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使命”探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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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美  

   【摘要】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以案外第三人程序保障为主线,兼顾纠纷一次性统一解决、实体权益救济等多重目的与价值的平衡机制,其所追求的程序保障兼具慎重而正确裁判的程序保障与迅速而经济裁判的程序保障双重含义。在既判力绝对扩张与案外第三人权益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的中国语境下,通过蕴含多元内在价值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为既判力扩张提供程序救济以及构建我国案外第三人权益保障制度体系的闭合回路,是其具体制度使命的关键所在。

   【中文关键词】 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解决;程序保障;实体保障;既判力

  

   在比照和借鉴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基础上,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确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该制度是对因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正当权益又受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的案外第三人提供的一种事后救济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自立法动议以来,一度引发民事诉讼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必要性、功能性和可行性的讨论络绎不绝。其中,一个本源议题贯穿始终,即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使命究竟为何?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使命,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所担当的角色和责任。关于这一焦点议题的研究,主要呈现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关注域外法,主要是对大陆法系的体系性考察,进而对该问题作比较性的论断。笔者认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立虽然受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影响,但动因于我国司法的现实环境,又深化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理念的固有特点。域外案外第三人权益保障制度的设计固然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经验,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终究要回归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司法现实进行思考。第二种思路关注既判力理论、程序保障论等民事诉讼基本法理,从理论逻辑层面作出回应。这一思路虽然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但是鉴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相当丰富的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共同作用的一个场域,因此,有关该制度机能的分析,不仅要关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更要关注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实然状态。第三种思路关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适用主体,从适用论层面阐释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使命。在笔者看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使命探究与适用研究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前者注重的是中国语境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有与无”的问题,后者强调的是中国语境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大与小”的问题。一个必要的制度,即便经过制度的协调和实践的逻辑而最终适用空间有限,但也无法否认该制度的存在价值。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牵涉面十分广泛,涉及诸多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的碰撞与协调。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案外第三人事后救济程序立法选择的背景下,本文立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机理,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按照从宏观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对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使命进行系统性的评估和探究,这是正确厘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定位的需要,也是宏观指导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司法适用的需要。

  

一、兼顾与平衡民事诉讼多元目的


   德国学者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1]民事诉讼制度目的,是指设计民事诉讼制度时,要求或希望该制度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的功能。一般认为,有关“目的”的问题应放在立法阶段予以探讨,民事诉讼制度制订后,只需按照既定目的实现即可。对于颇受争议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而言,回归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理论,有利于探析该制度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该制度的使命担当。

   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确立是鉴于“判决不可损害任何未被保障听审或为利益防卫之第三人”。[2]我国台湾地区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目的在于,以“程序保障论”为基础,使其与职权通知制度相呼应、配套,藉此兼顾程序保障及统一解决纷争、裁判或法的安定性及具体妥当性等要求。[3]两者相比,法国的制度设计更注重受既判力扩张影响的案外第三人权益的维护,台湾地区则更强调“纷争解决一次性”与“程序保障”的调和。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立,动因于不诚信诉讼的司法现实,但受公正与效益价值理念的影响,实际上肩负着对我国多元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兼顾与平衡。

   (一)符合纠纷一次性统一解决的现实要求

   “纠纷解决”是日本学者兼子一教授在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历史性观察的基础上首倡的理论学说。三月章教授将其与新诉讼标的理论相结合,将“纠纷解决”推向了法解释论层面,他认为,纠纷解决“通过所有时代且超越法律体系的差异,共同指示民事诉讼制度目的外延及广度”。[4]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日益纷繁复杂,社会上所产生的纷争时常突破两造当事人的限制,牵涉当事人以外的案外第三人的权益和地位。围绕某一行为的效力乃至法律状态发生纠纷时,不能仅在各个诉讼当事人之间将该纠纷简单地加以相对确定,有必要根据该种诉讼的法律所具有的特殊性的要求,在全体关系人之间统一加以确定。[5]另一方面,在“诉讼社会”[6]现实环境中,涉法纠纷急剧增长、诉讼案件层出不穷,需要程序的设计和理念的转变来缓解和应对“案多人少”的司法压力。因此,为了有效化解民事纠纷,合理利用司法资源,纠纷解决目的的实现需要兼顾如下要求:第一,扩大诉讼解决纠纷的要求,是指既然已经开启诉讼程序,那么应尽可能地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使相关纠纷不必再开启另一道程序,以节省诉讼成本,提升诉讼的实效性。第二,纠纷解决一次性的要求,是指同一纠纷应尽可能利用同一诉讼程序彻底解决。第三,统一解决纠纷的要求,是指涉及多数人的纠纷,应尽可能避免各纷争当事人分别启动诉讼程序。

