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求战与求和 爱国与卖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 次 更新时间:2018-11-13 2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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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  

  

   国防大学8天的培训,我最大的收获是,这里看军事问题相对理性客观,各位教授都强调实力的重要,而不是网络上、社会上铺天盖地的喊打喊杀。据我观察,现在“猛人”增加,大概离不开中国GDP升至世界第二,感觉自己太牛了,天不怕地不怕。若加以分类,离实际较远,搞政治、军事、文艺、宣传类的,乐观者比例高一些;而在开放改革第一线、与国际接触多、做经济及其他实际工作的,特别是企业家们,审慎平和者比例高一些。

   下面,我结合自己从事的开放工作,谈几点看法:

   首先,从开放与卖国谈起。中国有一个怪现象,搞对外开放者,往往被骂为“卖国贼”,历史上屡演不衰。如清末士大夫尚处于“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水平,“但以诟毁洋人为快”。开放先驱者的命运,就不美妙了。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撰了《海国图志》、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都受国人诟骂,但传入日本后广受欢迎,引发明治维新,日本反过来再打我们。郭嵩焘出使英国,被骂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无法出版,等甲午战败,为时已晚。当时务实者要求通电报、修铁路,但朝堂怕“惊动祖坟”,通电报拖了12年、修铁路拖了17年,即使铁路先修了一段,也被迫用骡子拉,因为害怕被骂为“汉奸”。

   这些老故事,到改革开放之际,再次重演。当时对开放的争论很大,小平画圈的“春天”已过数年,依然存在“特区就是租界”的反对声。我国入世时争论更大,不少主张开放的同志被骂为汉奸、国贼;如果不是中央果断决策,就不可能在开放中紧跟世界先进潮流,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

   无论是修铁路还是入世,清流们从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是用“高大上”理由来诛心,自居道德制高点,老是高调,好像调门越高越爱国,越排外越爱国,自以为“爱国无罪”,对现代文明无接纳之意,时刻盯着搞实务的人并借机痛批一通,但自己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于国无补,害国不浅,有人把这类“爱国者”称为“爱国贼”。

   这种把排外当爱国、把开放当卖国的现象,起源在于长久自我封闭,不沟通、不理解导致不尊重和不平等。如果长期从概念到概念,远离一线,“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往容易唱高调。察史观世,高调过头者,有悖常识,或圣或伪,圣罕伪广。历史往往很吊诡,也会呈现高调者成真汉奸、被骂的“卖国贼”实为爱国者的现象,抗战时这种例子不少,“汉奸”张自忠等人反而被证明是抗日英雄。莫名高调、不近人情,更远可追溯到易牙、竖刁和开方之辈,最后害死齐桓公的正是他们。

   由于高调爱国者往往不择手段、不讲方法,按照这种逻辑,勾践若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过早与吴王对抗,只能是鸡蛋碰石头,没有翻盘机会。廉颇与强秦决战,以守为主,朝廷不满,换上了赵括,丢了40万条人命。王翦攻楚,认为需要60万大军,而秦王信任只需20万的李信;秦军大败后,王翦才被启用,并与楚军相持一年不肯出战,最终才抓住机会灭楚。安史之乱时,名将高仙芝、封常清根据敌强我弱态势,以守为主,但被勒令出战,战败后又被赐死,实在太冤。才略事功可能均超诸葛亮的王猛,临终前力劝别攻东晋,先除鲜卑、羌族两大内患,但苻坚不听,终致淝水大败,身死国亡。

   第二,把开放当卖国,根源在于对战与和的片面认识。南宋以来,我国存在“战争=爱国”或“妥协=卖国”的传统。事实上,战或和既可为爱国手段,亦可为害国之举。如李牧最初不与匈奴大战、高仙芝退守以避敌锋、袁崇焕与清军议和,皆是因时依势而定的最佳战术,也合孙子的“强者避之”及“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也就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战与和、攻与守、让与取,以及何时战与何时和,本是可以探讨的战术问题,但主流舆论往往把硬拼当“爱国”的最高选择,经常为惨胜而癫狂,祸国实在不浅。

   是否真爱国,主要看对国家造成的后果。孙子兵法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重视战争并非好战,更要慎战,“自古知兵非好战”。谋略始终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而且是绝对优势的实力,“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近期钓鱼岛之争,若无核战时真打,从知已知彼、国际盟友、海空军战力、社会腐败和组织能力等多个角度看,我国是否有必胜把握?如不行,请先收起高调,学习勾践的忍耐和意志,为雪耻而卧薪尝胆。

   其实不少争论并非爱国或卖国之争,不过是爱国的策略或方法之争。在和平年代,更不是战时的你死我活,更多的是合作共赢、是正和博弈,比如服务业开放确实需要让点利益,但还可以获得更大利益,服务业可加快发展并促国民经济转型,国民可以获得更优服务与更大福利。理解“落后就要挨打”,既应看到拳头落后,也应看到脑袋及体制滞后,才可开出综合、适中的治国良方。

