样讲,提醒我注意哪些问题。若干年来,陆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仍然感动不已。

   陆先生晚年,一如盛年一样奔忙,他不断地参加会议,经常地外出调研,孜孜不倦地写作。他总是热情洋溢,为某种研究发现而兴奋,为某种现实问题而忧虑,为某种改革突破而鼓舞。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充满活力?我想,是因为他有一颗积极入世、改良社会的真心,倾心于学问的经世济用。他融通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志在改进体制和改良社会。他钟情于学术,但不为学术而学术。他既了解基层变化,也洞察上层动态,既掌握学界走向,也把脉朝政得失,将学问做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作为学者,他不仅有深切的“济世情怀”, 而且有难得的“名士风骨”。因为有“情怀”,在改革年代,他以“天下为己任”,奔忙于调查与写作,不知老之将至;因为有风骨,他秉持独立精神,勇于坚持观点,敢说真话,不逢迎取悦于权势者,堪称“修辞立其诚”的典范。由此我想到当今学界,学人济济,情怀常见,风骨难寻。此情此景之下,陆先生的这种“名士风骨”令人倍加敬仰。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变革动荡,充满生机。演变中的体制充满了纠结,世道人心也充满纠结。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学者如何自处,如何期许自己的道德文章,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我想,陆先生所代表的学问境界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

  

   2013年8月19日

  

   (本文为纪念陆学艺先生逝世而作,先刊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继往开来——陆学艺先生纪念文集》,后收入赵树凯著《农民的政治(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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