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诸葛亮——理想人格的象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7 次 更新时间:2017-04-06 00: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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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文章原载于《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

   诸葛亮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是就其在政治、军事上的建树来说,历史上能与其相侔甚至超越者并不乏人,同时代的曹操和他相比就毫不逊色。他之所以被历史的大潮推上神圣的彼岸,名播天下,誉满古今,睥视群雄,超凡人圣,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其谜底就是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全部美德,是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这种理想人格,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睿智卓越的处事能力,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今谨分述如次。

  

1.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人生追求的起点,也是人格塑造的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价值取向在表现形式上,区分为“入世”和“出世”两大主流;而在内在性质上,则又可划分为“兼善天下”和损人利己两个范畴。中国是一个以儒家伦理规范为社会政治生活支柱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渗透着实用理性精神的民族。因此“入世”是得到肯定的人生选择,“兼善天下”是受到推崇的理想追求。诸葛亮的人生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满足了这两个基本要求,从而为其塑造理想人格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所处的历史环境,正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战乱不已、社会动乱的黑暗时代。统治集团用倒行逆施、高压箝制的统治思想控制百姓。汉代儒学本身的弊端丛生、迂阔荒诞,使得当时士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严重的危机,缺乏信仰、丧失理想、放弃追求、逃避现实,就像毒素一般在士人阶层中迅速散布蔓延。众多士人在绝望中沉沦了,价值取向在混乱中颠倒了,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颓废。

   这种正统价值观念分崩离析的现象,在异化了的儒林人士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大致而言,当时的儒林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长期礼教所熏陶而造就的虚伪者。在这类人身上,毫无人格可言,也不存在着任何正确的价值取向。第二类是消极遁世者。这类士人目睹社会的黑暗现状,不胜愤慨和悲哀。可是又认为自己无法改变这一现实,于是就试图躲开这一切,以不与肮脏事物同流合污为自己的人生追求。面对社会和人生,他们软弱地阖上双眼,而忘却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这虽是一种价值取向,但性质却是错误消极的。第三类,是一群有其志而无其才的狷介儒士。他们既不像礼教异化者那样的虚伪卑鄙,也不像消极遁世者那样的委曲求全。而是试图拯救社会,恢复纲常。可惜的是他们思想僵化,才能不逮,仅富有善良的愿望,而无卓越的匡世济民本领,终究不能有大的作为。虽有可敬佩的价值取向,却无能力实现自己的初衷。

   反观诸葛亮,则与上述三类士人有本质的不同。他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的,他的理想追求是明确的,他实现价值取向的途径是可行的,因此他的人格是完美的。

   他的积极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入世”态度。尽管他早年曾隐居隆中,躬耕田亩,自己也曾表白:“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出师表》)但这不过是其等待时机,以求一显身手的过渡。从本质上说他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他以“管仲、乐毅自比”,就是证明。因为以管仲、乐毅自比,表明他始终没有忘怀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始终没有终老山林的打算,而是希望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有朝一日走向社会、施展才能。就像当年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一代霸业;乐毅辅佐燕昭王破齐兴燕,扬名天下。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规范下,诸葛亮早年在形式上虽有一段隐居躬耕的经历,但实质上却一直留心观察当时社会的变化,了解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故一旦遇上明主,就能提出《隆中对》这样高屋建瓴的战略指导方针,并“遂许先帝以驱驰”。而一旦投身于现实政治,又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出师表》),认准目标,义无反顾奋斗到底。

   诸葛亮的积极价值取向,其次还表现为他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能达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做到“入世”并不难,儒林虚伪者是入世的,可他们所汲汲牟取的仅是一己之私利;曹操也是“入世”的,可他“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准则却令人齿冷。可诸葛亮却完全不同,他入世的宗旨是安邦定国、匡世济民。是出于公心,而非满足私欲。虽说其具体追求是“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但贯穿于其一生实践活动和理论构筑的红线,却是儒学的民本理想精神。其目的就是要达到“仁者无敌”,使普天下民众“箪食壶浆以迎将军”的境界,从而扫平群雄,一统天下,拯民于水火之中。这种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永恒的魅力,它即符合下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心理渴求,又符合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同。而诸葛亮本人也因此受到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尊崇,被视为理想人格的光辉象征。

  

2.睿智卓越的处事能力

  

   积极的价值取向是塑造理想人格的起点,但并不等于理想人格的全部。只有动机与效果的高度统一,积极的价值取向才能升华,实现经世致用的飞跃。而沟通动机与效果之间联系的媒介,就在于其人实际处事能力的大小。有睿智杰出的处事能力,而无正确的价值取向,则流于奸滑;有积极的价值取向,但无卓越高明的处事能力,则不免迂腐。唯有两者融合一致,才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在诸葛亮身上,高尚志向和卓越才能这两者是高度统一的。他具备着杰出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应变能力。审时度势、通权达变、驾驭全局、关照细节是他处事接物方面的主要特征。“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正是对他才能的最好写照。正由于诸葛亮具备着这一基本素质,他才成为大家心目中一致公认的智慧化身、天才代称。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称道他为“天下奇才”。

