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从“法兰西共和国”到“法兰西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16-03-28 13: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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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民主制演变为个人专制,其原因更多是内部的长期分裂与混乱。法国的议会内阁制度有不少缺陷与不足,特别是缺少权力制衡的机制。法国是一个缺乏政治妥协传统的国家,不断革命与冲突是这个国家近代历史的主流。精英阶层的腐败与无能对第三共和国来说是致命性的,它摧毁了共和国的道德合法性。财政危机与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第三共和国的催命剂。而法国右派一直是以反议会民主制的面目出现,希望在法国建立德国或意大利式的现代法西斯极权主义。因此,1940夏天的战败不仅导致第三共和国军事的失败,还引发共和制度的崩溃。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还对民主巩固的传统论断提出挑战。它的寿命长达70年,最后仍然无法摆脱民主崩溃的命运,这足以说明对于法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浓厚的西方大国来说,民主巩固之路同样是异常艰难的。

   【关键词】法兰西  第三共和国  民主制  民主崩溃

  

   法国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阿泽马与米歇尔.维诺克在合著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书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何种条件下,为何种原因,共和制最后又让位于被称为‘法兰西国家’的由一位老人支撑的元首制?”[1]美国记者兼历史学者威廉.L.夏伊勒是我们熟知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作者,在《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一书中,他把视角转向了法国第三共和国70年的历史,对让-皮埃尔.阿泽马与米歇尔.维诺克的问题作了全新的回答。该书中译本有上下两卷,厚达一千三百零四页,内容极为丰富,加之作者当时是新闻记者,长期派驻巴黎,与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学界过往密切,掌握了不少珍稀史料,仅从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与索引就可以看出该书的学术份量。在夏伊勒看来,虽然人们一直认为第三共和国亡于纳粹德国的入侵,但是事实上第三共和国是在1940年7月法国战败后,法国国民议会自行宣布终结的,而且议会还把国家权力交给了实行独裁体制的维希政权。所以,与其过多地强调第三共和国崩溃的外交军事等外部因素,还不如关注其内部的长期分裂与混乱,而后者其实是造成共和国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

  

   议会内阁制度是第三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与同样实行这一制度的其邻国英国不同的是,议会内阁制带给法国的却是政局动荡。在第三共和国存在的70年中,先后更换过104届内阁,接近平均每年两个,大约17届内阁仅持续1个月,有一届内阁存在时间仅1天。[2]这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以至于法国内阁常被称为“半年内阁”或“短命内阁”。

   对议会内阁制中行政与立法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来说,其要旨是议会拥有倒阁权,即对政府的不信任权,而作为一种制衡手段,政府则可以行使解散议会权。“解散议会成为内阁责任的对应物。这样就建立起行政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因为如果议会解散政府,政府也可以解散议会作为回敬。这就使内阁能够避免完全屈从于议会。而使两个相互反对的力量多少旗鼓相当,这才会造成两者之间可能和必要的合作。”[3]两权的制约关系是议会内阁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与特征,直接决定政局的稳定与政治发展的走向。

   与英国健全的议会内阁制度相比,法国的制度有不少缺陷与不足,特别是缺少权力制衡的机制,例如关于解散权的规定,与英国不同的是,第三共和国宪法增加了总统解散众议院必须获得参议院同意的规定,这一点正是法国议会内阁制度有缺陷的部分。有学者认为:“法国内阁之不能解散众议院,则为一种违背内阁制真精神的一种习惯,并非宪法所规定。”[4]而议会的不信任权却没有类似的限制,这样在理论上就破坏了两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事实上参议院出于议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一般不会同意解散众议院,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参议院仅同意过一次总统解散众议院。而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议会却经常对政府随意动用不信任权,导致倒阁现象频繁发生,当代法国第五共和国改变了传统的议会内阁制度,转而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主要原因也是汲取了过去议会内阁制度缺陷造成政局动荡的经验教训。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法国国民议会设计的,议员们设计一种有缺陷的宪政制度,主要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考虑。正如书中所说,第三共和国宪法实行后,国民议会议员们四年任期有了保障,“国民议会中多数的产生与消失,不是由选民来决定,而是由议员们在走廊里所达成的交易来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当上部长。内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不管政府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意料之中的变化,部长们却常常留任。”[5]因此,“组织上如此不稳定而且政治上如此轻浮的政府,根本无法应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每一个卷入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遇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挑战。”[6]这种制度设计也使得任何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徒劳无益的政治争吵,反复出现的内阁危机,一无所获的议会辩论,对于经常向人民许诺的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基础改革的落实的一拖再拖。”[7]与此同时,第三共和国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也是非常缓慢的,与当时的英美国家存在差距。如真正的舆论自由直到1881年才得以实现,组织工会的自由实现于1884年;公共集会的自由实现于1907年。基本自由的实现是如此迟缓。

   其实这种制度具有法国的近代政治传统,从大革命开始,一直到第三、第四共和国,“立法至上”的宪政制度设计不断涌现。大革命时代的宪法最严重的结构缺陷也是把立法行为抬得太高,损害了行政职能。此后一直到第四共和国,法国的宪政制度中议会的权力一直偏大,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历届法国政府都觉得无所作为、维持现状更保险。这就解释了他们在面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越积越多的繁重工作时畏缩不前的原因。部长们不再关心如何设法解决国内的问题,而是关心怎样才能留任。”[8]

