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到1919年“五四”，接近八年时间。这八年时间，现代共和政体在中国经历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起伏历程：曾经让国人高度心仪的共和国建构，仅仅过了数年，便成为过街老鼠，遭到全方位攻击，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五四”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帝制中国自此才彻底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一、瘸脚的“第一共和国”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世界上第三个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大国。这是中国人踏入现代世界门槛后，在政治上可以感到非常荣耀的事情：整个亚洲，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尚未能在建立现代共和国上有如此成就，它们大多仍然徘徊在古典帝国的阴影中。尤其是在接近欧洲的中东，奥斯曼帝国还在上演“帝国的绝响”，此时的中国与土耳其，可谓亚洲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
辛亥革命不是中国人熟悉的王朝循环，而是彻底终结王朝逻辑，开启中国现代共和政体进程的伟大革命。革命的“低烈度”与共和确立的“大业绩”为人所称道，但现代共和岂是那么容易在专制土壤中扎下根来的，对于一个历史长达两千余年的古代帝国来讲，帝制建构和皇权思维根深蒂固，除却不易。人们对共和政体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尝试，似在暗昧之中摸索。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先看后者。革命后的共和建国，在革命者一端，还难以将革命建国转化为国家建设，而共和运转中的制度担当者，也不知手中权力的存在目的与运用技艺。因此，共和政体不仅没有展现其绩效合法性与运作说服力，而且乱象丛生。
于是，两幅画面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幅画面由革命者呈现。当其时，对共和政体运转作出变质断定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开始顽强从事新一轮革命运动。孙中山的激进化，使革命自身的正当性严重遮蔽了革命之共和建国的目的性。这让中国陷入了更为长久的革命泥淖。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斗争失败滞日，1917年在广州联合军阀组建军政府而后分道扬镳，且对俄国革命心有戚戚焉，1918—1919年系统建立建国理论，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确立激进共和进路、极左建国理念，——孙中山本是最忠于共和建国理念的领袖人物，这从他确立的革命最终目的就是宪政上可以得到印证，但孙中山对革命手段的一味崇信，让他与共和建国的目标不是愈近而是愈远。
另一幅画面由当权派呈现。关乎民国共和政治的国家性质之议会的运转情况，令人忧虑。由于议员们的共和政治素质较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简直就是一团乱麻：接受新式教育的新派议员们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在与前清旧派人物的政争中，并不占优势。加之年轻议员中的留学人员大多出自日本，学习技术的居多，学习法政的很少，他们对欧美国家的议会政治并不熟悉，因此不知道如何有效实践议会政治。
与此相关，现代共和政体所依赖的政党政治，在民初也处于一哄而上的无序状态：在完全缺乏现代政党生态的情况下，一时之间，政党丛生林立，三百多个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政党展开的政治竞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其目的不在为共和政体有效运作而妥协，相反是各自为政，莫衷一是。与其说它们是为了共和的共同目标，不如说是为了排斥性的政党利益。革命党之间为了权力而明争暗斗，不知合作为何物。旧派人物的组党，就更是赤裸裸地为了谋求权力。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政府对政党的扶掖，内心都对国民党的建国意图深怀拒斥，双方都不明白为合作而党争的现代共和精神。至于这些政党的现代属性，也是参差不齐：国民党其实是现代政党与会道门的混合体，其他各有名目的政党基本上是摇摆不定的派别或一时的利益共同体，甚至不过是议会机构或政府中的老乡会而已。由这些政党组成的议会，有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取闹的场合。
