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诸葛亮外交中的四张大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8 09: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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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 (进入专栏)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其外交活动基本上是在战争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蜀国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可以说,诸葛亮外交实际上是军事外交,其外交行动也与其军事行动密切结合。诸葛亮的外交思想、外交风格和外交谋略,特别是他外交中的四张大牌,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留下了重大的影响。

  

战略外交上打鼎立牌

  

   东汉末年,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躬耕陇亩”。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屯兵新野,徐庶为幕僚,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与其相见,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并提出建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连连称善,说我有了诸葛亮,如鱼得水。(《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隆中对》一方面对天下形势进行了分析,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待各个割据势力的态度:反抗曹操,联合孙权,图谋刘表和刘璋,从而规划出了曹、孙、刘三足鼎立的战略前景。另一方面指出了三足鼎立后,天下有变,进一步北伐中原、中兴汉室的战略目标。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貌似强大的袁绍。诸葛亮看到了曹操军事力量的强大,得出了不可与其单独争强,必须联合其它力量与之对抗的结论。孙权则有地理优势,加上孙氏家族已经历经三世,在所辖区域得民心,可以成为未来天下三极中的一极。诸葛亮看到了这两大军事集团将会成为三极中的二极。刘备当时是个只拥有几千人马的荆州客居者。其他的军事集团,如刘表、刘璋、张鲁、马腾等,最多算为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称霸一方的力量。

   《隆中对》指出了实现三分天下的基本途径。在正确认识和分析孙权、曹操力量的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途径。诸葛亮提出统一天下的步骤是:首先“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然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开展和平外交。“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最后两路北伐,钳制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实现统一天下。由于刘璋暗弱,刘璋的谋士们和将领们都有了寻找明主之心,这使得具有汉室宗亲优势的刘备有很大可能性获得荆州这块沃土,得到了荆州,益州也就不在话下,占据益州之后,可以通过益州出汉中达西凉,与荆州形成犄角之势,可以在战术上形成相互支援之势,使外敌很难入侵,再利用时机夺取中原兴复汉室。可以看出,诸葛亮采取的是避实就虚的办法。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败走夏口,而孙权之前又派鲁肃到来观察情况,并向刘备建议向孙权求救,诸葛亮便自荐作为刘备的使者到柴桑作说客,与鲁肃结为朋友。到达柴桑后,诸葛亮面见孙权,先用二分法给孙权两个选择,“如果能以吴、越的军力与中原之国抗衡,不如早和曹操断交”;另一个选择则是激将法,“如果认为不能抵挡,为何不停止军事行动,向北方称臣呢!”孙权却反问诸葛亮,刘备为什么不投降。诸葛亮便提高刘备身价,说刘备有气节,绝不投降,以向孙权显示刘备的决心。孙权大怒,誓言不会向曹操投降,但却有所担心刘备还有多少兵力战斗。诸葛亮最后才分析两军的情况,先说出自军散兵归还和关羽水军有万人,加上刘琦凡江夏士兵亦不下万人,再说出曹军远来疲弊,追刘备时,又用轻骑一日一夜行了300多里,正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而且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百姓又是被逼服从曹操,不是心服;最后肯定地说曹操必定可打败。这是诸葛亮亲自出马参加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谋划与外交磋商。

   孙权与诸葛亮会面后十分高兴,后又受到鲁肃、周瑜的游说,决定联刘抗曹,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率3万水军,随同诸葛亮会见刘备,组成吴蜀联军,与曹操开战。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孙刘联军火攻,曹操大军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而此时曹军中又爆发瘟疫,曹操不得已引军北还。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形成。刘备借机收取江南,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统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蜀与魏、吴形成鼎足之势。

  

道德外交上打正统牌

  

   诸葛亮把选择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政治上,即以正统为旗帜、以统一为目标,高调宣称所从事的事业是以仁义之师打一场正义之战。诸葛亮在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一直都在打正统牌,正统就是汉室,虽然汉室被曹操胁持,徒有其名,但毕竟是正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否定汉室的合法性。所以,诸葛亮始终指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这八个字,既彰显了汉室的合法性,更突出了曹操的非法性。诸葛亮一生打的牌都是“兴复汉室”,坚持正统,这无疑有利于赢得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动,有利于凝聚人心。蜀汉政权对外的策略都是围绕兴复汉室这个最高目标进行的。诸葛亮的“兴复汉室”不是指的兴复桓、灵之世的汉室,而是兴复高祖刘邦、光武皇帝刘秀那样统一而强盛的汉室。兴复汉室最本质的内容是恢复汉朝时期大一统局面,达到天下和而归一的目的。

   建兴元年(223年),根据形势的变化,诸葛亮发表《正议》一文,再次就蜀国的外交方针作出说明。这一年,刘备去世后,蜀汉朝廷出现了多种危机,曹魏集团认为劝降和策反诸葛亮的时机到了。曹丕下令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纷纷致书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这涉及蜀国对外方针政策问题,蜀汉是与魏对敌呢还是亲善呢?诸葛亮一开始是“遂不报书”。(《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但他又担心来自敌人营垒的劝降活动引起蜀汉朝廷的思想混乱,于是作《正议》一文加以回击,明确陈述了自己坚定的抗拒曹魏、光复汉室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这篇外交文献表明了诸葛亮坚持正统、对曹魏强硬的敌对立场,在内外多难的情势下稳定了蜀汉臣民的政治信心。

  

结盟外交上打联吴牌

  

