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 次 更新时间:2018-03-30 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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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吉兴   敦鹏  

  

   摘  要: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虽然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性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德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关键词:二程;礼治;教化;法治;刑罚

  

   作者简介:

   惠吉兴,男,河北承德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

   敦鹏,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宋代是中国礼学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司马光、王安石、李觏等在礼学上皆有着很高的造诣,而二程也不例外。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虽然注重礼治教化,但并不完全排斥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对礼法关系提出了更为深刻合理的诠解:一方面,二程认为,以礼治国是儒家政治的一贯主张,但礼的外在化同样不能使人在行为上贯彻始终,他们提出“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性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二程高度重视严刑峻法对于统治政权的维护作用,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德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一、作为教化的礼治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长期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同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礼”又有外在的表现形式,《中庸》所说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指的就是礼的外在形式。礼不是法律,也不等于道德,但礼有法的功能,也有道德的内涵。

  

   (一)为国以礼

  

   在儒家礼学的实践方式中,“为国以礼”表征着在治理国家层面,“礼”成为一种根本方法、准则和秩序生活的基本保证。儒家坚定地认为,礼治优于法治,法家倡导的法治刑罚,在儒家看来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儒家从理想的角度理解政治,如孔子以“无讼”为目的。而要想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儒家相信,礼治教化是现实这一目标的根本手段,目标一旦达到,则可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家学派的这一基本立场,成为宋代学者对礼的作用的一致共识。作为北宋理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二程高度认可“礼”在化民易俗、经世治国方面的重要功能:

  

   “人者,位乎天地之间,立乎万物之上,天地与吾同体,万物与吾同气,尊卑分类,不设而彰。圣人循此,制为冠、昏、丧、祭、朝、聘、射、飨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具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众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质文不同,罔不由是。”[①]

  

   二程坚持儒家传统,明确把“礼”的作用归结为社会性的“用礼成俗”和政治性的“以礼治国”,实际上就是用无所不包的“礼”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二程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没有“礼”,就不可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也必然因为自相残杀而衰落瓦解,最终陷入混乱、走向灭亡。在评价三代以下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时,二程明确指出“礼”在国家盛衰治乱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虽未知圣人之学,然宗经师古,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祖继起,不得不褒尚名节,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故当时名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无异,故五胡乱华。夷狄之乱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平。隋不可谓有天下,第能驱除尔。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纵使肃宗,便篡。肃宗纵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实,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本朝甚正,然万目亦未尽举。”[②]

  

   二程认为,不进行礼义教化是前朝纲纪混乱,矛盾四起的重要原因,而礼的作用不仅在于承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的伦理规范秩序,更在于彰显政治的教化功能。礼治是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政令法度的重要依据,政令法度的清明规范在本质上要符合“礼”的等级差异原则,社会成员的身份和等级秩序区分的越明晰、越清楚,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社会无序引发的混乱和动荡。二程说:

  

   “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③]

  

   “为国以礼”就是要将“礼”所坚持的等级差异通过制度化的外在形式对人们的身份地位给予明确,形成一个由高到低、由尊到卑的等级序列,每个社会成员充当特定的社会角色,人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奉其事,国家社会就会逐步实现井然有序、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图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既是二程的政治理想,也是儒家孜孜以求的传统观念。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这种温情脉脉同时又强调等级名分、上下尊卑的礼治思想内涵着人们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而且礼治主导下的治国理念在现实面前很难转化为实际有效的客观秩序,如果有人不遵守以上礼仪规范而破坏了社会秩序,“礼”对他一般来说是无能为力的,这成为礼治的致命弱点,也是儒家受到来自法家讥讽“迂腐”的主要原因。于是,礼法之间在治国理政上的冲突和分歧成为如何构建良好政治秩序的一大问题。

  

   (二)“为国以礼”的人性考量

  

   儒家虽然主张“为国以礼”,但礼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始终成为儒生热议的话题。早期儒家所讲的礼治是相对于法治(刑罚)而言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里,刑罚和礼治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礼与刑之间浸透着对施政的不同理解,法家以刑和法作为政治的主要凭借,约束和规范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方式。而在儒家看来,这种以外在强制为出发点的禁令举措不但有违天理人情,而且不会收到好的长久效果。在学理上,儒家把礼治作为首选,有其人性论的依据。他们认为,人性中本有德性的基础,孟子将仁、义、礼、智作为人的“四端”,“四端”是培养理想人格、实现德政的人性基础。而法家认为,人性首先表现为自然本性,人与禽兽无异且都有追逐自利欲望的本能,这种欲望的无限性与满足人类欲望的有限性之间构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矛盾。法家看到,人自私好利,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引发纷争,《商君书·定分》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兔可以分为百,由名分未定也。夫卖兔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在治理国家上,政治实体靠什么来维护人类共同生活的秩序?法家认为,首先不能指望老百姓的道德自觉,人的自然本性都是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政治的根本出路在使用法治和暴力手段建立一定的秩序,在有序的前提下解决人的生计问题,将人各有其欲的自然欲望逐一加以实现。

  

   这种基于经验人性论的观点影响很大,在儒家荀子那里最能反映这一事实,荀子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又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应当承认,基于人性为恶的哲学主张为法家施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但这种基础在儒家看来并非对人性本身的理解,而是来自外在的影响,如果单从自然欲望确立人性本质,必然将以暴力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

  

   礼法之间的分合大势一直延续到宋代,再次成为宋代学者关注的焦点。北宋的礼治主义可以归结为为政以礼或以礼治国,有学者认为,礼治是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是礼的政治化。[④]但宋代学者在阐发传统礼治思想时,也并非一味蹈袭古人,在礼治主义成为政治思想体系的主导下,二程并不排斥法治(刑罚政制)在维护社会秩序时的重要格局,而是赋予礼、法不同的地位和功用。而这种安排的起点,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有关。

  

   对于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二程同样认为,政治凭借的主要手段在于礼治教化,而礼治教化是从人的潜能德性的展开来实现的。在二程看来:

  

   “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⑤]

  

   “学者不必求远,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⑥]

  

   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是人性固有的良善细胞,政治的最高目的以此为基础,推行教化,让人民最终在现实面前呈现完美的品行和行为。当然,二程并非对现实政治和现实的经验人性所表现出的负面作用视而不见,同样关于仁义礼智的理解,二程说出了人性的另一番表现:

  

   “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言四者,本于心而生色也。”[⑦]

  

“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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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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