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儒学现代价值及限定性——兼议普世价值不可忽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18-10-27 20: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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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进入专栏)  

  

   近有先生与余讨论儒学现代价值。 我想,所谓鉴古以知今,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代道来:

   余基本同意对儒学现代价值的正面期待。然须注意今哲“死亡之吻”的警告。其实,这并非只是一个当下问题,反顾历史,从两汉以降两千年间,儒学一再遭遇此种不祥之吻一一被权贵利用,以至官方化、教条化,因而扭曲以至僵死。这在西方也有同例:生动而深刻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学说,在中世纪被教廷造成桎梏人心的教条,成为欧洲中世千年黑暗的文化原因之一。这除了统治者居心叵测、私心自用外,也与儒学本身弱点有关。儒家优点不少,此不具论,但毛病也不轻,一如孔子罕议性与天道,少作形上探讨,以至儒学缺乏本体论建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外学者多有议及,此不赘。又如儒家因急于用世,素来依附君主及权贵(与出身底层的墨家大异,也与超世道家不同),太史公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曰,治国不难,不得罪巨室,皆此之谓也。儒家虽同情民众、重视民力保护、肯定民众的基础性社会功能(卓越宏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也有倡导独立之大丈夫精神的高议,史上亦不乏卓异的践行者(苏武、诸葛亮、文天祥皆是),然而一旦涉及治国,儒家则只讲论治民术(孔子把自己的各种政治没计归结成〝何为则民服〞一一这是孔圣本人的名言)。请问诸君,能从孔孟到汉儒、宋儒那里找到几条主张民众自治的言论吗?孤闻如我者,一直未曾发现。信奉孔孟的士人当官(贪官尚不在此列),无非是研讨、践行〝为民作主”,做得好的颂为清官、能吏,赢得万民伞的迎送。但在中国史上,好象找不到一位请民众当家作主的官员。汉代郡守称“牧”(如荆州牧、徐州牧),以民众为无识无权之牛羊,由皇帝派出的官员牧之、宰之。明清(直至今日)官员皆喜被称“父母官”(老百姓也期待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从未想过自已参与作主),治者历来宣布民众所得皆上边的赐予,下人只有叩头谢恩的份儿。(汪洋前几年在广东讲了纠此偏误的话,至今为人称颂,称颂得对!)历代统治者愚民以便治民,是儒法两家共同的政治设计。直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辈方略陈人民自治之义,但也无法实施,只能以“待访”自期。

   今日研儒、弘儒,若忽略此一要点,不求民众自治(法制下的民主制,非指无政府主义),仍难以脱出君主臣奴、民众则在顺民与暴民间徘徊之窠臼。  大众不能成为人格自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全然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思想权、发言权、选择并监督及罢免官员权等等),则国家无论叫什么动听的名号(朝鲜最全了,好象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都与现代文明无关,必致民困国衰。

   深通国学又接受西学洗礼的严复,于清末谴责君主专制的首选对象,并非法家,大加挞伐的竟然是鸿儒韩愈,痛斥韩愈名篇《原道》之君主臣奴、民又为臣之奴的观念。严复作此批判选项,原因盖在于韩愈自视(许多人也认可)为孔孟嫡系传人。而由孔子至韩愈的思路,恰是宗法皇权制的治国基旨。谭嗣同把君主专制称之门“秦制”,此不错,但严复更为深刻,他尖锐指出儒家(周制)和法家(秦制)同为秦汉以降皇权专制社会(不宜称封建社会)的精神基石,故必力破之,方有望建设近代国制。其实,严复之前千余年,汉宣帝便不加掩饰地宣称:吾家“霸王道杂之”,将此义讲得率直而通透。

   儒学不乏善良(比苛酷的法家可爱),且富于伦常智慧,对国民道德建设贡献不浅(以仁义理智信教化朝野,连一些不识字的庶民都不乏品格高尚者),但儒学于文明的政制建构,可资取用的资源不多。而薄弱于政治建制,再好的伦常在政治实践层面,也只能是无根浮萍,作用有限。

   儒学的伦理学说及古来的实践经验,今日当加借取(当然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救治时下的道德沦丧,如青年啃老成风,老人碰瓷索赔,商品假冒伪劣,不讲诚信等等(恶名已播传域外,令人闻之痛心),而以儒家道德中之良品灌输之,或许会有纠偏扶正作用。但企图凭借儒学普治天下诸大端(特别是社会制度层面)则过之。有人甚至主张请出孔子后裔(衍圣公)充任通天大教主,管理全国伦常、国政,这对儒学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讲得文雅点,这样做是画饼充饥,难听点是痴人说梦。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改善文化生态,是当下要务之一。但不宜认定主要依凭儒学(那种认识只会重蹈董仲舒一汉武帝〝独尊儒术”故辙,而这正是儒家首次遭到的死亡之吻)。儒学后来有所发展,恰恰不是因为独尊,而是魏晋间汲纳玄学(佛、道等),隋唐更广为援佛入儒,宋明则将儒释道综汇之,方成就了影响千年的新儒学。现代又有学人融会西学,达成儒学第三期(此尚在过程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如内圣与外王如何安置等等)。

   若要求得中西文化杰构的会通新创,中华文化可贡献者不菲,然当求之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后世的某些曾被贬称“异端”的学说(如阮籍、嵇康、邓牧、李贽),并引入外学与中学的融铸品,而不可以儒学专之。

   拙意以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孔子的“三人行必有吾师”“有教无类〞;墨子的兼爱、非攻、为正义死不旋踵;孟子的民贵君轻、士虽无恆产也要有恒心;《易传》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辩证互动观;庄子的主客参校观;荀子〝载舟覆舟〞之谠议,对生物与非生物、植物与动物、人类与动物差异的精准概括;《吕氏春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呐喊;苏东坡〝横看、侧看〞说;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新阐发;陆游〝绝知此事须躬行〞的名言;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黄宗羲的君臣同事观、公非是于学校观、工商皆本观;顾炎武的区分天下国家观、风俗入文化观、进山采矿以求实证观;王夫之的势一理一天合一历史观(批评人主心术决定论),文化中心多元、文化中心转移观;戴震的由字入道观;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材〞及〝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的否定之否定论说,魏源的“师夷〞说,孙中山力倡的〝天下为公〞说,等等,皆为足可传之千古之文化哲思,经现代诠释(无须牵強附会),可与西学精粹对接、交融,共作新创。前述皆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普世价值的非凡贡献,外人也普遍承认。不知何故吾国有人将〝普世价值〞(自由、人道、非战、民主、权力分治互相监督等等)全部拱手让与西人,进而将普世价值视作思想敌人,加以严密防范。(据说有令不许用普世价值四字),此实乃绝大的误判!是将中国自外于人类文明大道的错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深度参与了、并将继续参与人类共认的普世价值的创制,这是中华文化的荣耀,它们可以自救吾国,又奉献于世界。

   虽前路艰险,但余对吾国前景充满信心,原因之一,是我们有坚韧的历史文化支撑;余且相信,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必会恢复对中国的尊重与热爱,因为我们有优美的文化传统,这传统必将发扬光大!

冯天瑜  戊戌桂月  草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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