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适应需求,如何发展——儒学文化的变通发展动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6 次 更新时间:2023-11-15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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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  

 

中国儒学文化一直是通过基督教概念被理解的,“天”被译成“Heaven’(天堂),“义”被译成“righteousness”(基督教义理),“礼”被译成“ritual”(基督教礼仪),“道”被译成“the Way”(上帝之路),等等,结果给人一种很糟糕的理解。另外,当代中国学者把西方“现代性”词汇植入汉语当中,并用“现代性”棱镜回溯中国传统。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努力使用中国本身的语汇对传统进行表达和理解。汉语总是突出表达“人伦”意识一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与环境、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意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人际和谐,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使人生充满意义。其实,儒家道德简单说来,即是人身份伦理的升华。

儒学“角色伦理”有四层含义:

首先,这是一种认为人是由角色伦理关系构成的思想。人是相互性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主要在于他取得社会立脚点及以其家庭角色而生活。从任何方面说,生活都是相互关联的。人呼吸是因为有空气,人看到物是因为有阳光,人行走是因为脚下是大地。从物理学与生物学看来,人在一已意义上是活不下来的,要依赖自然环境。从社会角度看,一切个人成就都是同他人相互协作的结果。没有任何事情是单独发生的,没有任何人是孑身一人做事的。过去数百年之中,我们称颂自我意志、自由、理性和个人主义,便以为单个个体行为者可压倒任何阻碍、解决任何问题。但这种信仰在当今世界不再奏效。我们当今一代面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水与食物短缺、传染病、收入不平等、人口暴增,再也不是只凭单个个体行为者可解决的。这些问题已远非某一个人、公司甚至一个主权国家所能解决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要么大家一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坐以待毙,要么为共同的利益而携手努力。

其次,在儒家“角色伦理”中,“礼”为儒家所提倡,是所有人获取其各自特殊身份之道。在那些家、国的“角色与伦理关系”的“礼”之中,人体现着意义(价值)。需有一种体态之式,是儒家“角色伦理”实在性的第二层含义。因为人是被反映的,所以我们将人特定的经验概念化与理论化。可是人的身体是被“活着”的,是生存身体,身体提示着人创新地、有效地对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身体又为人去过一种审美生活提供机会:把听声音提升为听音乐,将看东西提升为观赏艺术,将吃东西提升为品尝厨艺。因为人有体态之式,我们能实现大美,可对音乐与艺术进行鉴赏。

再次,儒家“角色伦理”的第三层含义是“道德想象力”。作为道德能动力,人不仅在行为上是理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人能通过想象力,预想他人之志趣且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对待他人。只有这样,人才可培养关系,做人成“仁”。

最后,儒家有一种意义特别的宗教感。我在北大教课时,曾问一些研究生,中国人民是否信仰宗教。他们提到19 世纪中叶中国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提到科学与迷信的区别,也讲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从宗教鸦片中解放人民的思想。他们回答说,大部分中国人民是不信宗教的。但中国有春节假期,亿万中国人都赶着回家,以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都变成空城了。我认为这种满怀热望回家、探亲访友之行为,就是一种深情的宗教性活动。英语“religion”(宗教)这个词的词根来自拉丁语“religare”,它的意思就是“紧密绑结”。一种“紧密绑结”是人与上帝之间结成的“紧密纽带”。而另一种“紧密绑结”是人在家、国以“角色伦理关系”——“礼”结成“紧密纽带”,这不就是一种宗教感的形式吗?亚伯拉罕“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与儒家“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感(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宗教感)之间形成一种强烈对比。

朱熹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哲学家,他认为《大学》为“四书”之首,是儒学入门纲要,因为它确立儒家的人生观。儒家思想一贯主张,从修身开始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人必须践行于家国之中而修已成人。朱熹认为,《论语》与《孟子》为人们提供了一套践行儒家做人成仁的人生观的语汇,而儒学最高宗旨表达在《中庸》之中。《中庸》论述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协同创造关系,特别是要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达到最佳和谐状态的理想。现代哲学家唐君毅对《中庸》第一段所做的阐释是,人不是天生就有固定、外来决定之人性,人类最为深刻之性是人具有切断习以为常、外来强加给予的习惯且开启新方向的能力。人最为重要之性是它参与、推进宇宙秩序的能力。

《易经》被尊为群经之首。它不是一本自然科学书,不是提倡对周围世界要做客观调查的书,而是寻求找到之于自然世界的人类经验所处地位,以及与自然相和,实现人类的最大发展。《易经》是一本讲“变通”的书,“变”是人类可将变化带给世界的能力,“通”是所能获得的文化认同性。在变与不变的动态活力之中,人类可通过一系列“礼”与“文化习俗”使得人类经验获得升华,使得生活之平凡呈现为不平凡。祖母关爱孙子,是最为平凡之事之一,而同时它也是最不平凡之事之一。