   此外,与第三共和国早期的共和派政治家不同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和主义者缺少共和主义品质的政治能力,“他们不曾为赢得共和制而准备献身,他们只是接受了一个共和国,并在共和制中获得了享受。他们擅长于个人的与党派的政治谋算,他们对于共和国贡献有限,自身威望不足,而政治权术绰绰有余。”[9]由于组阁时党派的首要首领不容 易为对立面所接受,所以经常由第二流的政治人物出面组建新政府,这样易于得到议会多数的同意。第二流的人物经常只有第二流的水平,在激烈的议会政治斗争环境中,其组建的政府往往难以长久。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似的是,法国也是一个缺乏政治妥协传统的国家,不断革命与冲突是这个国家近代历史的主流。民主依赖于妥协,这已成为人们公认的常识。[10]虽然第三共和国是依赖昙花一现的政治妥协建立起来的,但是在随后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冲突与对立仍然是共和国政治的主流特色。1894年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德雷福斯是法国参谋部的一位犹太籍上尉军官,他突然被指控为通敌分子,迅速被革职,并处以终身流放。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后,法国国内也立即掀起一股反犹浪潮,“整个国家似乎被盲目的仇恨和偏执所吞噬。国家被绝望而歇斯底里地分裂为两个阵营:以右派为主的一方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以左派为主的一方在数年以后开始相信德雷福斯是清白无辜的。”[11]虽然德雷福斯完全是无辜有真相不久即告大白,但是政府却知错不改。1898年当知名作家左拉为福雷德斯事件发表“我控诉”的公开信时,被政府以诽谤罪起诉,不仅被判处一年监禁,三千法郎的罚款,而且住所还被暴民袭击。最后因为对当时法国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左拉而被迫逃往英国。“整整十年,由于受到福雷德斯事件的困扰,国家几乎无法关注另外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停滞、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劳资冲突、出生率下降”。[12]

     在这种政治传统中,法国社会的阶级对立也是极其严重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自共和国战胜麦克马洪总统之后,在有产阶级与共和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联盟。这个联盟通过操纵新闻界、资助政治党派以及运用雄厚的资金等手段来影响政府的财政政策,从而控制了共和国。” [13]尽管在1924、1932、1936年的大选中,国民议会均出现了左翼多数派,但是他们很快就将不存在,不是因为选民的意见发生变化(在这期间没有进行过选举),而是因为当选的议员在国民议会中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在每一次交易中,他们总是首先批准一个左翼政府,然后转而支持一个右翼政府或者一个温和的中间派政府。”[14]

   出于对共和国政府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痛苦回忆,工人阶级一开始对共和国的态度就是疏离的。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国民议会对改善工人阶级境况的无所作为、雇主甚至对组织工会的尝试都要表示反对,以及政府动用武力野蛮镇压工人运动等情况,工人阶级对共和国政府日益不满。而且,法国工人在待遇方面也大大落后于工业时代的最低要求,直到1900年,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才被限制在每天10个小时,而男性工人每天仍要工作12个小时,只是到了1906年,法律才规定工人每个星期日可以休息1天。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没有进行任何社会保障立法方面的尝试。左派群众不仅对政府的腐化堕落不满,而且对政府在解决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鲜有所为不满。这些群众的数量由于城市工人主体的迅速扩大而增长起来。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没有代表,在议会中,他们的利益无人关心。

  

   精英阶层的腐败与无能虽然是许多国家早期民主化的普遍现象,但是对第三共和国来说,这一现象在其后期的存在却是致命性的,它摧毁了共和国的道德合法性。1932年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法国更换了六届政府,而且政府部长、国会议员、法官不断涉及金融腐败案件,其中代表性的是斯塔维斯基案件。斯塔维斯基是一位来自俄国的犹太金融家,时任“巴约内市政信贷银行”行长。该行通过发行股票而侵吞数千万法郎,并以被盗的或伪造的首饰作为抵押,致使数千人破产。1933年底,斯塔维斯基的丑闻曝光,总理硕唐、前总理塔迪厄等一批高官均被卷入,最后导致内阁垮台。斯塔维斯基案件发生后,“一种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国民议会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的普遍感觉日益加剧。”[15]

   在政商勾结方面,共和国政府为企业提供大部分资金、财政补贴与关税保护,反过来这些从政府手中获得利润的特权的企业家和银行家贿赂政界人士。虽然这种事情不是法国才有,“但是它却起到了一种有助于最终破坏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的腐蚀作用。”[16]社会上弥漫着对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与企业家的不信任。这些丑闻终生困扰着第三共和国,削弱了共和国领袖及其机构的公信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接连爆出的丑闻破坏了共和政体的基础,形成了注定将在不久之后毁灭共和国的成熟时机。”[17]

  作为对法国上层阶级一种制衡力量的左翼联盟,在关键时候的表现却是太无知、太糊涂而且太胆小,以致当它拥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权力时,却不能就国家的财政危机强行通过一项解决方案。“对于政府濒于破产的边缘,左派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1924年初,左派本可以依靠自己在国民议会中所拥有的绝对多数来制定必要的法律,以使政府得到所需要的财政收入、控制通货膨胀、遏制资本外逃和普通存在的偷漏所得税行为。但是议会下不了决心,只是发出威胁,什么也没有做,“结果加速了国库的枯竭和货币的疲软,使混乱更加严重。” [18]左翼政府领导人多数是来自小城镇的律师、小业主和农民,以及少数思想自由的教授,不具备专业的财政经济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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