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卫东:约章齮齕: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抗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 次 更新时间:2020-04-09 22: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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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卫东  

   摘要:中法战争时期,交战双方对战和议题进行了几轮交涉,形成系列条约。其中,既有对草约以及"福禄诺纸条"性质的缠斗,也有对谁是违约者以及战争责任人的追究,还有对约章条文以及中越关系定位的激辩。议和结果,后人多以战场胜利、议约失败作评,是论过于严苛。中方在条约交涉中,动员各种力量始终不懈地抗争,较好利用了"镇南关大捷"的时机,占据了较为主动的交涉地位,赢回了些许利权。毋庸讳言,该约中方的确作出了若干让步;但从当时整体国力来衡量,中国仍处弱势,条约适可而止地结束了战争,迎来了和平,在不平等条约肆行的语境下能够做到不割地不赔款,于近代中外停战条约亦属罕见。

  

   关键词:中法战争; 外交; 条约;

  

  

   条约经常成为调处战和关系的契约性协定1,战争每以缔结停战条约宣告结束。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多被后人讥评为中方“不败而败”,法方“不胜而胜”。以后见之明来全面评估,此说未必尽然。此间恰好呈现初步协定与正式条约前后续签的状况,给中方以较大的议约空间和时间;又遇近代以降罕见的中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胜利,给己方外交提供了相对坚实有力的后盾;中方的外交人员也渐趋成熟,在国际交往中有了较多的主动性,使若干症结问题朝着中方意愿的方向推进。此论题,学术先进们有所关注2,但仍有理辨空间。

  

   一、文件迷雾

  

   1884年,中国与法国在中越边境爆发战争,从而终结了长达二十余年中外无大规模战事的局面。交战双方疲态之际,1884年5月11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总兵福禄诺(E.Fournier)议定中法《简明条约》。福禄诺先前曾在天津驻防,与李鸿章“时相过从”,交谈“甚洽”,算得上老相识。3该约属于停战协定性质,不甚正式。不料,还是出现争执,引爆争议的是谅山等问题。6月23日,接广西巡抚潘鼎新电,“法兵万余”逼近,声言“三日内定要谅山,……语毕即放炮。我军亦放枪相抵云”4,交战双方互有伤亡。25日,“法大股来犯”,被中国军队击退,“遂获大捷,杀毙法人千余,生擒多名”。5法军攻占谅山的行动遭重创,也引出缔约方的追查,谁在违反停战协定?双方主要纠缠于以下问题。

   第一、草稿抑或续约。

   法国驻华使馆代办谢满禄(R.Semalle)抢先抗议中国违反“简明条约”中关于谅山转让法国的规定,中方反驳条约中无此内容。谢答辩“有续条约三条,曾否见过?”约中有中方撤兵的内容,中方回应“万不能有此续约”;曾亲自参加签约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作证:“天津定约时我在座,亲见李鸿章与福总兵画押后法兰亭宣读一遍,即是五条,并无另有三条续约”。6经查实,所谓三条续约是福禄诺最初提出的草稿,后经商定形成的正式条约是五款,即三条是已被修改的前方案,而不是续约,法方代表在交涉中颠倒顺序,暴露其对此前具体情况的茫然无知,便蛮横指责。

   第二、福禄诺纸条的性质判定。

   既然不存在续约,法方又提出福禄诺在会谈结束后曾交给李鸿章一张纸条,上面开列要求中方撤兵的具体日期,并将此等同于“附约,与简约并重”7,这就带出是条约附件,还是无效书写的认定。李鸿章指证,这只是一张被他当场回绝毫无“拘束力”不值得注意的纸条而已。8法国方面却刻意夸大纸条的份量,称内阁在众院通报了条子的内容,并因此认为中方业已同意撤兵日期:“二十天后,即六月六日,我们就能够占领谅山、高平、宝溪”及越南“领土内背靠广东、广西境界的各个地方”。9李鸿章开始并没有向外界乃至清廷报告有此纸条10,直到查证起来,方才汇报,受到朝廷批评:“前因福禄诺临行巡边之言,李鸿章并未奏闻,亦未告知总理衙门,业经降旨申饬。”11臣僚也认为“李疏慢也”。12李鸿章辩解为何不上报:一是程序不正规,该纸条没有在谈判桌上拿出,而是“福禄诺临行时,忽以限期退兵之语相要挟”;二是立刻回绝,“臣当即正言驳斥”,并且“仍转函密告云贵督臣岑毓英、广西抚臣潘鼎新,相度机宜,酌量进止,随时奏明,请旨办理”;三是天津与战地“相距过远,军情、地势究以调扎何处为宜,非敢遥度”;四是虽然“简约”获朝廷批准,“而都人士啧有烦言,若闻福禄诺又请限期退兵,必更哗噪,徒惑众听”,为了不给朝廷添麻烦,“固未敢据以上闻”。11理由多多,李鸿章的不奏报反倒成了敢于担当独自含冤为朝廷分谤为国家分忧的忠诚君子所为,“鄙欲挽回大局,故冒不韪为之,知我累我,听之而已”。13