   纠纷解决的现实要求衍生自诉讼效益价值理念。效益本是经济学上概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引入法学领域,成为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评价标准之一。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纠纷、保障民事权益的社会活动,涉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理应遵循经济学的一般原则,以求司法资源的最佳配置。诉讼效益表征的正是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之间的函数比值关系,力求以最小的消耗和投入实现最大程度的公正。

   从诉讼程序的运行方面而言,诉讼效益价值要求法官、当事人在运用诉讼程序时,致力于节省时间、劳力、智力及费用等诉讼成本,满足纠纷解决的现实要求。但是,纠纷解决现实要求的实现又会对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造成挑战,这是因为,在追求降低诉讼成本、提高纠纷解决实效性的过程中很可能以损害诉讼公正性为代价。两者时常呈现出反相比的关系。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功能即在于对两者关系的调和,它将与纠纷解决密切相关的案外第三人纳入到诉讼程序中来,完善对案外第三人程序正义的实现,并通过案外第三人诉讼权利的行使进一步接近纠纷真相,固化诉讼的公正性,从而服务于公正与效益之间的协调关系,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纠纷解决的目的。从诉讼程序的建构方面而言,诉讼效益价值期待民事诉讼制度的合理设计,注重繁简分流,并合理运用诉的合并、诉的变更、诉的追加等制度尽可能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宗纠纷。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正契合了这种期待。它通过赋予受前诉判决、裁定、调解书不利影响的案外第三人以撤销权,使法院有机会将与本案纠纷有利害关系的主体集中到同一程序中,统一解决关涉多方的权利义务纠纷,并通过原审法院再次审理的程序设计,尽量避免案件审理上的往复与拖延,节约案件审理的时间成本、智力成本和劳力成本,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紧扣纠纷解决的现实要求。

   (二)救济案外第三人受损之实体权益

   民事诉讼是法院和当事人就纠纷解决进行交涉的活动和过程,也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救济民事权益的过程。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最直接的动因在于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特别是合法权益可能受制于前诉裁判不利影响的案外第三人,尤为希望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将不正确的生效裁判加以更正,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因此,确保裁判的正确性以维持法律正义,保障案外第三人的实体权益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外在使命。

   整体而言,我国正处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型时期。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辩论主义[7]和处分权主义[8]为核心内容。在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共同作用下,法院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发挥更为主动的作用。凡事总有正反两面,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是如此。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充分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同时,反而有可能通过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适用对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施加风险或造成侵害。比如自认,它是辩论主义的要义之一。自认作为免证的事实,已被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和认可。自认制度是指,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承认后,将免去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对此的证明,也免除了法院对该事实的调查核实,法院将以该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自认制度的适用为虚假自认留有了空间。由于自认的事实会对法院裁判形成拘束力,所以,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自认制度的援用,免除法官的认证,从而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判结果,以达到侵占案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目的。又如,处分权主义的司法适用。根据处分权主义,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有权支配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我国,处分权主义的适用又因为融入了“注重调解”这一中国元素,进一步扩大了当事人的自主空间,也进一步为不诚信诉讼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阻碍案外第三人实体权益的正当实现。因此,为了对抗某些当事人不当利用司法资源以实施不诚信诉讼,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案外第三人的权益保障设置合理的程序实为必要。

   鉴于实践中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不诚信诉讼现象日益增多的趋势,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出重拳强化民事诉讼的诚信机制建设,主要表现在:第一,正式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第二,增设对虚假诉讼、调解行为的司法处罚的规定;第三,增设对恶意串通逃避执行行为的司法处罚的规定;第四,增设因不诚信诉讼而受到损害的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立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系统规划的一种体现,其被作为遏制不诚信诉讼法律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从事后的角度补救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的负面影响,同其他法律规定一起,共同致力于我国民事诉讼诚信机制的建设,救济案外第三人受损害的实体权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民事诉讼法》所作的释义,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立法背景在于“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等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人民法院加强调解工作后,由于调解本身的特点,一些当事人利用调解进行诉讼欺诈,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日益突出”。[9]因此,无论是在立法技术层面抑或是在立法动因方面,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立初衷都有别于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其展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逻辑思维,具有极强的写实色彩。

应当强调的是,动因不等同于使命。不诚信诉讼是证成案外第三人实体权益可能遭受前诉损害的一个方面。在纠纷一次性统一解决的司法理念之下,前诉生效裁判对案外第三人利益的影响不只局限于不诚信诉讼这一种情形。因此,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司法适用中,不能以偏概全,局限于强调前诉当事人的主观因素。事实上,从宏观层面来讲,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外在使命强调的是通过赋予案外第三人“撤销权”,矫正前诉的错误裁判,追求结果上的实体正义。因此,我们应该透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设立的动因,去关注案外第三人实体权益保障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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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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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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