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以中道方法理解中国开放的成功

——在对外经贸大学2018年11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20-09-07 09: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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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中国这40年取得的成就与经验,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思考总结。同样实行改革开放,为什么在中国能够获得成功,而在一些国家却失败呢?例如,巴西的好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始终没有竞争力,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这和巴西"极端政策"有关。巴西的政策开始是搞进口替代,摆脱依附,与西方发达国家脱钩;后来又照搬新自由主义,完全接受西方观念和模式,推出口导向,政策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选举制下"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严重,于是政策失去了连续性和稳定性,最终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堕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总体上是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有机结合,既增强了制造能力,又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是相对封闭的,但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比如我国的劳动力丰富,减少文盲、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者素质比较好;工业基础比较好,为后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所有制改革及广泛的公有基础,是农民工的兜底保障,是高速公路高铁等快速发展的基础,对比印度、拉美的私有制,就知其改革寸步难行。当初的这些基础与后来的开放政策结合,就把国内的优势和国际的资本、技术、经验优势结合起来了,形成阴阳互补的"太极图",交互作用,推动中国开放走向成功。

  

   今天我想以中道方法来理解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中道或中庸思想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一,是中国人长期尊奉的最高伦理准则与道德理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法。中道注重恰到好处、把握好"度"、重视常识、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消融矛盾、稳定社会。中道还讲经权,讲究"中正与权变",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凡违反中庸,太激烈过分,则物极必反。所以中道要反极端,主张守正持中、对立统一、阴阳互动,这样就会走向和合,达到和谐。"中道方法"主要源自《中庸》。我理解中庸思想的核心:一是中,追求恰到好处,不走极端,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二是庸,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常道;三是权,权衡,经权结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四是度,时刻拿捏有度,把握发分寸;五是"一"就是对立之间,两者之间是统一在一起的,与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统一"相通,如同冯友兰反思"文革"后说的,从"仇必仇到底"转到"仇必和而解"。这个"一"和西方常说的"零和博弈""战争思维"不一样,"零和博弈""战争思维"讲对立,你死我活。互利共赢、包容合一,是阴阳,两个是统一一体,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两个方面的物体是对立统一,真正一体,正如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男性就有女性、有左边就有右边,不能只有一个方面。六是反极端,"过"的极端、"不及"的极端,现实中可对应极左与极右的极端,只重大概念不重真现实,只讲立场不顾事实,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或者"越左越安全、越右越正确"。现实中,偏左偏右是常态,是社会必然,也没大关系、大危害,可一旦走向极端,就会祸国殃民。幸好,我国的对外开放没有滑向极端,走好了自己的路。下面,我举几个开放中有意或无意走"中道之路"的例子:

  

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


   我国既坚持扩大开放,又始终独立自主,把握对外开放的战略主动权。"不开放死路一条",但也并非一开就灵。我国的开放始终从实际、从国情出发,没有随波逐流,牢牢把握住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前三十年因冷战、封锁、自我封闭等原因,我们主要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后,我国基本国策从自力更生向对外开放转变,"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980年12月,小平同志指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唯物辩证法,自主和开放并不对立,二者是国家战略成功的两面,缺一不可。重自主而不开放也很难发展,"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同样,自主是开放的前提,没有自主的开放将随风倒,出现经济依附或受制于人。所以,我国的开放既有坚守的战略定力,也有进取的学习动力,是主动、有序、可控的开放,保证了稳定和秩序,把握了开放的力度、速度与可承受度,拿捏了开放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分寸,有效规避了扩大开放中的新风险。比如,我们在开放中有主见,有取有舍,不盲从,不迷信,没有不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的办法,国有企业没有全卖掉或私有化,而是抓大放小、建设现代企业制度,适应了市场经济要求,增强了经济活力,还支撑了政府调控能力;金融改革时没有完全放开、搞资本项目自由化,利用外资时以直接投资为主,严控商业信贷,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既避免了拉美式依附性发展,产业、金融失去自主,滋生债务、货币、金融危机,又让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率先复苏,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外部干扰。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所有搞金融的多数人都希望资本项目尽快开放,但是我们国家还是守住了底线,没有那么快开放。实践证明,当初的做法是正确的,自由也应把握度,不能随便那么快完全放开,否则就过头了。40年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创造了发展奇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很成功,主要是有底线思维,主动兴利除弊,趋利避害,渐进开放国内市场,对敏感产业设置过渡期,开始反垄断与安全审查,有效维护产业安全,成功规避了"狼来了"的风险。所以,与苏联的"休克"、拉美的"陷阱"不同,我国的开放中有自主,开放中有特色,是有边界、有底线、风险可控的开放,是立足国情的开放,是不随风倒的开放,是有战略定力的开放,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开放。

