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对外开放与历史担当

——纪念对外开放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9 0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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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  

  

   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举世钦羡的伟大成就:外贸出口从世界第34位升至第1位,占世界比重从0.8%提高到13%;利用外资从几亿美元增大到1363亿美元,长期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投资从零起步,新世纪后迅速增至14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从十分紧缺到储备近3万多亿美元,十多年位高居世界第一;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作用十分明显,对外开放成为经济年均增长 9.5%的重要因素,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这些耀眼的数据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

   同时也要看到,4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历程,绝非在敲锣打鼓中展开的。每一轮扩大开放时,“卖国”“汉奸”的骂声就会上涨,开放工作者往往被指斥为丧权辱国、洋奴哲学、搞殖民地、复辟资本主义等。开放的阻力一直顽固地存在,阻力大时可能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没有超人的胆识和气度,是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让国门毅然决然地打开、取得历史性成就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对外开放工作者正是这样的敢于担当者,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亟需新的担当。“鉴往知来”“回望来路,昭示出路”。如何澄清历史上的开放与“卖国”之争?如何看清开放的阻力源于哪里?如何让开放工作者既有决心又不“寒心”?成为总结40年对外开放的一个必要视角。

  

经济特区:“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


   在那个“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铁路)”的年代,对外开放往前每走一步,都经历了重重艰难曲折。

   经济特区的创办举步维艰,用谷牧同志的话讲是“艰苦的推进”,“办不办?”一直有个大问号。强烈反对者一直不少,就连“经济特区”这个概念也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对“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名称有争议,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初定名为“出口特区”;反对者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广东领导人反映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邓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一名称,所以党史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是习仲勋那么大胆、担当,那么思想解放,“广东不会这么早对外开放,也不会建立经济特区习仲勋改革开放的大胆、魄力和担当,令人敬佩不已,比如他说“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最后,他索性把话说痛快,语出惊人地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是假设与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这种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别人都不会说、不敢说或者不能说,只有长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为广东当家人的习仲勋敢说。他无所畏惧地坦荡直言,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

   当特区工作组物色人选时,有人受到“忠告”:你们上了这条船,就不怕翻船?谷牧说,“谁有顾虑可以退出,不过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后来许多人反映,特区“是给外国资本家搞的‘飞地’,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X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当广东搞出口贸易合作区时,有人提出要在省界拉起7000公里的铁丝网,把它与邻省隔离开来。

   1982年特区陷入低谷,“主要是总结经验”,此时下发了打击“走私贩私”文件,有位领导建议附一个材料——《上海租界的由来》,“有些人又对开放划问号了,特别对举办特区这件事摇头了”。由于心里有疙瘩,有的同志终身不履特区土。直到1984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指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然而即使改革开放已过去10年,1988年准备开发海南洋浦时,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就这样洋浦开发被搁置起来,而咒骂丧权辱国之声不绝于耳”。198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委员几千字发言,成为大会的“压轴戏”,博得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有270名政协代表签名附议,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指责外商成片开发洋浦,是制造新的租界,“此举若成为事实,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新的国耻!”。“洋浦风波”还迅速波及全国,有学生竟喊出“反对卖国”“还我海南,还我洋浦”!

  

利用外资:“你们都是李鸿章,都是卖国”


   当时的涉外主管部门提出,有两件事不能做:一是借款,二是合资。那时也不懂“合资企业”之义,认为“共产党怎么可以和资本家结婚”。美国企业家哈默与我国谈合资时,谈了2年无任何进展,因为告状信早就到了中央,说“你们都是李鸿章,都是卖国”。

   1978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由谷牧、陈慕华、廖承志领导。但正如小组成员庄炎林回忆:“当时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引进外资或合资,都有不同看法。到底这个是姓社还是姓资,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争论很大。

   当时要建中外合资的建国饭店,其条件相当于“1美元买一个饭店”,但有人认为:“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嘛!”“连沙石材料也要从外国进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最后被迫再上报国务院。为建一饭店惊动邓小平等17位高层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饭店刚建时,工地上出现了暗地阻扰的“地下工作者”,小平批示道,“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这一消息传开后,工地上的阻扰“群众”才不见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包玉刚捐建“兆龙饭店”时,一年都没有反应,反对声很大,认为“饭店以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还有人说:“建国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外援,资本家建饭店,这是搞什么名堂?”。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坚决支持,并生平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名,兆龙饭店很可能胎死腹中。

   后来小平同志谈到,“搞四化,搞合资经营,在过去,帽子是很大的。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都可以扣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技术引进:“汉奸”“崇洋媚外”与“洋奴哲学”


   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优质产品,现在看起来习以为常,但其起步过程也极为艰难。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后,周恩来总理强调“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但后来被“四人帮”等极左者批判为“丧权辱国”“右倾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1974年发生了“风庆轮”事件,指责国务院及交通部是“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那时,还把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花骂为“汉奸行为”,把进口成套设备、化肥、化纤等说成“洋奴、卖国、汉奸”“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完全是卖国主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张有重点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仍被极左者骂为“汉奸”。

   那时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并直接与技术引进对立起来。后来小平同志谈到,“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引进技术是一场革命,不是改良。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那时外国商品进来也不容易。1979年,主管部门批复可口可乐销售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并伴随“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的质疑。

  

对外谈判与合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开始合资谈判时,主要谈自己的利益与立场,不可以听对方的想法、意愿,尚不懂平等、互利、合作、双赢等基本理念。与外商的经贸谈判,要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常被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所以谈判成功率很低。那时对于走私,也常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而没有想到高额关税等其他利益诱因。

   在那个谈洋色变、有“海外关系”就被怀疑“通敌卖国”、让人战战兢兢的时代,当有的工厂引进国外技术,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也被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

   1980年6月,天津化纤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并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胡耀邦同志看到这则消息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

   在极“左”思想禁锢还没解除的时代,主流认识还是“帝国主义日落西山、西方世界一片慌乱”“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开放起步之难可想而知。总体上看,国门刚打开的10多年来,每一项开放政策都会挨骂。正如田纪云同志回忆的:“对改革开放和搞经济特区,一开始也有人反对,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你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划出一小块地方承包给外商开发,他就说,你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

  

加入世贸组织:“我同意了51%,就是出卖了中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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