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探寻“共和”之真谛:对“共和”十义的学术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7 次 更新时间:2018-09-22 22: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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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摘要:西方政治制度通常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这是正常政制。对应的变态政制是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平民)制。古代希腊是各种政制或政体实验的时代和地域,各种政治制度、理念均已出现,尤其雅典是民主制,亚里士多德系统阐述了共和制的精神。古代罗马前期是共和国。现代民主与共和理念来源于两种自由主义观点:一种是集权主义,以卢梭式的法国式自由主义为代表,通常称为“民主主义”;一种是分权主义,以洛克式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为代表,通常称为“共和主义”。自古及今,“共和”先后具有十个基本含义:一是众人或多数人之治;二是公民政治;三是法治;四是以中庸(适度)为德政;五是中产阶级统治;六是混合宪制;七是实行权力制衡;八是代议制或代表制民主;九是以多元社会文化为背景的公共政治领域;十是世界共和国亦即将共和制应用于世界体系。其中,民主共和制是与虚君共和制、贵族共和制相对应的共和制,这是世界政治制度中唯一合宜的选择。

  

上篇:“共和”的古典五义

  

   根据柏拉图(Πλτων,约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 λη ,前384—前322)首创的分类方法,西方政治制度通常分为一人之治(君主制)、少数人之治(贵族制)、众(多数)人之治(共和制),这是正常政制。对应的变态政制是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平民)制。

   古代希腊是城邦政治的时代。所谓“城邦”,是与“领土国家”相对应的“城市国家”,就是一个公民团体。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疆域很小(例如,阿提卡(雅典)的领土面积为1000平方英里,已是很大的城邦),经济上自给,政治上自治,便于实行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的制度;二是人口很少,而又排斥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议政参政,公民人数很少。这个公民集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轮番为治”,每个公民既有被统治的义务也有统治的权利。“城邦”与“公民”这样一个概念的循环定义,几乎是古代希腊历史的独特产物和表现;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代文化(文明)中,没有发现类似的现象。在东方社会(如古代印度、中国、俄国等),只有农村公社和村民自治的现象。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探讨了城邦的历史起源,认为城邦是由“家庭”经过“村坊”发展到“城市”的最终结果:“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π?λι?)’,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城邦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

   亚里士多德特别指出:“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由此,他将城邦定义为:“所谓城邦(π?λι?),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他特别强调城邦的多样性,反对柏拉图的单一论或划一化。他说:“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使以‘单一’为归趋,即它将先成为一个家庭,继而成为一个个人;就单一论,则显然家庭胜于城邦,个人又胜于家庭。这样的划一化既然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那么,即使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求其实现。”城邦生活的本质就是它的多样性。反过来说,没有多样性的生活,也就没有城邦(例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代城市,由于缺乏生活的多样性,不能称为城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公有制主张,认为公有等于一无所有。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共产、公妻和公子,其实增大了分母,降低了分值。例如,一个孩子归一对父母所有,他能获得百分之百的父爱和母爱,倘若归一百对父母所有,他所得到的父爱和母爱并不因此增加一百倍;相反,每一对父母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一的父母,趋近于零,谁也不会真正关心这个孩子。所谓财产公有、妇女公有,也是这个道理。亚里士多德由此提出了“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财产可以在某一方面[在应用时]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是比较妥善的财产制度。”从本质上看,亚里士多德不仅仅是捍卫财产的私有,反对公有,而且是捍卫城邦生活的多样性,反对单一性。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定义建立在“公民”定义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公民的一般意义原来是指一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至于就它的特别意义说,则公民在各别的政体中就各有不同;在一个理想政体中,他们就应该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这就是“轮番为治”的含义。公民不是臣民,臣民只有政治义务,没有政治权力;公民既有政治义务,更有政治权力。因此,只有在法治中才有公民,在人治中只有臣民。依照这一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代社会因为实行人治,所以只有臣民,没有公民;因此,只有单一性生活的城市,没有多样性生活的城邦。

