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底层研究”之于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 次 更新时间:2018-08-24 16: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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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编者按:底层研究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印度史研究,确立了一种批判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底层意识的历史观,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的政治研究历来存在“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底层群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表达、政治作用则被严重忽略。在这种政治需要和时代背景下,底层研究的理论方法也许值得特别关注。

  

   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正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其中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格外青睐。近年来,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斯科特(James C. Scott)等西方学者在中国的学术活动,推动了中国学者这个方面的研究。通过与这两位学者的交流讨论,本人对于“底层研究”有所认识。结合中国农村研究的现实,本人认为,底层研究在中国需要发展。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理论,底层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度史研究。1982年,由古哈(Ranajit Gu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哈蒂曼(David Hardiman)等六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底层研究》第一卷,提出了这个研究命题。这些学者的基本学术立场,主要是确立了一种批判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autonomous)底层意识的历史观,以这种历史观为指导,他们致力于探索一套通过对文本进行批判分析、考察底层政治的研究方法。

  

   本人认为,“底层研究”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并不是因为他们重视研究底层,而是因为,他们倡导了一种社会研究的新价值,在研究的理论方法上,主张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者说新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的特点,目的在于抵制“精英主义历史观”(elitist historiography),或者解构精英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早期底层研究学者通过对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过程和结果的历史分析,批判两种类型的“精英主义”理论,即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认为,印度的大众是被精英们欺骗到反殖民运动中去的,因为精英们利用亲属关系或保护关系等原始的社会联结方式,怂恿民众参与反殖民运动;民族主义精英主义认为,底层阶级的政治意识是在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理念和激发之下才觉醒的。这些解释遭到了《底层研究》历史学家们的反驳,他们指出,在很多时候,不管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如何努力,印度的底层阶级仍然拒绝参与政治,或者参与后又退出。

  

   古哈强调,底层政治意识既不是起源于精英政治,也不是依赖于精英政治,而是建立在“自主的”底层意识基础上,是一种独特的底层政治。他们认为,精英主义历史观关于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从属关系的分析,忽略了被压迫阶级自身独特的政治。精英历史学家在描述农民起义时,常常无意识地把底层政治的事实塞进精英意识的理性框架中,使底层行动在这种框架中易于被理解。因而,底层阶级的自主历史在这种历史观中完全被丢弃了。在基本研究方法上,这些底层研究学者站在起义农民的立场,阅读那些对立的官方机构关于农民起义的报告,从农民抵抗日常的奴役、剥削的斗争中寻找自主意识的证据。

  

   底层研究学者的具体主张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前期,比较强调将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完全区别开来,并通过历史分析提出了底层政治的“自主性”。到了后期,底层研究学者关于底层“自主性”的论断似乎有所转变。查特吉提出,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在印度“霸权的”(hegemonic)民族现代化进程和无数“碎片化的”(fragmented)反抗中可以理解为“互为条件”(mutually conditioned)。底层被理解为是通过精英们的统治话语而建构的。因为底层往往处于官方历史文本中十分有限的位置,他们的表述也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古哈本人非常鼓励和赞同底层研究的多样性。在研究方法上,初期阶段的底层研究从历史文本中挖掘有关底层政治的证据,后来则强调应该重视口述方法,尤其是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殖民地、后殖民地时期的妇女研究。可以说,底层研究后期在研究领域上的延伸,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为重新思考民主的政治进程和国家的政治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观察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其实也显著地存在着“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在印度,底层研究学者们批评官方文本用一种精英主义的理性框架来解释底层农民起义,从而忽略了“自主的”底层意识,以及建构其上的独特的底层政治。在中国,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主要表现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在解释历史时,常常遮蔽了关于社会运动、民主政治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和本质原因。底层研究中批判性地分析文本的方法,无疑值得用于对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解释。印度的底层研究学者们自始自终将农民视为最具“底层性”的阶级,站在农民的立场来考察统治和从属关系,展示了农民在印度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本人认为,中国社会虽然没有经历印度那样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但无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受压迫程度,还是当代中国农民所处的边缘化状况,都基本上符合有关“底层性”的界定。现在,对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转型,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共识:转型基本上是成功的,市场已经形成并且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对于中国政治领域的转型,即民主政治的发展却是有争议的。底层研究学派所提供的政治分析框架,可能对我们研究中国基层民主、公民参与等政治过程有重要启发。

  

