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力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

——纪念对外开放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 次 更新时间:2018-10-14 09: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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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在全面深化改革呈胶着状态、难啃的硬骨头很多之际,若能顺势借力打力,将开放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内部动力,则我国又将增添新的战略机遇。

  

开放与改革是孪生兄弟,“以开放促改革”是4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变成了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开放历程大致走过了四轮,每一轮对外开放都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加快了我国现代化步伐,大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让中国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与世界融合在一起。

  

   (一)1978—1992年,以试点为特征的开放突破期,实现了对长期封闭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突围”。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如果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率先拉开改革序幕,那么深入突破固有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则来源于沿海对外开放的“破局”。通过创办经济特区、经技术开发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试点开放,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和经验。

   1979年广东向中央提出给予更大自主权、允许参照外国和“四小龙”成功经验,搞出口贸易合作区。但反对者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强烈反对者一直不少,就连“经济特区”这个概念也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对“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名称有争议,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初定名为“出口特区”;反对者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广东领导人反映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邓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一名称。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较大的政策倾斜。尽管开放始终伴随着“丧权辱国”、“搞租界”、“卖国贼”、“复辟资本主义”等强烈反对声,但一批先行者敢于担当,冒着巨大风险,做好“让人火烧赵家楼”的悲壮准备,国门还是毅然决然地打开了。一位开发区高管说:“在跟外资打交道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第一是办事要讲效率,第二是要讲法治。没有这些经验的累积,建立自信,我们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入世,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当时为建一个合资酒店要惊动17位高层领导人,1979年3个月内就出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其速度堪称奇迹,既刺激了法制意识的增强,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的开放决心。这些特区、开发区、开放城市等的设立和运行,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体制的重重束缚,以开放促改革取得重大成效,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

  

   (二)1992—2001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引领的开放扩大期,促进了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根本性改革。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面临西方联合制裁;苏东剧变,更是给社会主义带来巨大考验。是重回封闭,还是继续开放,成为重大的战略方向问题,备受海内外瞩目。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打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开启了第二轮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和开放两大进程汇成历史洪流,不仅破解了西方的围堵,也让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将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联系起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运用我国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的总要求。对外开放的地域继续向纵深推进,1992年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了重庆、武汉、九江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和三峡库区;随后几年又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和11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市县。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至广大西部地区。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从经济特区(点)、沿海开放城市(线)、沿海经济开放区(带)、所有内陆地区(面)的全面开放,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区域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利用外资曾高达全球1/3,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并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积累了体制、观念、人才和物质基础。

  

   (三)2001—2012年,以制度性开放为特征的开放深化期,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2001年我国加入WTO,不仅大大降低了对外开放的交易成本,而且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如果说,加入WTO之前的开放是一种“选择性开放”,那么之后的开放就是“接轨性开放”。这一时期,伴随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民营经济迅速发展,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住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周期。

   这一重大开放举措对改革的巨大推动,集中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修订上,仅中央部门就清理修订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全面推进了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2004 年4 月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明确将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删除了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加入WTO 还倒逼了传统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挂牌上市。WTO两年一次的政策审议,更是增强了国内的规则观念、信用意识,推动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据当事双方回忆,当时入世签约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是中央决心很大、临机果敢,一线同志敏锐性强、汇报及时,不惜背负“卖国”骂名,恐怕就错过去了,不知还要等多少年;什么外贸外汇工业世界第一,恐怕还是想象。

  

   (四)2012年至今,以“一带一路”及高水平开放为特征的开放引领期,增添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基本立足点,以“一带一路”为顶层设计,以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为战略举措,以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合作愿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再上一个新台阶。经过40年的开放积累,我国逐步从学习运用走向规则引领、从利益分享走向责任担当、从顺应大势走向主动塑造、从自身开放走向引领世界开放、从世界边缘迈向舞台中央,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博鳌及联合国、G20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的宣示,主动扛起了自由贸易、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旗,深孚世界所望,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是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前所未有地走近国际舞台中央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在更加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开放举措特别是博鳌四条措施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出台,使对外开放向高水平迈进,必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正能量,全中国的创造活力有可能被再次激发。

  

   (五)40年辉煌而艰辛的历程表明:开放也是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开放与改革都是发展的动力,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柱,一粗一细不行,一高一低也不行,需要同等坚实,共同支撑。邓小平指出,“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任务重的领域,往往是开放不够;开放难度大的领域,常常是改革痼疾,开放与改革历来都是孪生兄弟,分也分不开。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全球视野和外部活力。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效果不彰;没有开放,改革方向不明、行之不远。改革靠部门协调、靠自身觉悟往往难推动,因为部门都不愿放权,各行业不想既得利益受损。在对外谈判中,一些对国家国民十分有利的协定,往往因某个部门、某家垄断企业的阻扰而中断,令人十分痛心。如果有外部压力的强力倒逼,以国家名义承诺开放,在外部竞争压力与公平竞争规则的推动下,不少改革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仔细思考,为什么经常出现“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改革动力有时不如开放,体现在:一是硬性约束不强;二是参照借鉴不明;三是眼界不够广;四是违规处罚不力。对外开放对国内改革具有“倒逼效应”和“锁定效应”,有推动前进和防止倒退的双重功能。我国被当成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不仅在于开放本身的红利,更在于开放带来的巨大改革红利。通过国际经贸谈判、商签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等相互开放市场,外部压力促使国内政策作出相应调整,这就会对国内改革产生“倒逼”效应,推动改革加快向前;我国通过国际谈判作出的承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会面临违约指控和相关制裁措施,即是说,自己答应好的,必须要干;落实不到位,有外国人监督,有政策评估,甚至成被告,还可能败诉,影响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这就是“锁定”效应,又叫“棘轮”作用,客观上很好地防止了改革倒退。开放中可以对比各种模式、各种做法,好中选优,吸纳运用;一旦犯规,面临外方控告、重罚,自然就有动力认真改革。总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国外先进理念、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从而加快国内体制机制变革,建成更具活力、更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40年来的辉煌历史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循着“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加快改革—基层活力”的路线图。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能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就很难产生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大胆突破。如果没有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思想突破,在倒退与开放间可能会徘徊更久,就很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勇敢作出加入WTO的战略决策,正是得益于前20多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产生了融入世界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愿望。当前,中国梦及初心使命的方向引领,“四个全面”及“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全面开放新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在孕育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催生新一轮“以大开放促大改革”,正在呼唤新的基层创造与群众首创,焕发全社会的整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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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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