   这里我仅想通过对诸葛亮天才军事艺术的透视,来展示其处事待物的风采襟度。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才,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后代有些人受这种说法的影响,认为诸葛亮长于政略而短于军事,其实这纯属误解。

   平心而论,和其政治能力一样,诸葛亮的军事才华也非常突出。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具有洞察全局、预见胜负的战略眼光。诸葛亮军事谋略最高明之处,在于他重视对天下形势的观察和分析,善于从复杂纷乱的现象中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洞察历史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策略步骤。“隆中对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它的提出,表明诸葛亮在运筹战略全局问题上具有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是他军事智慧的集中体现。

   其次,诸葛亮具有因情制敌、指挥若定的用兵天才。①善于根据《隆中对》所制定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步骤来决定展开军事行动的时机、规模、方向,实施高明的作战部署。无论是收川之战,还是平定南中或北伐中原,都是《隆中对》战略方针指导下的产物,都是战略全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作用指导上,他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由点及面,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积小胜为大胜。②善于将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心结合起来,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这一点在平定南中叛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采纳马谡“攻心为上”策略,在对叛乱势力展开军事打击的同时,及时进行政治攻势,使得当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巩固了蜀汉的战略后方。③善于料敌察机,乘隙蹈虚,通过迅速猛烈的行动,打开局面,奠定胜利。这在入川作战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当时刘备与刘璋双方主力正相持于雒城之下,益州大部地区呈现空虚状态。诸葛亮把握这一时机,兵贵神速,迅速推进,打得西川守军措手不及,望风披靡,很快攻克巴东,进占军事重镇江州,终于协助刘备顺利地取得收川之战的全胜。④先发制人,力争主动,以少胜多,以弱制强,以主动出击摆脱被动地位,制人而不制于人。北伐中原,平定天下,既是蜀汉政权的最高战略目标和诸葛亮的壮志夙愿,也是当时蜀汉政权争取战略主动权,改变被动处境的唯一出路。诸葛亮认为魏蜀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只有先发制人,打乱敌方的战略部署,方可进可攻,退可守。出于这样的认识,诸葛亮适时发动了北伐战争,把战略主动权率先掌握到自己手中。

   历史青睐有志者,人们敬仰栋梁材。青史上留下诸葛亮伟岸的身影,人心中树起诸葛亮巍峨的丰碑,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们心灵深处,伟大的理想家与卓越的实践者,在诸葛亮身上是和谐统一的,诸葛亮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是不可替代的。

  

3.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

  

   诸葛亮之所以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身上充沛着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人格力量。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理想追求与实际事物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了诸葛亮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杜甫的浩叹,正道出了诸葛亮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平心而论,诸葛亮预定的追求目标,本来就是遥远而很难企及的。他所辅佐的刘备集团,势力弱小,根基薄弱,要从无立锥之地发展壮大为混同天下的局面,虽有可能,但却并无必然。《隆中对》中所提出的“跨有荆、益”两州的设想,在实际生活中很难真正行得通。因为荆州地处中枢,利之攸关,势必成为吴蜀双方相争的焦点,蜀汉要在保有荆州的前提下,维持与东吴的联盟关系,几乎是一厢情愿。而一旦失去荆州,北伐中原、完成统一也就丧失了胜利的充分条件。更何况即使在两州同时出兵发动钳形攻势的情况下,也需要先具备“天下有变”的条件,而“天下有变”又恰恰是一个最难确定的变数。所以,尽管有种种客观因素加速了荆州之失事件的过早发生,但从根本上说,吴蜀联盟的破裂乃是时间上的迟早问题,而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蜀汉要长期保有荆州,也是可能性甚微的。

   一旦“委弃荆州,退入边蜀”,诸葛亮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复存在了。因为巴蜀毕竟是一隅之地,这就决定了蜀汉的人力、物力处于劣势。用张俨《默记》的话说,就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这一点诸葛亮本人也是非常清醒的:“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其主要对手曹魏,却占有压倒性优势,“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真可谓是“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更为不幸的是,诸葛亮所面临的敌方统帅恰恰又是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司马懿,“所与对敌,或值人杰。” (《三国志•诸葛亮传》)客观形势的不利和所遇对手的强悍,使得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之举只开花不结果,“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三国志•诸葛亮传》)

然而诸葛亮人格的伟大,恰恰在于他勇于向悲剧性命运挑战,决不向困难和绝望低头,集中体现了不计成败、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舍生求义、临危不惧、虽死不悔的道德情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为此他“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为几无希望的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前途而努力。一息尚存,进取不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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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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