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周制的原始民主遗存考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2-10-31 0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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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进入专栏)  

  

   摘要:作为早期君主制度的周制,承袭酋邦制,保有若干原始民主遗风,诸如崇仰“天下为公”的尧舜禹,以“师保辅贰”制衡君权,提倡国人议政,保留地方自治的乡治、众议的乡校,朝廷采风以识民情,纳谏、极谏以通上下,此皆中国制度文化的珍贵遗产,后世一再反刍并从中受益。

  

   文化人类学的通识,把文明出现的标志归结为三:文字发明与使用、金属器铸造、城邑(意味着国家)建立。而国家出现伴随着社会制度的法条化与强制化。

   中国社会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在商周之际建立宗法封建制度,通称“周制”(包括宗法、封建、井田、礼乐等);在周秦之际建立君主集权制度,通称“秦制”(包括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编户齐民制、利出一孔等)。与秦汉以降的秦制相较,去古未远的周制保持若干前文明形态,遗留着原始民主的胎记。所谓原始民主,指作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氏族公社的全体成员共同管理社会生活的制度形式,是氏族成员共享的初原民主制度,不同于国家产生后的阶级制度。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公有,氏族社会的公共事务由氏族成员商议决定,社会秩序由全体成员的习惯来维系。这是一种较低级次的制度形态,却包蕴着可供后世(尤其是近代)反刍的精神资源。

   一、周制时代的尧舜禹崇拜

   《礼记·礼运》篇,是秦汉之际士人托孔子之名的撰述,该篇把原始社会(主要指原始社会晚期)称之为“大同”,大同之世的制度基旨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种记述虽给上古社会涂上理想化的玫瑰色,却大体反映了尧舜禹时代酋邦社会的制度状貌。

   实现了农业革命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酋邦制,已超越财产及权力公有的母系氏族制度,又尚未正式进入财产私有、公权力世袭的王朝制度,是从“大同”到“小康”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形态。这种制度的人格代表是酋邦时代的文化英雄——尧舜禹。承袭其后的夏商周三代之制(集合为周制),保留着对尧舜禹的崇仰,通过这种崇仰,周时的精神与制度与原始民主保持着联系。

   (一)逼近国家制度边缘的酋邦制

   大约距今五六千年前后,东亚大陆进入新石器晚期(如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父系氏族公社制逐步确立,氏族共同体内部出现财产私有、商业与货币,阶级分化渐趋明显,由若干氏族公社组建的部落联盟,可以名之“酋邦”,逼近国家制度边缘。如考古工作者在钱塘江-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区发现了距今5100年至4100年的古城遗址,有复杂的建筑布局、超级水利坝址和10万千克稻米遗存、精美的玉琮等玉器。

   酋邦内部出现阶级分化和初步拥有公权力的“帝”,已区别于无君的“大同”之制。《尚书》对帝尧所代表的酋邦时期的社会形态记载道: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帝尧主持酋邦,明察四方,善理天下,氏族内亲爱和睦。这当然是周人对古帝的理想化追思,但大体反映了酋邦制的公权力已由帝者(酋邦首领)掌管,而此时的社会尚未发生截然对立的阶级分野,尧舜禹等首领尚与庶众同劳动、共甘苦,不谋私利,从而自然地享有威权,为众人崇仰。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所说,与民共甘苦的原始公社首领,在民众中享有后世国王、总统所不可比拟的爱戴。

   (二)禅让

   酋邦制产生在文字发明前夕,仍属传疑时代,大约与传说中的“五帝”相对应。“五帝”皆为氏族-部落联盟首领,其中为人乐道的是尧、舜。古史相传,那时首领禅让,传贤而不传子,大事“谋于其众”(西安半坡遗址有方形大屋,便是氏族众议场所),社会处于“通贤共治”的自然状态。

   禅让是酋邦时代首领承袭方式之一。“禅”指在祖宗面前或众头领会议上大力推荐,“让”指原有首领生前让出权位。这是一种非血统的继承法。上古时非血统继承与血统继承交替进行,相传黄帝(姬姓)禅位少皞(嬴姓),少皞禅位黄帝的孙子颛顼(姬姓),颛顼先传位嫡子孺帝,孺帝早夭,帝位由颛顼族子喾(黄帝曾孙)继承,帝喾传位儿子帝挚,帝挚禅位异母弟尧(祁姓),帝尧禅位舜(姚姓),舜禅位禹(姒姓)。尧、舜、禹之间的传位是“众举”“选贤与能”的禅让典范。史载“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禅让作为邦国时代的权力承袭法,为后世景仰,往往成为批评君位世袭制的一种比照性标杆。王朝时代的君主为了装饰自己,克服王位继承遭遇的困境,或为了给夺权篡位罩上光环,往往也举起“禅让”旗号,东周已多有其例,如战国时燕王姬哙让位于国相之子,此为禅位外姓,谓之“外禅”;赵武灵王禅位儿子赵惠文王,谓之“内禅”。外禅的例子还有西汉皇太子刘婴禅让给王莽,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丕,魏元帝曹奂禅让给司马炎,等等,此为改朝换代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内禅有唐高祖李渊禅让给嫡次子李世民,唐睿宗李旦禅让给母亲武瞾,武瞾禅让给三子李显,唐玄宗与唐肃宗间的禅让,宋徽宗赵佶禅让给宋钦宗赵桓,清乾隆帝禅让给嘉庆帝,等等。这些帝王禅让,仅存其名,已丧失酋邦时代禅让“众议推举”“选贤与能”的精义。