第一,如同达尔文主义,儒家思想倡导一种变动不居、生生不已之道,一种代代相传之道。但是也和达尔文主义不同,它是一种不属于上帝而属于人类的智能设计。我们有能力、有责任参与到永不止息的宇宙创造性过程中

第二,《易经》中鼎新不已的理念是基本宇宙论观念。宇宙是伸展不已、变化不已的,它为人类所提供的最大机会,就是生活本身及人的创造力。

第三,理解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出发点是“一多不分”观念。所有人,同时既是特殊性的也是多样性的,生存于一种关系构成的基础之上,呈现为不同的角色与身份。

第四,《易经》是一种非定命观,即人类前途取决于人类自己能动的创造力,不受任何超自然“本体存在”假设的干预。

第五,阴阳思想,以及所说“已受决定”性与“未受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协作效应,为我们提供可实行创造性干预的余地。明天与今天不一样,二者的差别为我们提供自己创造未来的能力。《易经》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无往不复”。我们所做的事情确实将会反过来作用于已身。如果我们做不到将人的经验与周围世界相结合,我们就会自毁家园。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价值意志和行为,否则将无法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下去。今天,我们正在见证我们自己对自然所做的行为之后果。

第六,《易经》过程宇宙论的最后一点是,对人类而言,人的经验的每一因素都是一个整体性的反映,如同一曲交响乐的音符。每一音符蕴含的都是整个乐谱,每个人蕴含的都是整个宇宙。

我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中,有一种不对称性。如果我们把“天”译为“Heaven”,“礼”译为“ritual”,“仁”译为“benevolence”,那么儒学最后就会被理解为一种二等基督教。中国文化的最好阐释者告诉我们,这个传统没有“上帝”概念及外在决定性原则。李约瑟指出,中国的美好理想,不是“上帝”也不是“天规”。西方以往的做法,把中国观念都翻译为西方概念了,用的都是西方传统文化语汇,搞出来的是西方世界阴影下的与中国根本不同的世界。

古汉语“道”字,以人“目”“足”喻意。它不是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I am the way,the truth,the life”(“吾唯一道、唯一真理、唯一生命”)中的“the way”(“唯一道”),而是一个“人的故事”。一旦结合为互不相分的“道德”二字,这一“道德”蕴意反映的是人在此世界的生存,而不是一种绝对真理训令或指万能的上帝。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是以“人为中心”,与亚伯拉罕宗教有根本的不同。莱布尼兹比较过中国与西方,且在 17 世纪就已看到,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是相互弥补的。欧洲的杰出之处在于抽象神学与人信仰上帝,而中国的杰出之处,是在进步的社会制度与组织方面。莱布尼兹指出,此二者是非常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间有许多东西可相互借鉴与学习。

儒家言“温故而知新”。展望未来,拥有未来,与时俱进一一在这之前我们必须懂得过去。“儒”是个代代传承、活着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内涵中的“孝”,是生命形态的代代反复体现和延续,是在期待中,人们完成家庭的嘱托一一将语言、礼乐以及文化传授给下一代;尊敬长辈、师长,效仿师长。“孝”不仅指年轻人须尊重长辈,而且指当看到长辈为人处世有不当之处时,年轻人也须进言,促使他们改正。

英语“culture”一词被译为“文化”,但它本来的英语含义与“文化”很不一样。“culture”原是一个园艺学和畜牧业词汇,即与作物生长、豢养牲畜等基本活动相关。而中国人用“文化”指代人高层次精神操守修养。“文”意为经过内化美感,人的经验实现升华。“文化”不仅意指“文学”,而且指与文化相联系的一切事物,因为它是对人经验最高的表述。当想到“艺术”,我们会立即将之与一件艺术品具备的原始性联系起来。比如,世界上只有一幅原始的蒙娜丽莎画像,它现被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为无价之宝。你或许可花上一美元买到一幅复制的画,因为它不是原画。而在中国,我们可以展示两幅在构图上非常相像的真品国画,虽然它们相隔 500 年左右。但从中国文化角度看,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中国人对绘画“原始性”没有如此那般的意识;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对一以贯之精神内涵实行传承性再创作。对生生不已传统的颂扬,对它实行重塑与重现,其“通变”是中国人所最看重的。

黄公望是中国元代著名画家,“元四家”之一。他在自己的绘画中,刻意再现唐代风采。唐朝时,中国文化处于鼎盛时期,出现了大量造诣极高的艺术作品。后有董其昌继承黄公望技法,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艺。这意味着,他的绘画深受元代画风影响。这一情况也恰恰表明,艺术风格并不是“凭空而来”。再看清代“四王”之一王时敏,也借助黄公望的绘画技法和风格,源自唐代的艺术风格又被传承下来。之后又有王原祈,另一个“四王”之一,对董其昌的技法进行再创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通变”——每一代人,都在后代人身上延续着,同时也对延绵不已的文化,做出自己特殊的一份贡献。这即是儒家所言:“人能弘道”。

 

(作者:安乐哲,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大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校译:田辰山,山东省儒学大家安乐哲团队成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本文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一多不分:儒学与世界文化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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