中华民国刚刚建立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各省拥兵自立、参议院缺乏政治意志、孙大总统名义拥权、清政府尚未完全退出舞台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与法律约束力。紧接其后为保证袁世凯忠于共和而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当袁世凯自己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自己集权。曾经热闹非凡的政党政治，就此彻底失去了法律保障。试想，袁世凯仰仗兵权而成为总统，他怎么可能诚心诚意地跟国人玩分权制衡的政治游戏呢？共和国缺乏法律护航，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加之国人自古至今信从人治而非法治，这对仰仗依法治国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亚洲“第一共和国”因为共和机制的瘸脚，本身就存在自陷危机的严重风险。恰如孙中山痛心疾首所指出的那样：“综十数年以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浑，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共和政制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让其很难在中国生根开花：先天不足，是其与千年君主制相比，缺乏生长发育的土壤；后天失调，是指它降生之际效用有限、失信于人。这似乎注定了中国建立现代共和政制的一波三折、艰难困苦。
二、企而望归君主制
再看前者。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专制，告别了古代帝国，但并不等于就彻底终结了皇权理念和皇帝念想。在中国共和建国后的前数年，无论是革命分子还是保守分子，心中的皇权思维与行为定势不仅没有随共和国的建立而荡涤干净，相反，他们对新政制的建构心里常存帝王意欲。孙中山建立同盟会，要加盟会员对自己行磕拜之礼以示忠诚，便是标志。至于保守分子，心中念兹在兹的是皇权与帝制，完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两者合力，让君主制随时随地、变换形式回到中国政治现场。
人们可以从两条线索清晰地观察到这一态势：一条线索是掌握共和国权力的权势集团对皇权专制挥之不去的依恋。袁世凯的复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人们常以复辟闹剧看待袁世凯称帝的举动，其实这就无视了这一事件的深刻历史内涵：两千年之久的帝制，岂是一场革命、一段启蒙，就可以让其灰飞烟灭的？袁氏的复辟，最直接而又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共和制度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它让国家权力的权威性流失。就袁本人而言，他对限制其权力的共和制度十分不满，且对乾纲独断的皇帝专权心生艳羡；就袁身边人而言，基于对大位的觊觎，也对袁氏劝进有加；袁本人极迷信，方术之士对袁诱以帝制能破短命宿命，让袁益信复辟帝制势在必然。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的幻灭，并没有让国人的皇帝迷梦彻底破灭。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拥戴末代皇帝溥仪复辟，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虽然张勋复辟只有短短的12天，但已经足以说明帝制重来不是黄粱大梦。革命领袖孙中山为此发布“讨逆宣言”，北洋政府为之组成讨逆军。此所谓“逆”者，是与共和大潮相对而言的。对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来讲，共和恰恰是逆转“大势”的事情。因此，以帝制扭转共和，在“第一共和国”的六年历史上，竟然两次出现，不能不使人意识到帝制土壤之深厚、共和危机之深重。
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即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之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此话可谓一语中的：中国的共和基础之硗薄，专制传统之深厚，让人们习于帝制，疏于共和。仅靠国家高层精英发动的一场革命，权力不过仍然在高层流转，帝制忽而来去，便在意料之中。既然共和无以证明自己推动中国善治的效用，那么人们熟知的帝制便成为自然的替代选项。
另一条线索是颇有政治抱负的学者如康有为对君主制改头换面的招魂。康有为的帝制主张可分为两个时间段来看，一是民国肇建之前，康有为基于戊戌变法情结，而对帝制深怀信念。“保皇会”的建立，是这一时期康氏保皇之针对光绪皇帝浓厚的个人情感的体现。二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康有为敏锐意识到共和体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难以帝制取而代之，但他看清楚了共和建国对政体决断没有拿捏准分寸的现实，于是以自己考察了数十个国家的个人经历为据，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实行一种自具国家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既然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致秩序稳定、国家富强，那么中国也完全可以在千年君主制传统上建构同样稳定有序、促成富强的君主立宪制度。这种退而求其次地为君主制招魂的做派，反映出帝制思维的树大根深。
