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中国史学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22-12-02 22: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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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进入专栏)  

  

   摘 要: 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结构性功能。中国有悠久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以《尚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代表的古代史著注重对制度文化的载述;以“通”、“典”为代表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成为一种代有传承的重要史体。中国史家热衷对作为文化现象的国家制度进行考释,累世积淀,成为史学的一种厚重传统。“三礼”、《史记》、《汉书》、“三通”为其杰构,近代史家更有拓展。中国古代的制度考释注重于“周制”和“秦制”。“礼”为制度之祖源,“三礼”是周制载述及其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系统记录和创造性诠释,实为周制与后周制的混成。《春秋繁露》“复古更化”,《石渠议奏》、《白虎通义》帝王“称制临决”,成为周秦转折中阐述、改造周制论著的代表。

   关键词: 史学;制度;制度文化;考释;结构性功能

  

   一、“制度”训诂及制度的结构性功能

   “制度”,指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古时分称“制”与“度”。“制”,金文作,汉隶作,《说文解字》云:“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一曰止也。”此字由意符“未”(味)与“刂”(示强制)组成,而从味道可以推测事物的性质,故“制”的涵义为规定、裁断、限定(止)。另有一释:“未”指木,“制”的原意是“以刀断木”、“裁木作器”,引申为创作活动。“度”,金文作,汉隶作,《说文解字》曰:“度,法制也。从又,庶省声。”用庶字省略四点作声旁;边旁“又”示手,古时以手臂测量长度,故“度”含衡量之义,指度量及度量标准。其本义指“分寸尺丈引而言”(1)参见许慎:《说文解字·第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2页;许慎:《说文解字·第三下》,第65页,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6,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05、706页。。

   “制”与“度”合成“制度”,指判断标准,指人们必须遵循的尺度,引申为建制内的规范以及形成规范的过程,多见于先秦以来典籍。《荀子·王霸》云:“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2) ②王先谦:《荀子集解》卷7《王霸篇第十一》,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0页。认为政令和制度都是用来应接庶众百姓的。《礼记·礼运》云:“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降于五祀之谓制度。”(3)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21《礼运第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18页。汉宣帝教训太子曰:“汉家自有制度。”(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9《元帝纪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页。东汉末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5)此为裴骃《史记集解》引蔡邕语,见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7页。唐人元结说:“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异于制度。”(6)元结:《与何员外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8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71页。宋人王安石说:“必也习典礼,明制度。”(7)王安石:《王安石文集》第4册卷69《取材》,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200页。

   以上诸例“制度”为名词,指法令、礼俗等成文及不成文规范。

   此外,《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云:“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8)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左传正义》卷38《襄公二十八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01页。《中庸》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9)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53《中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34页。《汉书·严安传》云:“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10)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64下《严安传》,第2809页。唐人孔颖达疏《周易》:“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11)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6《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0页。近人王国维说:“由是制度,而生典礼。”(12)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以上诸例“制度”为动宾结构,指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制订法规。

   论及文化,人们习惯于运用两分法,将其解析为技术体系的“物质文化”与价值体系的“精神文化”。而不可忽略的是,在社会实践中,人的精神活动演化出习俗、规则、法律等制度,协调个人—群体、群体—社会、社会—国家的相互关系,形成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发挥枢纽作用的制度文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整体不是其部分的总和”,这里存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多重可能性(13)一般系统论创立者路·冯·贝塔朗菲将亚里士多德的整体论思想归结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之和”。亚里士多德除了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外,还认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总之,整体与部分之和不存在等式关系。,而文化整体力量的张大或缩小,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尤其是国家制度)的组织功能的正负效应。一个社会运作良好,得益于制度健全有效;如果运作偏失,往往肇因于制度失当。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历史产物,在不同时段各自发挥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世上并不存在亘古不易的良法美制。

   制度不能单独决定历史,须以物质文化为基础、精神文化作引领,三者交相互动,结为有机整体,共同在社会进程中发挥作用。明清之际顾炎武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观出发,归纳宽阔的文化概念:“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4)顾炎武:《博学于文》,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昭示“制之为度数”的制度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顾氏在《日知录》中反复强调,总结历史经验的要紧处是考察前人典章,将“博之于名物制度”作为考析重点。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组建制度,形成惯性力量,左右人的行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5)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3页。。先秦管仲学派称:“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16)《管子》卷6《法法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唐人白居易申说制度的基本作用:“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17)白居易:《白居易集》卷63《策林二·二十五立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20页。清人戴震指出:“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18)戴震:《戴震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哈耶克认为,制度提供人在世上行为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世界将充满无知和不确定性。制度决定论并不可取,而制度的订定与实行又至关重要,因其处于社会机制的关键,造成文明前行的“路径依赖”。制度不仅关乎一时之权益,还在文明史中长远地发挥结构性作用。