   关于城邦与公民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这就是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城邦,没有公民团体就没有城邦制度。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兼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重身份,这里涉及统治权问题。柏拉图未必理解这一点。他习惯于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区别开来,将统治权专门赋予统治者。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统治。在《法治篇》中,柏拉图是这样讨论统治权的:“在一个共同体中,必定要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中合法性的统治权可分为七种:一是“父母有资格统治他们的后代”;二是“出身高贵的有资格统治出身卑贱的”;三是“年长的有权统治,年轻的要服从”;四是“奴隶要服从,而他们的主人要统治他们”;五是“强者统治,弱者服从”;六是“愚蠢的人追随和接受聪明人的领导和统治”;七是“依据上苍和命运的青睐”,由抽签来决定。柏拉图显然是赞成第六种合法性统治权的。这就是他在《理想国》中论述的哲学王的思想。柏拉图说:“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因此,“必须确定哲学家为最完善的护卫者”。这样,柏拉图就将理想的国家与哲学王联系起来。所谓理想的国家,就是通过理性进行统治。柏拉图通过对无知、知识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意见的区分,把哲学家和普通人区别开来,认为哲学家是爱智者,普通人不能称为爱智者,仅仅是爱意见者。同时,柏拉图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制将“‘最优者的统治权’让位给了一种邪恶的‘听众的统治权’”。显然,与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具有人治倾向。但这种人治只有符合理性,才算合法。柏拉图认为,理性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神的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主张神的统治,反对人的统治。“一个共同体如果不是由神来统治,而是由人来统治,那么其成员就不可能摆脱邪恶和不幸。”“‘神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胜过他们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既然神的统治是理性统治,也就是法治,那么“最高职位”只能交给“绝对服从已有法律的人”,“次一等的职位则通过竞选产生,其他职位也同样通过有序的选拔来确定”。这样,柏拉图晚年弱化了人治思想,强化了法治思想。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晚期的法治思想。此外,柏拉图晚年把公民与党派分子对立起来,党派分子是为个人与集团谋利益的,而公民则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服从城邦法律。柏拉图晚期的公民思想也为亚里士多德所发展。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除集中探讨他的理想的政治制度(王治)外,还探讨了四种现实的政治制度:斯巴达、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在《法治篇》中,晚年柏拉图认为民主制、寡头制、独裁制,“这些制度实际上是‘非政制’。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制,它们的恰当名称是‘党派的支配地位’”。柏拉图认为,“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这里就探讨了城邦的政治制度与城邦公民的习惯的关系。柏拉图认为,五种城邦政制对应五种个人心灵:与贵族政治或好人政制相应的是善者和正义者;与斯巴达、克里特政制相应的是好胜争强、贪图荣名的人;与寡头政制相应的是寡头分子;与民主政制相应的是民主分子;与僭主政制相应的是僭主。柏拉图分析的逻辑是:一种政制形成一种精神,斯巴达、克里特政制的精神是爱荣誉,寡头政制的精神是爱钱财,民主政制的精神是爱自由,僭主政制崇尚专制和恐怖。政制的不同精神养成公民的不同习性,随着各种政制和精神逐步走向极端,走向反面,公民的习性也会发生变化,从而摧毁旧的政制,建立新的政制,物极必反。

   亚里士多德不探讨理想的政体,只讨论现实的政体。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资产制或共和制,三者由最好到最不好排序;每种政体都有一种变体: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三者由最坏到最不坏排序。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分析了三种统治:主人对奴仆的统治,家长对家属的统治,城邦宪政统治。在探讨城邦宪政统治时,亚里士多德将各种政体划分为两类:正当或正宗的政体,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亚里士多德说:“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而城邦却正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正宗政体有三类:王制(君主)政体,贵族(贤能)政体,共和政体。而变态政体也有三类: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

   柏拉图只是划分了一种理想政体和四种现实政体,亚里士多德没有确立理想政体,但却对现实政体进行了批判,将其区分为正宗和变态两种政体。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划分中,明确“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变态政体就是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主奴关系,或者君臣关系;正宗政体就是城邦公民政治,在这种政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自由人之间的关系。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讲了一个故事,把人分成黄金等级的统治者、白银等级的辅助者(军人)、铜铁等级的劳动者(农民以及其他技工)。柏拉图不完全坚持血统论,认为“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但却完全坚持等级制度,号称“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为了论证他的等级制度,柏拉图提出人的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理性部分,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同样,国家由三等人——生意人、辅助者和谋划者——组成。柏拉图认为,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对应于三等人:欲望对应于生意人,激情对应于辅助者,理性对应于谋划者。显然,柏拉图的等级制度确立了黄金等级的至高无上地位,这反映了希腊奴隶主贵族等级的社会地位。在《法治篇》中,柏拉图又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按照公民的财产数量决定他们属于哪个等级,在他们由穷变富或由富变穷时改变他们的等级,让每个人隶属于恰当的等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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