   稍后,法国的两家报刊打开了口水战。《政治文学杂志》评论那纸“有名的文书”,认为福禄诺错误在于没有要求中方交涉人员“将特别指明军队撤退期限的公文必要的转呈他的政府”,也没有向中方“要一张接到这件公文的收条”,“这两事疏忽大意,发生不同恶果”。《评论报》不同意上面观点,指出那纸“文书不是一种协定”,协定是要双方交换签字的,“如果这不是一种协定,它怎能要中国政府遵守呢?通常的习惯是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军队撤出一个地方,须由一种双方的协议规定”。那纸“文书”也不是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亦必需要一张收到通牒的条子。但若这个文书是对中国政府做的一种命令式的警告,所负的责任,性质可以不同”。既然是无约定地驱逐中国军队,那么法方就要“有充分的武力准备”,不能军事败仗后,外交上来事后找补,法国当局在军事和外交上同时犯错。14

   这时,又冒出一个删节问题。《晨报》刊出了纸条的影印原文,可以看出,在福禄诺的签名下面,有一行李鸿章亲手写的横批附注:“法兵官福禄诺面交函,光绪十年四月廿三日申时,内有自行删节两条”。15可证,是福禄诺“自行”删除,福禄诺却反称是中方私下进行了删节。法方就此大作文章:“李鸿章对这文件犯了一种作伪行为,他删节了文件中的数段文字。”16这就涉及到了文书诈欺,福禄诺的“花押,任何中国人甚至于任何非专门家的欧洲人都能模仿”。为以正视听,中方刊布了由李鸿章的两位翻译官马建忠与罗丰禄签名的证词:“我们正式确切声明,我们亲眼看见福禄诺司令亲笔作了上述的那些删节并作花押。”就连法方代表谢满禄也认可中方的说法。据其了解,福禄诺面交纸条时,李鸿章当即要求将“关于中国军队撤退日期的两款文字删去”,称若不删除这两款文字,李鸿章“是不会同意接受的,而福禄诺先生当时是将这两款文字用铅笔划去了”。15还可以反证的是,如果是李鸿章删除或涂改,那么中方没有必要主动出示对自己不利的纸条,“李中堂专派委员罗丰禄亲赍福总兵勾销字据前来”,并将字据当场交给法方代表“阅看”。17李鸿章也奏报福禄诺“人甚狡很”。18鉴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查法国福总兵在津另底(纸)内巡边之语,自行抹去,并自画押,……是此事中国毫无错处”。19所言义正词严,意在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在华外人也相信:“如此国家大事,该总兵竟如此而为,可乎?夫福禄诺在津所呈李相撤兵之节略,曩者抹去之处,诿为他人手笔,今则无可掩饰矣”。20