   诸葛亮恢复汉室、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联孙抗曹的基点上。在三国鼎足还没有形成之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就把联孙抗曹作为基本国策提出来了。在刘备、关羽等在贯彻这个原则出现偏差的时候,诸葛亮及时加以扭转,缓解了蜀国陷入孤立的被动局面。可以说没有这个成熟的联盟战略就不会有蜀国存在的余地。诸葛亮一出山,就为刘备集团提出了与外部势力交往的方针,即“外结好孙权”,共同抗魏,兴复汉室。这一外交方针在诸葛亮后来的军事行动中不仅没有捐弃,反而加以发展和完善,一直指导着蜀汉的外交活动。

   《隆中对》是指导刘备集团发展壮大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份纲领性文件中,诸葛亮高屋建瓴地向刘备提出了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诸葛亮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了联吴抗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从形势发展的趋势入手,诸葛亮指出实力弱小的刘备有重新崛起,并战胜强敌的可能性,但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仅要抓住“天时”,而且要发挥“人谋”的作用,其中包括在外交上积极谋划。他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在从群雄混战到北方基本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当初比较弱小的割据势力,依靠自身努力,变得强大起来,那些强大的割据势力最后却失败了,最具典型的事件就是袁、曹之争。曹操以低微名望和弱小实力,击破袁绍,成为强者,其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发挥了“人谋”的作用。曹操的崛起就是刘备要效仿的榜样。

   其次,指出弱小的刘备在图谋发展与壮大过程中,必须要对曹操实行战略防御,对东吴“结好孙权”,将孙权作为崛起过程中援助的力量,把攻曹图吴改变为防曹联吴。第三,诸葛亮指出外交上联吴也是实现蜀国政治战略的需要。诸葛亮认为等到蜀国力量强大后,一旦天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即可发动消灭曹魏势力的战略进攻,兵分两路,一路,“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另一路,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实现最终战略目标:消灭曹魏,兴复汉室。在这里,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意图很明显:在蜀汉北伐曹魏时,依然需要东吴外交的支援和帮助。在消灭共同敌人的时候,两弱联合抗强,取胜的概率远远胜过一国的努力,即使不能统一全国,能实现三分天下的局面也是很好的结局。从另一角度看,刘备在外交上如果不主动出击联结吴国,那么曹魏敌人就有可能拉拢对方,一旦吴魏两强结合,攻打实力较弱的蜀国,那结局不可想象。所以,即使蜀汉在北伐的过程中,在外交上与吴国结成联盟也是极端重要的。简言之,刘备在成就霸业的过程中,必须联结孙吴共同抗击曹魏。

  

公共外交上打统一牌

  

   “实现统一”是蜀汉外交中最常见的外交辞令。诸葛亮的外交谋略,始终立足于大一统的传统理念。自从董卓以来,许多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不过是为了割据一方,以利于一己私利。而诸葛亮的战略起点就是统一国家,恢复汉室。把打统一牌与打正统牌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蜀汉的软实力和话语权。

   如何实现统一呢?诸葛亮提出的策略是打皇叔牌,刘备虽然力量弱小,但由于是皇叔,据有兴复汉室的正道,信义名闻四海。刘备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它有“正统”的政治优势,因为他是皇族血脉,所有他可以借此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但是,也正是由于他是皇族血脉,这就决定了刘备必然与曹操不共戴天,始终与势力强大的曹操集团处在战略对抗的状态。诸葛亮非常重视拿刘备的皇叔身份做文章,把刘备的皇叔身份变成了一个可资利用的重要外交资源。

   诸葛亮外交中的四张大牌,是诸葛亮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和外交策略的具体体现,史称他“达智多变,正而有谋”,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是把示强与示弱有机结合起来。示强与示弱是对外交往中的两手,有时需要示强,又不可以一味地示强,有时需要示弱,也不能一味地示弱,能够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这才是外交的智慧和真谛。外交既拼实力,也重感情。成熟和成功的外交既要善于示强,也要善于示弱,也就是说,该亮剑的时候要敢于亮剑,该亮情的时候要善于亮情。一味示强,等于主动树敌。在借荆州的过程中,诸葛亮让刘备适时地哭鼻子、流眼泪,主动亮情,起到了比亮剑更重要的作用。

   二是把原则的严肃性和实践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建兴七年(229年),孙权称帝,遣使至成都,要求蜀国在外交上予以承认。这一事件引起蜀汉群臣强烈反对,“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孙权称帝对诸葛亮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公开的挑战,对他能否坚持联吴抗魏的外交方针,处理好吴蜀关系,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诸葛亮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力排众议,决计承认孙权为吴国皇帝,维持吴蜀同盟关系。于是作《绝盟好议》一文,以释群疑。诸葛亮认为,当前蜀国的主要敌人是曹魏,而不是孙吴,为实现蜀国的最终战略目标,应当继续奉行“结好孙权”的外交政策。不要因为有次要矛盾的干扰,就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如果蜀国拒绝承认孙吴称帝,就会加深吴蜀之间的隔阂,互不信任,蜀吴对敌,再“移兵东伐,与之角力”,结果将可能导致“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的不利局面,这反而妨碍了蜀国“兴复汉室”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是把维护意识形态利益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软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利益要服从、服务于整体国家利益。同东吴外交相比,蜀国的外交过于意识形态化,这是蜀国在三国当中最先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东吴外交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只要国家利益需要,既可以联蜀抗魏,也可以联魏抗蜀。但是,对蜀汉来说,其立国的政治基础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诸葛亮《后出师表》)。既然蜀汉和曹魏势不两立,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蜀汉政权的合法性与对抗曹魏联系在一起,蜀汉就不可能像孙吴那样左右逢源,既可以联蜀抗魏,也可以借魏抗蜀。

   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的利益事实上就绑架、约束了国家利益。“兴复汉室”是诸葛亮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自有其外交策略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仍然讲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已明显的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201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诸葛亮在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一直都在打正统牌、统一牌和皇叔牌,说白了,打的都是意识形态的牌。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大大压缩了蜀汉的外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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