   作为社会观察方法的原则,“底层研究”给予普通民众在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以新的定位,或者说,是给予最基层普通民众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以应有重视。在中国的社会研究中,底层社会研究需要特别关注。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研究传统来看,人们对于底层人群和底层社会的重视是不够的。

  

   长期以来,不论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还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底层群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表达、政治作用的自主性,其实是受到忽略的。不仅在传统政治理念中,帝王将相成被解释为历史的决定者,而且,即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政治精英的作用也被大大地神化夸张了。虽然,在意识形态说教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口号很响亮,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底层群众的地位是受到压抑和扭曲的。再近些看,即便是关于社会变革的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精英的作用。考察近半个世纪的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特别是较早些的中国政治研究,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这些研究在分析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时候,比较多的是集中注意力于上层的权力倾轧角逐,很多情况下将中国政治作为宫廷政治来看待。

  

   当然,我们不否认有宫廷政治的特征,但是,用这样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是相当苍白的。这样的研究忽略了基层民众的重要作用,而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在根本上是由民众决定的。这种研究所存在的偏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被海外华人学者注意到,并将其概括为中国政治研究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这种还原主义研究思路,将政体简化为政权,将政权简化为中央政府,将中央政府简化为上层领导人。在这样的研究中,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往往被看作上层国家的附属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相反,作为上层社会或者说精英群体的另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过对上层和精英的反作用反制约。基层民众在中国政治过程中,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选择,虽然有时候是以扭曲的方式,而且,这种表达已经越来越有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说明了这种表达的巨大作用。或者说,基层民众也在塑造和规定着中国的社会政治进程,而且这种规定和塑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效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人认为在中国政治社会研究领域,需要推进“底层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势就显著地遮蔽了底层社会的真实声音,在政治主流和社会生活之间制造了一定程度的割裂,而且这种割裂长达二十多年。突出地发生在农民与土地集体化的关系问题上。当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完成,领导人认为,这个时候,农民最需要的是“合作化”“集体化”,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于是,推出了明显激进的合作化政策。在这种情势下,社会科学有关研究失去了自主性,沦为激进政策的解释者和应声筒。检索那个年代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研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对这种精英意识形态的附和。在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农民欢天喜地迎接合作化的表述,是合作化以后农村蓬勃发展的解释。而在真实的生活层面,集体化浪潮以后出现的社会紧张,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农民不同人群对于合作化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则被完全掩盖了。本文在这里想说的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能够秉持底层研究的价值和视角,或者说,研究者能从农民的真实态度出发,底层社会的声音能够在上层充分释放,那么,不仅这样的研究成果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能够促进政府政策及时调整。因为,从底层角度做出的观察研究,可以真实地做出政策反馈,并一定程度上制约甚至校正激进的农村政策设计。

  

   现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迅速分化,中国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深刻变迁。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正在形成,各类底层社会群体的生活形态、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也在生长变化。从社会利益整合的角度看,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理顺利益结构,必须对于底层社会有比较清楚准确的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从既有的理论出发,不能套用西方理论,也不能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和视角。比如,民工问题,虽然与西方国家的基层劳工有一定共同性,但是,中国的底层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本身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属性,形态和诉求非常复杂,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些时候甚至是微妙的。认识和把握民工群体的复杂状态,底层研究的理念、方法非常有用。又比如,选举在中国乡村的推进,引发了基层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农民政治行为和心理的变化。在认识把握这些变化的时候,虽然西方民主理论总结的一些规律有启发帮助,但是,显然中国的现实比已有理论概括复杂得多,而对于政治领导集团来说,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掌控基层民主化进程,保障健康的基层政治发展,也需要准确地把握理解这种变化中的基层政治现实。可以说,“底层研究”的策略方法在政策咨询研究中也值得借鉴。

  

   现在,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挑战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治化的话语往往掩盖了复杂生猛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诸多话语,空泛、虚妄、浮华,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充斥在报纸电视上的这些话语,与基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严重脱节。这些话语往往非常流行,在不少场合也显得很重要,甚至属于必说必听。但是,说者不究其意,听者不解其意,其实只是出于特定的需要。这种语言的二元化,说明了政治生活还存在一些不正常情况。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依靠多方面力量,包括自上而下的力量,如宏观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力量,如微观领域的变迁,特别是底层力量的崛起,底层话语对于精英话语的制约抗衡等。在这种时代需要之下,“底层研究”的理论方法也许更加值得关注。

  

   本文刊于《东南学术》2008年3期,原题为《“底层研究”在中国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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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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