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阿维夏伊·马格利特论道德见证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18-08-16 15: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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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进入专栏)  

  

   摘 要:美国犹太人哲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关于道德见证者的现象学描述值得梳理和探究。首先,道德见证者具有如下特征:就见证内容而言,道德见证者见证的是极权主义政体所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道德见证者必须具有关于苦难的亲历知识,一般情况下他本人就是极权灾难的受难者;道德见证者的见证行为必须有明确的合乎正义的道德目的。其次,道德见证者的希望,既不同于基督教的千禧年式希望,也不同于世俗的理想社会蓝图,而是非常低调和审慎的希望,它表达的不过是:在极度黑暗的时代仍然坚信道德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最后,道德见证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后者是客观事实的真,前者是主观感受的真,也是一种直面自我的“本真经验”。

  

  

美国犹太人哲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哲学教授,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乔治·坎南教授(George F. Kennan Professor)。其《记忆的伦理》出版后,反响强烈,欧美各大媒体好评如潮。如:“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马格利特是一位极为仁慈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总是从我们的所有复杂性角度理解我们人类,同时他也致力于通过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的方式来理解我们”(Jonathan Lear, New York Book Review, 2003-2-9);“这本关于记忆的伦理维度的令人兴奋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小书,来得恰逢其时。它是由一系列精彩的、富有挑战性的观点组成的。马格利特的研究的丰富性在于其亲和力,在于作者对于存在的每个方面的尊重。他能够从无数日常生活普通事件中选取例证”(Lee Seigel, Los Angeles Time Book Review, 2003-4-20);“马格利特探讨了记忆和遗忘的伦理意义,特别指出了为那些在大屠杀中受尽磨难或悲惨死去的人做历史记忆的代理人的潜在价值甚至义务。他的精微娴熟的、杰出的论证综合了传统的英国分析哲学和对于历史和记忆的复杂性的深刻敏感性”(Jeffery Barker H-net Online 2006-12-2),等等。

   由于笔者对见证文学和大屠杀记忆书写的强烈兴趣,本书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关于道德见证者的部分。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战争和苦难的世纪。尤其是以纳粹集中营——极权主义邪恶的缩影——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灾难,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极端之恶,它是如此的难以想象、无法置信,以至于对人类的良知底线和认识能力形成了持续的挑战。奥斯维辛之后,人类不但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写诗的问题(阿多诺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石破天惊的断言提出了后奥斯维辛的艺术伦理、美学伦理问题),而且还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这类根本问题。因为“人道灾难的受害者不仅是直接遭受杀戮和残害的个人,而且是全体人类和他们的共同人性”。灾难之后“人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光艳美丽如初”,“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诚实、勇敢地面对人的形象的黯然失色,在尽可能肯定人性的同时,不要忘记非人性这个几乎抹杀了人性的力量”。

   为了彻底告别极权主义,后极权时代的人文学术必须承担起解释和认识极权主义的责任。认识极权主义是告别极权主义的前提。正是在这里,幸存者的见证显示了它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意义。“在世界经历许多苦难的20世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而作见证的幸存者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行动者。”

   那么,到底什么是“见证者”?谁有资格成为见证者?有哪些类型的见证者?所有幸存者都是见证者吗?对于这些问题,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见解。


一  道德见证者的特征

  

   马格利特说,他对“道德见证者”(moral witness)的解释,部分是规范性的,但主要是描述性的,是对“做一个道德见证者的现象学描述”。

   这个现象学描述开始于作者对苏联著名诗人阿赫马托娃《安魂曲》中几行诗和一段话的分析。阿赫马托娃写道:“我,彼时彼地的幸存者,作为一个见证人与命运相同的人们站在一起。”《安魂曲》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可视作对这几句诗的解释:“在叶佐夫恐怖时期的那些可怕日子里,整整十七个月我在列宁格勒的一个监狱外面排队。有一天,人群中的一个人认出了我。……突然她从我们每个人共有的麻木中摆脱出来,通过耳语(我们这里的人都这么说话)悄悄问我:‘你能描述这个场景吗?’我说:‘我能。’于是一个类似微笑的消失已久的表情掠过她的脸庞。”

   马格利特认为,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理解道德见证者的重要特征的钥匙:

   首先,就见证的内容而言,见证者应该见证什么才能成为一个道德见证者?作者的回答是:“他或者她应该见证——事实上他们应该亲历——由彻头彻尾的邪恶政体所制造的苦难。”这个“彻头彻尾的邪恶政体”实际上就是极权主义政体。作者列举的叶佐夫领导的秘密警察体制,就是极权邪恶体制的范例。这样,要成为一个道德见证者,一个人必须见证邪恶的极权体制所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这是对于灾难性质的限定。一个人把自然灾害引起的苦难讲述得再栩栩如生,也不能成为一个道德见证者。自然灾害当然也属于人类灾难,但这个灾难不是由于人类的邪恶势力造成的,因此也就没有道德内涵。