   制度比事件及其操弄者(人物)更具基础意义,即使那些制度的制订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现存制度,如商鞅制订严苛的秦法,他在逃亡时也无法摆脱法条的制裁,死于自订的秦法之下。而商鞅的亡故,也没有中止秦法的实行与推进(19)详见司马迁:《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八》,第2237页。。考察历史,不能只注意“英雄”、“伟人”在时代舞台上的纵横捭阖,不能只观赏如“大海表层的浪花”、“闪光的尘埃”那样的戏剧性事变,而尤须考析人物、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动因。法国年鉴学派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说:“所谓结构,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急风暴雨(或用汤因比的话说,‘急进或猛退’)的影响而长期存有的东西。”(20)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运行于长时段的制度(尤其是国家制度),组成“长期存有的”社会结构。一个文化体由诸要素组成有机结构,“要素”是活跃、易变的,而“结构”则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由制度形成的社会结构,正是考史尤须费心用力的所在。

   作为社会的结构性要件,制度因时缓进,在长时段作沉潜式更化,无声地规范着速变的事件、人物,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局势。套用古语“山河依旧,人面全非”,也可以说,历千百年,“制度依旧,人面全非”,故考史不可限于夺人眼球的“事件尘埃”和戏剧性的局势变迁,还须探讨久驻性的制度及其演变。中国史学对作为文化现象的国家制度(如周制与秦制)有着深厚的考释传统。

   二、中国史学尤重制度文化

   (一)史著热衷对制度文化的载述

   中国史学有记述并整理典章制度的悠久传统。南朝(梁)阮孝绪在《七录》“纪传录”下增设“旧事”、“职官”、“仪典”、“法制”四类子目,皆属制度辨析范域。《隋书·经籍志》谓,“旧事”即旧有制度,包括“朝廷之政,发号施令”、“治朝之法”及“万民之约契与质剂”,其对制度的观照已兼涉朝野两方面(21)魏征:《隋书》卷33《志第二十八·经籍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7页。。吾国记述并考释制度的典籍甚众,要者如下:

   其一,《尚书》多篇,如讲地域制度的《禹贡》,讲刑制的《吕刑》;《周礼》、《礼记》中的《王制》、《月令》、《明堂位》诸文载商周制度配置。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敦煌及塞外简牍书卷、长沙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秦律》、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出土文献,乃记述殷周秦汉典制的原始篇什,与《尚书》等古籍的制度文编互证。

   其二,《史记》“八书”广记典制(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赵翼称八书“以纪朝章国典”(2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1《各史例目异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页。。司马迁尤其注重于记录典章的损益变易,他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23)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319页。开史册系统载述典章制度演变之先河。“八书”颇富社会批判精神,《历书》指太初历法缺而不书;《封禅书》议汉武帝淫祀;《河渠书》讥武帝工程劳而无功;《平准书》责武帝兴兵开边,刻民侵商,致国困民贫。故汉代以《史记》为“谤书”,而太史公“八书”的价值之一,正在于其立足史实的批判性。《汉书》“十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为制度史分类专篇,具有颇高史料价值和学术水平。《汉书·职官公卿表》是西汉职官制度述要,乃研究制度史(尤其是官制史)的必读。后之诸“正史”皆设专志,载述典章制度诸科目,如唐人魏征“总知其务”的《隋书》有三十卷“十志”(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是南北朝至隋的制度总汇,其《食货志》、《地理志》、《经籍志》尤为后世学人的案头卷帙。

   其三,中古以降迭出典制专书,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下文详论)。

其四,近代学者梁启超著《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会通中西之法,从社会结构剖析入手,展开婚姻制、家族及宗法制、姓氏制、阶级制、乡治和都市制的考析,使制度研究别开生面。王国维于1917年撰《殷周制度论》,用出土的殷虚甲骨文与《尚书》等传世文献相比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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