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主体性时代的权利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 次 更新时间:2019-02-22 22: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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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涛  

   【摘要】 自1980年代后期权利本位论出场算起,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已经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这一权利理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进程。权利理论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当代中国权利理论诞生在1980年代张扬个性的文化氛围中,在经济和社会的开放性发展中得到了社会物质层面的支持。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兴起与主体性哲学的兴起相伴随,也随着我们对于主体性的认知而逐步深化。纵观各个时期不同权利理论研究者的作品,可以看到,权利主体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权利从一个表达个体自由选择的概念,逐步发展为一个依赖于共同体、依赖于他者的有着内在结构的概念。当代中国权利理论正在走向一个共同体的权利时代。

   【中文关键词】 权利主体性;权利本位论;应有权利;共同体

  

引言

  

   “主体性”概念是当代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观念变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与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权利理论的发展过程正是主体性通过法律概念和法学话语的表征过程。主体性的最初含义是肯定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承认人作为个体的自由选择为正当。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兴起正在于确立个人的主体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法学理论中首次确立权利主体的正当地位。

   但是,主体性的发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一旦个体的自由选择得到承认,个体接下来就沉溺在他选择的对象中,于是遗忘了自身;或者从个体的自我出发,将一切外在于他的东西视为“非我”,视为自身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主体性面临的危机,主体遗忘了自身与他者原本属于一个共同生活的世界。这是我们通过黑格尔了解到的主体性概念自身的发展轨迹,也是为当代中国主体性的研究者承认的有关主体性内在逻辑发展的重要结论。[2]在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本文将要展示的,正是以权利主体性观念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的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逻辑发展。[3]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权利主体的诞生,将看到权利主体陷入迷茫与孤独,也将看到这个主体力求获得他者承认从而进入共同生活的努力。本文将分别叙述权利主体性逻辑演进的上述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走向一种以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为导向的权利理论。

  

一、权利本位论:当代中国法学权利主体的诞生

  

   1988年6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是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4]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权利本位论”的观点。权利本位论强调现代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现代法学的图景应该紧紧围绕权利这一基础性的概念来构建,这种观点在与会学者们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响,并在随后扩展开来。[5]

   从长春会议的重要参加者和组织者张文显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权利本位论出场之际有关权利的概念化分析。在提交给长春会议的参会论文中,他针对权利给出了如下定义:“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加以规定并体现在法关系中的、人们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普遍利益范围内做出选择、获得利益的一种能动手段。”在张文显有关权利的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在此存在着一个权利主体,他拥有“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6]

   这是怎样的一个权利主体?他拥有的选择和自由是一种怎样的选择和自由?在郑成良提交给长春会议的参会论文《论自由权利——简析自由概念在法理学中的含义》一文中,可以看到对上述问题的初步回答。这篇文章明确界定了法律上的自由,即行为的合法性:“如果我们说某些行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行为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主体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为。”[7]这正是当今法律学者熟悉的自由概念,它强调个体行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合法性;行为在一个确定的法律范围内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自由意味着排除他人包括国家对自己行动的妨碍,只要自己的行动是法律允许的。而在此前,这种属于个体自身的自由空间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享有自由和能够作出选择的权利主体对法律秩序有着怎样的期待?[8]透过郑成良于1989年发表的题为《权利本位说》一文,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一种全新的法律秩序的描述。[9]这篇仅仅五千余字的文章,极其凝练地勾勒出一幅我们如今已经非常熟悉的权利世界的景象。这篇文章对权利本位进行了如下界定:“权利本位是指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使每一个人都平等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人权),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为了而且仅仅是为了保障和实现这些平等的权利,义务的约束才成为必要;当立法者为人们设定新的义务约束时,他能够加以援引的唯一正当而合法的理由,也仅仅是这将有益于人们早已享有或新近享有的平等权利。”[10]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权利本位的四大“要义”:“权利平等”、“对自由社会的追求”、“对多元利益的确认”、“对世俗幸福的肯定”。[11]

   在郑成良描述的合乎理性的法律制度中,人是一个有着自主选择的人,这也正是张文显笔下的那个能够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并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的权利主体,这个主体的自我选择在这里得到了尊重。此外,这种自我选择还与多元利益相关,与世俗生活的幸福相关。这篇文章追溯了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世俗幸福的追求,主张“个人对世俗幸福的追求,无论其是否抱有高尚的目的和动机,只要未采取非法的形式,都被视为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12]在这篇文章中,个体的自主、利益多元化与世俗生活的幸福关联在一起,契合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这三个要素,正是市场赖以发展的要素。