再从国际社会看，由于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处在一个列强环伺的环境中，因此，强国对中国的共和政制建构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像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应袁要求分析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利弊。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古德诺认为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不啻给袁复辟帝制以一剂政治学理论的强心针。加之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芮恩有意无意的操弄，给袁世凯复辟帝制以明显有加的鼓励。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在中日之间为袁复辟帝制的奔走，就更是大大鼓励了袁的复辟行径。
在共和中国初期，立宪政治运作的不畅，与君主制复辟的内外动力，相互写照，呈现出共和中国草创时代君主制强劲地卷土重来的政治情势。何以君主制对共和制会有如此“优势”呢？简而言之，一是因为君主制历史悠久、深入国人政治记忆深层，而共和制短暂、国人对之记忆不佳；二是君主制给人以有力收拾社会政治局面的印象，而共和制收拾乱局明显乏力；三是君主制的政治理论更有说服力，而共和制并没有建构起同样有力的政治理论，人民当家作主的吁求，很难在民众长期疏离政治的情况下被广泛认同，更难付诸行动。
民国初期的八年，可以说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展开拉锯战的一个特殊阶段。共和制远未在中国扎下根来。相反，共和的自我保卫战，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着。倒是君主制的两次复辟，让人们意识到，它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功效并没有随帝王肉身的消逝，真正远离现实。共和政制能够在民国初年的精英博弈中获得广泛支持吗？能够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政治思想之辩中赢得国民认同吗？能够聚集起共和政制所需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和观念能量吗？能够真正让国人信从共和政制的现代政治效用吗？如此设问，令人惴惴。
三、“五四”拯救共和
在五四运动以前，共和建国已经被共和自身的败绩搞得声名狼藉。在两次君主制的短暂复辟中，共和政制自证其政治效用的任务已经变得非常紧迫，但始终限于上层精英圈子政治游戏的共和建国，已经很难为共和国提供什么新的动力了。孙中山试图在革命者与军阀之间打开合作通道，但军阀与孙中山同床异梦，以至于让孙中山再次陷入绝望状态。孙中山也意识到向社会寻求共和建国的强大声援之必要与重要，但他没有伸向社会的强有力政治之手。到20世纪20年代，他提出所谓新三民主义，才找到政治革命之外的社会革命渠道，但这已经是“五四”后话了。
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在社会政治理念上有了新的突破：它先于孙中山伸张了捍卫共和必诉诸社会运动的新理念。在今天中国“告别革命”的精神氛围中，这一认知被认为是肆意扩大革命范围，因此让革命日益远离其初衷的悲剧性变化，但从后发国家建立共和政制的世界史来看，这种悲剧性的转变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既定性。一个后发现代国家之所以后发，就是因为它积累的现代国家转变资源的短缺，内部驱动转变的能量十分有限。因此，在建构共和政制的过程中，不得不一方面聚集共和建国的政治精英资源，另一方面努力改良坚硬的专制政治土壤，以便共和政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于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不得不同时进行：以社会革命为共和建国开垦社会土壤，以政治革命为民权政治代替专制政治鸣锣开道。非以前者，不足以为共和国聚集必要的社会资源；非以后者，不足以为共和国奠立国家权力基础。这样的悲剧性处境，不是那种限制革命以保证其不至于破坏社会秩序，而仅仅改变国家权力结构的主观意愿、竭力吁求就可以改变的。后发现代国家的共和建国，一定会走一段弯路，甚至这段弯路可能会非常漫长。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一再印证了这一点。
在191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陈独秀明确指出，需要以国民运动取代党派运动，以便开辟中国的“优秀国民政治”。这一断言，显然也有针对民初党争政治缺陷的意味。他认为，像法国、美国和日本那样建立起现代国家，主要应归功于国民运动。“国民之运动，非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所成就。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之根本进步。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由此可知，新青年与新国民实际上是两词一意，而新国民一定是关注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行动主体。这就直接触及了现代共和的基本精神。