  

  

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关系,大家学的所有教科书都认为自由贸易好,但是现实中时时刻刻都存在保护贸易,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互交替存在。比如当今美国是经济强国、贸易强国,却正在搞保护贸易。它立国初也是搞保护的,在大萧条后又大搞贸易保护。事实上,世界贸易在总体走向自由的同时,保护也如影随形。自由贸易理论从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发展到新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理论是主线。尽管该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使世界获得最大利益,但没有国家愿意处在国际分工底端;换一个角度看,自由贸易意味着自由竞争,竞争既有双赢、也会有胜败,失败者就会要求保护,所以保护的呼声从未间断。保护贸易理论经历了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论、中心-外围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等。虽然保护理论在西方未居主流,但所有国家实际上都遵从过保护理论,如美国立国后汉密尔顿等是实行保护政策的,德国主张保护的李斯特还被称为民族英雄。

  

   历史地看,既不存在纯粹的自由贸易,也不存在单纯的保护贸易,只是二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是保护与自由的衡量尺度。即使以贸易自由为已任的WTO,规则里饱含"例外"、幼稚产业保护、贸易救济、"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保护措施,体现了各国为保护本国利益、相互讨价还价的博弈与妥协。出口中的保护意图也非常明显,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这既与英国十七世纪限制纺织机器出口如出一辙,也与当年丝绸之路时中国防止蚕种和缫丝技术外传相近。归根结底,贸易政策反映了特定阶段的国家或集团利益,提倡自由或加强保护,都是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但是,开放总体比闭关锁国有利,过度的保护既会保护落后,难以提高竞争力,也会招来对手反制,陷入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全面提高关税,遭到其他国家报复,美国自己的出口也因此下降70%。所以世贸组织通行规则要倡导自由、限制保护。

  

   世界各国对贸易政策的态度,是有利则自由,不利则保护,兼顾利益平衡。对自己有竞争力的产业鼓励自由贸易,对没有竞争力、需要扶持的产业实施进口限制。每个国家的进口政策也是"与时俱变":随经济发展阶段、竞争力变化而不断调整,在"自由与限制"之间不停摇摆。如日本是贸易立国,其进口政策经历了"管制-放松-隐性限制"的历程。1958年前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1958-70年代实施《贸易及外汇自由化大纲》; 80年代中期后,采用隐蔽的新型市场壁垒。美国创造性地将自由贸易"理论"与"政策"分开,二战后其贸易政策经历了"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单边主义"三个阶段,如对日本汽车、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实行"自愿"出口限制,采取非市场经济地位、劳工及环保标准等措施。而且,经贸强国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与推行者,一战前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无不如此。我国已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随着向贸易强国的逐步转变,保护措施会继续减少,成为自由贸易的维护者。

  

政府与市场


   我国非常注重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不断扩大市场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从被承认到补充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在逐渐放权、放活,现在是"放管服改革",同时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更好作用"。我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自然需要市场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扭曲,产生很高的制度成本或社会成本;但政府如何作用,作用多大,得更多考虑国情、发展阶段等因素;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应有一个黄金分割点。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二者间的"度"是移动、有波幅的,就像一张"太极图",此消彼长,相得益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得好,开放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比例关系不尽一致。

  

   从横向看,同一时点各国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不同,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政府监管过少,资本过度自由--就导致危机,出现了政府失灵。中国是政府是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政府手太多、太长、太闲不住,总体上是市场失灵,所以得"简政放权",更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

  

   从纵向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市场关系,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几百年来走过了"干预-自由-干预--自由-干预"的反复过程。中国也是如此,1949年前的民国经济相对自由,建国后近30年是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逐步迈向经济自由。我国改革开放中没有偏信"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而是有为有限、发挥更好作用的政府,主要学习新加坡模式,走的是东亚模式的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可见,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首先是循实践需要而来,而非按教条与理念而来。(可参考笔者的《经济学的中道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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