   (三)人格标志

   古典对初民制度的记述往往寄托于传说中的上古文化英雄,如氏族时代的制度象征是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等等,而酋邦制的人格式标志是尧、舜、禹,他们是周制高悬的偶像。

   尧,又称陶唐氏,帝喾之子,尧为其谥号,发祥地在今山西汾河流域。尧晚年应众诸侯之推荐,由舜作虞官,测试三年,让舜代行天子之政。舜,又称有虞氏,相传是颛顼七世孙,发祥地在今山西西南的蒲州一带。故尧舜有“唐尧虞舜”之称。

   后继于尧舜的禹,姒姓,夏后氏,其治水之功、接受舜禅位、军事征伐等事迹,载于传世文献《尚书》《墨子》《史记》,《墨子》的《尚贤》《尚同》篇记述较确;西周、春秋青铜器铭文及汉代画像石亦有描述,如汉代画像石上的大禹形象,头戴斗笠,手持耒耜,与古文献所记大禹治水的情况相符。禹因其功绩被众多部落首领拥戴,舜将天子位禅让给禹,禹拥有召集诸侯会盟、掌理军队及刑法的公权力。

   尧、舜、禹不同于上古时代的神农、黄帝“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已建立初级行政管理制度,形成上下等级秩序,但邦国时代还保持着领袖生活清苦、与民共劳作的氏族制传统: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尧舜禹所象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正值从“大同”向“小康”转化的阶段,传世文献和愈益丰富的出土文献共同证实这一制度的存在,所谓“于古有征”。但自古即有质疑禅让制的论说,如荀子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更不承认和平禅让的存在,认为舜继尧位、禹继舜位,是“臣弑其君”的结果。唐人刘知几《史通》引《汲冢琐语》,称舜被禹赶到苍梧而亡。司马贞《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称“舜囚尧”。类似说法皆聊备一格。

   (四)尧舜禹崇拜

   人类原始社会普遍存在图腾崇拜,先民将某些动物、植物、山石河流视作祖先、保护者,对其崇拜乃至畏惧,后来又演化为对龙、凤、麒麟等虚拟物(往往是对自然物的拼合、改造)的崇拜,进而出现对文化英雄(如伏羲、神农、黄帝等古圣)的崇拜。

   跨入文明门槛前后的先民,崇拜对象逐渐从虚拟的古圣转向传说的人王。如果说有巢氏、燧人氏、伏羲、女娲乃至神农、黄帝过于邈远,后世只能遥为顶礼,无法奉为具体表率,而邦国制的领袖则提供了较为切实的制度范式,接近现实君主的尧、舜、禹成为更真切的崇拜对象,而此种崇拜延传不辍,成为中国制度史上经久不衰的题旨,周代对“尧舜禹”制度完美、品格高尚的称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舜崩,三年之丧毕,禹辞避舜之子于阳城。

   周人的尧舜禹崇拜,兼具道德称颂和制度景仰,所谓“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这种对“五帝三王”的理想化描述,当然是乌托邦式的寄托,但又有实际效用——为后世树立一种与凌虐臣民的帝王制度相对比的典范,从而为“非君论”占据道义制高点创造了条件。近古改制者,将尧舜禹作为改造现实君制的模范。直至现代,人们仍以尧舜为人格楷模,“人皆可以为尧舜”“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激励庶众的格言,“尧舜之君”则为周政的最高典范。

   二、周制保有的原始民主遗存

   (一)启用出身微贱者

   先秦社会,原始民主制尚未褪尽,表现之一,是微贱者屡屡得以启用。《孟子》载: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孟子所举之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人皆起自微贱,表明酋邦时期及夏商周用人制度的宽松开明,社会层级的上下流动较为畅达,这正是氏族民主制的遗存。

   除孟子所举六人外,起用底层庶众还有突出一例,即商初作为陪嫁奴隶出身的伊尹辅弼商汤,成为君王之师,“以尧舜之道要汤”,商汤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深以为然,连称“明哉!”汤死后太甲继位,但太甲不遵汤的大政方针,伊尹便把太甲安置在汤墓边修习,伊尹与诸臣代为执政,用“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方法治理天下,待太甲反省后才交付王权,伊尹辅佐之,朝政清明,“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辅政是底层人士被启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名例。

   周初已有专职化的世官之设,但并未实行严格的世卿制,周公、姜太公在武王三公之列,但成王时的六卿,没有周公、太公的后人。春秋战国的世卿世禄制呈现多种状况,齐国的高、国二氏是周天子封予的世卿世禄,鲁、晋等国及齐国在田氏当政以后,均非由周天子封予世卿世禄,而是由各诸侯国自封世卿世禄,并且其分封主体已少见国君(诸侯),而往往是卿大夫自为。《左传》《国语》所载世袭贵胄,如鲁国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晋国韩氏、赵氏、魏氏、范氏,齐国鲍氏、陈氏,多为卿大夫自立并世袭延传。这都是原始民主遗风还有影响的表现。

   (二)师保辅贰制与囯人议政

   西周已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君主制度,却还部分存留氏族制遗风。

   1.师保辅弼

周代实行有限君主制,天子多受制衡。这种制衡首先来自分权的诸侯,笔者另著《“封建”考论》已作详述,此不赘,这里略论周王室内部的师保辅弼制度对君权的约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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