在皇权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建构现代共和国，需要认识清楚专制与共和截然不同的结构特点：“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为专制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以君心一正，国与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国之政治，每视人民之舆论为运施，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在本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 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驰。”高一涵因此全力吁求“国家之自觉”。这种将共和与专制政体清晰划分开来的认识，难能可贵，其中虽然包含高一涵对君主制与共和国混合政制认识的缺失，但对中国来讲，由于从来不存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混合政制传统，以尖锐对立的眼光看待二者，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在民国肇建后的八年间，专制君主制的复辟，让人们只能从对立的角度看待两种政体的关系，因此愈益显出高一涵这一政体划分的重要现实针对。在民国初年反对君主国、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清醒认识君主制与共和制在中国的截然差异，确实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
诉诸国民运动以捍卫共和国，岂止陈独秀、高一涵之辈的向隅之思，被称为“五四”幕后推手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显然不是所谓激进分子，但确实是“外争国权”的积极推手。他们所争的“国权”，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权。从政体论视角看，当然争的是中国之作为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国权。这是从国际社会的大视角看中国建构现代国家问题必然得出的结论。五四运动，无论是从5月4日到6月3号的“小五四”，或者是起自1915年到1920年代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大五四”，正是国民行动起来，彻底突破此前精英主导的中国共和建国模式；国民行动起来，一起来捍卫共和国的标志性事件。
民国肇建后的八年，捍卫共和国，始终是新生中国的头等大事。即便共和国的实际政治运作弊端丛生，那也只是共和政制前行中出现的一时缺陷，而不是国人回头求诸君主制的理由。袁世凯之成为孤家寡人、郁郁而终，张勋复辟前后不过12天，已经足以说明君主专制不再具有整合偌大中国的政治能量：它已经是被彻底终结的传统政体形式，不可能具有与现代民主政制相结合的混合政体活力。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总理、袁世凯“时间最长的朋友”唐绍仪，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就明白无误地指出，袁世凯称帝已经“违背了自己就任总统时的誓词，再也无法获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了”。在他看来，“即使我们再发动一百场革命，也必须保留共和制度”。在唐绍仪眼里，君主制已经被历史葬送，而共和制需要捍卫，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最好的体制”。尽管他对中国传统政制具有悠久的共和传统的阐释有待商榷，但他致力于从传统中挖掘共和制的资源，以捍卫新生的共和国，就足以证明为君主制聚集资源的尝试，已经让渡给为共和制聚集资源了，哪种政体的现实活力更足，已经不在话下了。
“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最好的体制”，可以说是世情、国情、民情注定的，也可以说是世运、国运与时势所决定的。五四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展开，就是因为共和国的内外交困，让国民有了一个现代建国的自觉。对所有后发的现代建国来讲，建国不是高层精英的圈子事务，而应当是国民们的共同事务。因此，国民对国家建构事务的觉醒，是其现代建国具有深厚社会力量支持的标志。中国的共和建国起自晚清，但被少数人绝对自私的权力所阻：他们已经意识到立宪共和对国家权力稳定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效用，这是晚清立宪变革的权力动力，但他们又为眼前的权力利益所宥限，因此很难突破当下掌权的权力天堑，晚清的立宪改革因此必然失败。袁世凯、张勋者流，也因为没有意识到共和政制的大趋势，因此必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唯有意识到共和制是动员中国民众投入建国大业，从而为现代建国夯实社会基础，开创中国前无古人的共治局面，且认准这是远远胜于一个人与一群人治国理政的现代政治形式，这一趋势具有人为力量不可逆转的性质，中国才算确立了现代建国的根本。而“五四”恰恰发挥出催生相关力量的作用。就此而言，唯有“五四”，才发挥出此前所无、此后罕见的拯救共和的巨大作用：“五四”之前，共和是需要自辩的政体形式；“五四”之后，国人对现代共和政制不再悬疑。“五四”之后，形式上君主复辟尝试的不见于史，对之作出了有力证明。
当然需要指出，“后五四”建构并捍卫共和的路径出现了历史性分岔：激进共和压倒立宪共和，将中国引上一条激进政治的不归路。但这是“五四”之后中国政治诸因素激烈碰撞的偶发性结果，并不必然证明中国只能迈进在激进共和的革命道路上。只要中国政治进入正常轨道，全民共和而非贵族共和的现代共和建国路径，就会坚韧地展示给人们。“五四”之随时叩击国人的心门，理由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