   之所以特别强调灾难的性质是极权体制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因为这种灾难的特点和本质是对普遍人类尊严的侵犯和剥夺,是反人类罪。其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就涉及到马格利特对“道德”的理解。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导论”中对“道德”和“伦理”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这个区分基于作者对两种人际关系的区分,即:浓厚关系(thick relation)和疏淡关系(thin relation)。浓厚关系是建立在对共同过去的共享记忆基础上的紧密关系,如父母关系、朋友关系、爱人关系、民族同胞关系等;疏淡关系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尊严(比如,因为我们都是人——除了是父母或亲朋好友——我们应该相互尊重)。“浓厚关系指我们与那些亲近者的关系,疏淡关系则指我们与陌生人、与我们疏远的人的关系。”把这两种关系对应于伦理学和道德理论,马格利特认为:伦理学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浓厚关系,而道德理论则告诉我们如何规范疏淡关系。“在我的使用中,道德应该指导我们对仅作为人类同胞之一员的那些人的行为,道德规定了一种浅淡关系,而伦理指导我们的深厚关系。”易言之,伦理与道德分别涉及人际关系的不同方面:“道德主要关涉尊重和谦卑,这些态度体现于疏淡关系的人群中,而伦理学主要关涉忠诚和背叛,并体现于浓厚关系的人群中,这些不同的方面应得到不同解释:一个是道德解释,一个是伦理解释。”

   按照这个标准,“道德见证者”这个短语中的“道德”首先指向其所见证之灾难的性质:这是一种以剥夺人类普遍尊严为本质特征的、由邪恶的极权制度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或反人类罪。不但自然灾害不是这种灾难,而且出于一个人的个人原因(比如性格缺陷)造成的人际伤害,比如对于亲人或朋友的伤害,也不属于这种灾难。记录、见证这样的灾难当然不属于马格利特说的道德见证。当然,反人类罪是就这种罪的本质而言的,是一个性质概念而不是数量概念。也即是说,即使是针对某个特定群体(比如犹太人)实施的灭绝行为,只要它是极权体制实施的,而且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具体行为、而是以其属于某个所谓类别的人(比如犹太人)为由而实施的,就属于极权主义制造的反人类罪,它制造的灾难就属于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灾难。纳粹屠杀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太人的具体行为,也不是因为犹太人是纳粹政权的政敌,而是因为犹太人属于纳粹所谓的“非人”“臭虫”“细菌”。这种灭绝行为就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或反人类罪。

   此外,道德见证者所见证的必须是一场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也有一种可能是:邪恶势力设计了一个邪恶计划,而一个勇敢、智慧的目击者先发制人地披露了这个秘密计划从而使其破产。马格利特认为,披露这个邪恶计划的目击者是一个见证者,他也是道德之人,但是他不是道德见证者。原因是这个邪恶的计划还没有造成现实的灾难就被挫败了,而“做一个道德见证者包含见证实际的、已经发生的苦难,而不是可能发生的苦难”。

   其次,“一个道德见证者必须具有关于苦难的亲历知识”。但是“亲历”意味着见证者本人必须是受难者么?一个人能不能作为一个同情的旁观者了解、观察、报告这个苦难,而自己又不是受害者?不妨想象一下:一个伊斯坦布尔的修女从窗口看到了土耳其政府对其境内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并冒着极大的危险向世界披露了所见的一切。她有资格被当成一个道德见证者么?

   作者认为:典型的道德见证者必须是亲历苦难之人即受害者而不仅仅是观察者,他应该处于个人危险中。本人不是邪恶力量的受难者的观察者,肯定不是标准的道德见证者。但这里的观察者情况又比较复杂,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不同程度地承担风险的观察者,像上面提及的修女,因为身处灾难现场,她实际上也是冒着危险的。这样的观察者可以是一个道德见证者(虽然不典型);而“一个全然受到庇护的目击者”,就不是道德见证者。

   “危险”在这里有两个意思:有一种危险是因为一个人被归入了某个类别(比如犹太人)而遭致的危险,因为这类人正是邪恶势力(如纳粹)加害的对象。还有一种危险是冒险记录了自己看到的人道灾难,目的是为了将来使用这些证据,这令他们本人成为邪恶势力力图清除的对象。换言之,做一个见证者的危险也可以是间接体验的危险,因为做见证本身就是要冒风险的。“很多潜在的见证者事实上受到威胁被迫沉默——这种威胁不是指向对他们自己的直接威胁,而是指向他们的亲人或朋友。由于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一个道德见证者总是处于危险中。”体验过极权国家的舆论控制——这种控制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强迫知情者保持沉默——的人,对此应该心知肚明。

   有时候,外国记者在报道邪恶政体的邪恶行为时也要冒巨大的风险。他们算是道德见证者么?作者认为,他们中只有那些其见证行为带有明确道德目的的人才算是道德见证者。“只是因为邪恶有趣而报道邪恶,把它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即使这种报道是有风险的,也是属于没有道德目的的报道。”

在见证者是否必须是亲历者的问题上,还有几个非常戏剧性的例子。1929年,弗朗兹·韦费尔(Franz Werfel)在大马士革遇到亚美尼亚大屠杀的难民,被他们的故事感动,写了《穆萨·达加的四十天》讲述他们的故事。书的主角是加布里尔·巴拉迪安(Gabriel Baradian),他是一个生活在法国巴黎的人,是一个旁观者,在探访家人的时候发现了亚美尼亚难民的处境。那么,这个“代理见证”的主角是否把作者韦费尔转化为了一个道德见证者?马格利特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无论韦费尔如何被亚美尼亚难民的处境感动,无论他的描述多么具体生动,多么认同他们,他都不是目击者。一个人必须有亲历的知识才能做一个见证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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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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