   第三、条约用词的理解。

   简约第二款有“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的文字21,个中关键是“即行”二字何解?法方后来的解释是“即刻之意”22,但毕竟是含混的时间表述,按照所针对的对象可有不同宽限度的理解,撤兵兹事体大,即或是“即行”也当然需要时日。因此,李鸿章会当即拒绝福禄诺纸条的撤兵日期;也因此,李鸿章有防营不撤的建议:“粤兵仍扎谅山、保胜。”23总署有照会致法使:“第二条有撤兵之语,而无撤兵之期,虽福大臣在津临行有限期之说,不但李相未允,本衙门亦竟未闻知”。24中方还认定,李福条约只是“草约,多挂漏牵混之处”25,撤兵大事只能留待正式条约中敲定。始料未及,“法兵竟来开炮,我兵不能不动手”。26法方却在事后提出,正是根据所谓的“日期”,法军才去“接收”谅山等地,殊不知,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期然反击。法使又提出汉文本与法文本记述有别,而按照简明条约规定“法文约文是唯一的根据”27,但法方也拿不出在撤兵问题上语本究竟有何重大差异,“可见两国真心保全和好已定之局,不在剖析汉、洋文一二字义之相歧,而在两国在朝、在军之大臣始终共守之信义”。28这已经不是“说文解字”,也不是仅从字面含义的“咬文嚼字”,因立场不同,敌对双方不可能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从战场实况考察,法军事先未向中方接洽所谓的收回,而是主动发起攻击,动员成千上万的军队,布下如此大的阵仗,显见,并非来接收,而是来攻取。后来的“接收”是托词,是战败后的借口。

  

   二、约稿辩论

  

   简明条约订立前,群臣便呼吁在交涉中勿需退让,内阁学士廖寿恒、左副都御史张佩纶、祭酒李端棻等交章论当持国体,通政使吴大澄奏和议不能允从四端。简约签订后,朝野上下对李鸿章颇为不满,上谕直截了当表示对约本“殊未惬心”29;要求李鸿章博采群言,“届时议论如何,奏明侯旨遵行,不准仓猝定议,致为所绐”。30一时间,李鸿章的缔约行为成为众矢之的,“言路条陈庞杂,多欲翻案”。31值得注意的是,前此刚刚爆发了震动朝野的甲申政潮,4月8日慈禧全面改组中枢,演出了自雍正建立军机处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罢免所有军机大臣的朝局变动,史称“五枢出局”。罢职的主要理由就是以恭王奕为首的前军机处靖边不力,怯于作战;重组以强硬著称的醇王奕譞为“太上军机”的新班子。简明条约恰在这时订立,自然与朝局由和转战的氛围十分不合拍,是时主和的总理衙门与主战的军机处隐然两分。7月4日,主持总署的奕劻“与醇邸力言和局宜保全”,醇王竟当面“怫然而起”,声称“拟调神机营兵三千防山海关也。”32清廷内部,主战派占据上风,“从前北京主和之党,今必附入主战之党矣”。33外人也观察到李鸿章不被信任,李氏“显出惊慌的样子。恐怕这是在北京得到胜利的反对派的成绩,而李已不再是事态的主人”。34稍后,兼署使法大臣李凤苞见法国总理兼外长茹费理(J.F.C.Ferry)35,茹居然谈及“闻我分二党”。36其观察是对的,已是“谤满天下”的李鸿章不再主理中法交涉37,转由赫德(R.Hart)、金登干(J.D.Campbell)、李凤苞、曾国荃等人接办,而以赫德、金登干渠道最见成效,赫德承认:“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没法碰到它”,“连总理衙门方面我也不敢把每一件事都告诉他们”。他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得到态度有所转缓的醇王支持,“王爷始终支持了我的办法”;“新王爷——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38奕譞的背后是慈禧在拨弄。

   法国舆论认为福禄诺也不称职,但板子不应该打在福禄诺身上,而应该打在指派他去的人身上,“这不是他的错误,因为人要他做一件不是他本行的事情。”责任在有关方面察人不明,所派非人,不能知人善任,结论是让专业的人作专业的事,“让外交家去订立条约,是智慎之举,这和让军事家去打仗是一样。一个政府不守这个法则,便要承当责任,如果把这责任加在自己的人员身上,那是很不合理的”。39法方也随之以换人,派遣专业外交官,甚至直接由总理、外长出面。

法方继续指控中方违约,法国水师副将日格密(Jacquemier)专门来天津当面指责:“中华画押人系李中堂,以中堂为中国宰相,权柄极大,故与定约,以昭凭信。今竟违背不遵”,威胁“背约事,在万国公法中情节极为重大”40;法方还认为,中国不下令撤兵,“即欲将津约作为废纸”。41进而提出,既然违约,就应担责赔偿,数额“最少二亿五千万”法郎。42中方针锋相对,法军擅行进攻谅山等地,“伤华兵三百余人”,中国“亦应向法索偿”。43至于论及“违约之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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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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