   第三,理性认识我国实力。我国是大块头,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刚刚4年。但是,经济规模第二不等于综合实力国际第二,国际地位第二。世界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大致具有政治稳定、制度先进、军事超强、经济发达、科技领先、货币主导等特点,我还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硬实力(经济、科技、货币、军事)。我国人均GDP约为发达国家1/6、美国的1/7,经济总量刚到世界的12%,美国巅峰时期曾占1/3左右;工业生产占世界的1/5,英、美曾分别达到一半;对外贸易占世界12%,英美都曾超过1/3;对外投资存量占世界比重刚过2%,英、美曾占1/3以上。科技水平总体在二档,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引领世界科技还未见端倪,估计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也在20年左右,而英、美科技则遥遥领先,曾引领科技革命;人民币国际化刚刚开始,刚进入前十大交易货币,基本不是储备货币,英镑和美元先后是世界货币;军事上我应在美、俄与欧盟之后,比美国落后30年以上。

   二是软实力(文化、体制、人才、管理、组织)。我国全面改革的任务繁重,社会仍在变动和转型,法制与规则不健全,创新与活力不足,传统优秀文化还待继承,护照签证免签率不高,有条件人群的移民比重过高,不稳定因素较多,体制吸引力不强,主动学习中国模式的国家不多。我国体制更加成熟和定型,恐怕也得在20年以后。英美都曾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样版,吸引力很强,至今仍有许多科技精英和企业精英汇集美国,美国能吸纳全球技术移民的40%、著名科学家的62%、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70%,具有最大的人才优势。如果将我看我与人看我结合,我国软实力恐难排在世界前列,有可能处于第二、三梯队。当然,从长期看,中华文明的软实力世界一流,有待持续复兴,对此应充分的自信,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三是影响力。我国的主要优势是大国,国家体量、经济总量、军事与科技力量都是如此,在国际上影响力处于上升之中,但议题设置权、话语权不大,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刚刚起步,主导能力的获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这不排除个别领域、个别时候的主导力,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但总本上看,我国仍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阶段,实力没那么硬、号召力没那么强、影响力没那么大,估计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前五名,与常任理事国地位差不多。而且,我国经济才刚到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差距很大,而美国是在成为经济世界第一半个世纪后,才获得国际规则主导权。

   所以,当前判断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东亚第一强国等,大致不错。但放到世界上看,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总体上存在20-30年以上的差距,与美国各方面差距都较大,与欧盟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相比差距也不小;军事及国际影响力等还逊于俄;与日本比也是各有所长,其发达程度、国民素质、文化科技、民族凝聚力、体制牢固、社会稳定、生态优良等与我对照明显。可见,我国综合国力可能是前五位,但是否第二位还可打一个问号?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大国等定位,以及既要韬光养晦、又要积极有为等策略,是客观务实的。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同时期侧重点会有不同,现在“有为”可多一点,如我倡导的金砖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但实未到放弃这一策略之阶段,还宜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总的来看,我宜冷静判断自身实力,对自身定位不宜过分乐观,外防捧杀、内防虚骄,理性实施对外经济战略和国防战略。

   在这种显著差距下,如过早与强者战略对决,既难取胜,也可能中断我国崛起进程。战争史上以“小而强”胜“大而弱”,例子比比皆是,如满清胜大明。我国应培养成熟的国民心态,避免盲目自大与自我中心,防止不分青红皂白,把各种反外国言行都当作爱国壮举;把主张虚心学习先进、同西方友好相处、善于交换让步妥协之人皆视为汉奸。爱国应讲方法、有策略,不能单凭激情。爱国不但有道,还要有术,有时爱国之术还重于道。爱国既要用心灵,更要用大脑,提倡理性爱国和智慧爱国,而不能愤青爱国、口号爱国或狭隘民族主义式的爱国,对外国从仰视或俯视,到正视与平视。

   我们要牢记小平同志南巡时的沉痛告诫:“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军事上的“左”,即是不顾实力、动辄喊打,搞军事冒险主义。正如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同时要防“右”,能打胜仗,掌握高精尖武器,站在信息战制高点,搞好强军备战,该亮剑时就亮剑。之

   第四,当前理性爱国的建议。

   经过一周的学习,对国防建设,我谈四点粗浅看法:

   ——增强实力是首要。与世界先进水平比,我国的军事差距、技术差距、经济质量差距,都在20-30年以上。我国实力正快速上升,最好的办法是不中断这一进程。时间有利于我,保持崛起势头,延长战略机遇期,争取不大打、久打,主动权衡利弊特别是代价,不因大战第三次中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应是最大的战略目标。

   ——战略方向应选准。不宜四面树敌,突出少数重点,有和、有拉、有打,有理、有利、有节。应长期与近期结合,历史与未来结合,理性看待世界的大国和民族,坚持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妥善合纵连横,增加伙伴,预防战略透支第三次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

   ——内政修明是关键。近代以来内战明显多于外战,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哀。主打外敌、减少甚至无内战,应是军人和国家追求的基本目标。苦炼内功,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稳定成型的法治中国与现代中国,是当务之急。

   ——文明复兴以和为贵。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中心,经过近二百年的蜇伏和沧桑,到了复兴再生之时,有信心再回世界文明高点。要象汉唐盛世一样,全面复兴中华文明,关键在内因、在自己。“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只要团结一心,不自己打垮自己,强军和精兵并举,增强决胜意志,战则胜,胜则速,我堂堂中华文明,何惧任何外来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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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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