   在1990年发表的《“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一文中,张文显明确概括了“凡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具有的“突出特征”。在这里,首次出现了权利是“第一性的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等论断,“权利本位”第一次获得了明确的概念化表达。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中,权利主体的权利被确认为国家政治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并且明确了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只受法律规定的限制,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或强制的,可以推定为公民有权作为或者不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尽可能使所有主体的权利都得以实现的自由而公平的法律秩序”。[13]

   从本质上讲,权利本位论只是一种限定在法律框架内的权利学说。不论是在郑成良的分析中,还是在张文显的笔下,权利都存在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现行法律的规定。实际上,张文显在他对于上述权利定义的说明中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法定权利都是实证的,都是由现行法规定的。”[14]而在此后,他进一步强调,“权利是以权利相对人的法定义务范围和实际履行能力为限度的”,“权利本位说鼓励人们主动地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提醒人们注意法定的权利界限,敦促人们承担和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15]这些论述强调法定权利赋予了权利主体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尽管在这里,主体的自由还被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却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要素即主体开始凸显。法律关系中主体要素的凸显,弱化了权利本身的工具性质;尽管权利在此时仍然被理解为统治阶级分配利益的工具,但统治阶级在分配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享有一定自由的主体。

  

二、应有权利:走出实定法限制的权利主体


   在1980年代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讨论中,文正邦、王人博、程燎原等合作出版了《法学变革论》一书。作为1980年代第一部以权利为基本线索写成的专著,《法学变革论》明确提出“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的主张,并意识到:“它(权利)是在一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个体的主动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的行为自由。从法律意识上讲,权利是国家创制规范的客观界限,是国家创制规范时进行分配的客体。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是解放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16]

   《法学变革论》的作者们更明确地将权利界定为个体的权利,将其视为个体主动性、独立性的体现;并且超越了法定权利的界限,肯定了权利是国家创制规范的客观界限。不仅如此,他们还明确提出:“在研究权利范畴时,还应注意到它与个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应重视对公民‘应有’权利的研究。一般的权利理论应包括对公民‘实有’和‘应有’权利的系统论述。‘实有’权利是法定权利,‘应有’权利是公民作为政治社会的平等主体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是‘实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17]对于应有权利的重视,尤其是将其视为实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91年,李步云和郭道晖分别发表了《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18]和《论权利推定》[19]两篇重要的权利理论文章,清晰界定了应有权利、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三种权利形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讨论了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的问题,主张应有权利并未随着转化而彻底融入到法定权利之中,相反,它是法定权利的基础,是一切权利的来源,不以法定权利的存在为转移。

   在李步云和郭道晖的有关诸种权利形态的论述中,应有权利作为独立于法定权利的权利范畴出现。这一时期,应有权利的另一个表达是“道德权利”。[20]相对于应有权利这个词汇来说,道德权利的含义更明确,在此权利被界定为对人的道德身份的确认,权利开始同人道、同人的尊严联系起来。道德权利先于法律而存在,甚至成为法律权利的正当性来源。

   道德权利意味着人是道德主体,道德性被认为是主体的最本质的规定性之一。将权利视为道德权利,实质是将权利视为主体权利。尽管主体性概念在1980年代得到了发挥,但这个概念被明确地吸收到法学理论的范畴中却是在1990年代初期,张文显对主体人权的理解,明显受到吉林大学高清海先生倡导的主体性哲学的影响。[21]在张文显笔下,主体性概念和权利概念开始明确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在‘人权的主体’和‘主体的人权’等概念组合中,‘主体’既指权利的‘载体’、‘承担者’、‘享用者’,又指具有某种自主性、自为性、自觉性、自律性、主动性、主导性的个人。”这个主体所发出的需求并不仅仅是温饱和最低限度的福利,而是“人格尊严、言论自由、精神发展等”。[22]这是1990年代法学界将主体性和权利概念结合起来的最明确的论断之一。[23]1993年,《法学变革论》的作者王人博和程燎原再度合作,撰写了《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們明确地将主体性作为权利的基点,一个个体化的权利时代来临了。[24]

权利等同于主体的权利,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权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那个从法律的范围之内解脱出来的个体,获得了自身的身份,从此,他的需求就成为法律权利的标准。权利必须要表达这个主体的需要,现实存在的法律规范已经满足不了这个从法律的范围中解脱出来的主体的需要,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开始迎来一个批判的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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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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