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2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2: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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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  

   摘  要:从高速度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多维复合的评价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对应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构建包括发展战略转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市场体系深化、分配结构调整、空间布局结构优化、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以及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等在内的支撑要素。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防止金融风险、精准扶贫、生态环境保护三大攻坚战作为底线,让以破立降为基本内容的结构性政策走到前台发挥更大作用,重点纠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重大结构失衡。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发展战略转型 结构性政策 实体经济

   作者刘志彪,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93)。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七期。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跨越关口。因此,从理论上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分析,无论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对于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本文将用系统分析的观点,对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基本特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条件,以及现实中急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一、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描述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基本特征,是与高速度发展的基本特征比较得出来的。这两个发展阶段的差异很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差异1——评价标准:单维与多维。高速度发展的评价标准很简单,就是单维的评价,数量有无和多少是评价的主要标准。但是对高质量发展来说,评价标准就是多维的,标准中加上了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就显得非常复杂。质量好坏,可以从多元化的视角去分析。如对美好生活的评价,从物质满足程度去评估是最基本的,可能还需要从收入、教育、工作、社保、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生态环境等方面去综合地评价。由此决定了“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机制设计要比“为GDP增长而竞争”复杂和困难得多。过去对高速度发展,只需要从一些总量增长的指标去评估就可以了,如GDP、财政收入、利用外资等增长情况。但是对高质量发展,就要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去综合评价,一般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对数量的评价,已经开发出非常好的工具,如,在约束条件下求财富、GDP、国民收入等静态或动态的最大化。但是对质量的多维评价,经济学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比较好的工具。由于质量具有多维性和主观性,如何把无数的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提示我们,由于评价的困难性,诸如要建设为高质量而竞争的经济体制等努力,需要有与过去不同的方法。

   2.差异2——历史背景:短缺与过剩。在高速度发展阶段,中国处于人均几百美元的贫困发展阶段,物质的高度短缺加上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背景,因而赶超战略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主要选择。这时,好坏不是主要矛盾,有无和多少才是问题的核心。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地增加生产能力、提供更多的产出,就是最优的办法,就会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如,会运用一切手段(如命令、户籍、计划价格,等等)把资源集中到某些最紧迫需要发展的部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过剩经济成为常态。虽然全球经济政治时有摩擦,但是和平与发展是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当。这时,从需求结构的变化看,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求层次迅速上升,除了对物质的需要体现为更好而不是更多外,对服务的需求上升速度更快。因为根据恩格尔定律,这时收入增长导致需求层次的提升,将从偏重于生理性需求的物质消费结构,转向享受和发展型的非物质为主的消费结构,由此带来国民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如,第三次产业比重的迅猛上升,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型产业逐步替代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等。从供给侧的变化看,落后的社会生产变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的总量问题转化为供给的结构问题,宏观经济管理不再是为了解决有无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好坏的问题,解决满意不满意问题,解决结构的不均衡问题,解决质量的高低问题。

   3.差异3——实现手段:计划和市场。高速度发展阶段,生产力的低水平和消费的低层次,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标的均质性和单一性,企业产出间的差异度。市场范围、市场门类和经济规模都比较小,相对来说,决策者掌握这些信息容易,成本较低,这时计划手段是效率较高的方式。因此在高速度发展阶段,政府作用的范围和领域可以比较大,政府替代民众选择、实现集中的非均衡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对应着的市场和非市场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另一方面需求结构也呈现为多样性、多元化、差异性和多变性。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获取信息的成本都很高。对于政府来说,集中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成本更高。虽然,现在由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集中收集和处理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由于信息内涵的是人的行为,具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复杂多变性,由政府集中实施计划经济来规划各经济主体的个体活动,也是绝对不可行的。实施信息分散收集和处理,让市场主体自己决策、责任自负的内生调节方式,仍将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也应该看到,迅速增长的非市场调节领域的扩大,会使经济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市场失败现象,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转移作用领域和改变基本职能,从干预市场主体决策和干预市场活动,转向进入非市场领域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活动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解决复杂的多维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被认为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建设的总纲领,是一切经济工作的总任务、主要特征和目标。

  

二、高质量发展:系统分析视角下的支撑要素


   从上述分析可知,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系统从量到质的本质性演变,是由系统中的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综合推动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通过强化该系统中具有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交互作用,推进这个有机整体的升级和跃进。关键问题是,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顶层设计、上下结合,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基础要素。

   1.支撑要素一:非均衡战略逐步转向均衡战略。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特征,是通过把有限的资源倾斜用于重点战略部门的发展,试图用产业关联效应拉动其他部门发展。这虽然可以人为地快速推动重点部门的扩张,但是长期实施的消极后果是:(1)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容易出现“重大结构失衡”,如未列入战略和重点部门的产业和地区,会出现长期的发展瓶颈现象,而各地政府都支持重点发展的部门,会成为产能过剩的部门;(2)过度强化了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抑制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均衡战略逐步转向均衡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宏观经济基础条件。正如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重大结构性失衡其实主要来源于长期实施的追求速度的非均衡战略。转向均衡发展战略意味着我们必须扬弃过去用行政手段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转而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决定资源的配置。这里“均衡”的意义在于:市场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按照供求信号进行竞争性资源配置,就能使各产业部门获取大致平均的利润率。而偏离这一平均利润率的任何信号,都意味着产业供求结构的失衡,都会造成资源的再配置即结构纠偏。显然这就是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的高质量发展。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态更多表现为生态环境、关键技术、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发育等领域短板或瓶颈。这与这些领域市场容易发生失败有关,也与政府过去把资源过于集中在经济市场领域、忽视对市场失败现象进行大力度纠偏有关。因为,未来实施均衡发展战略,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非市场调节的上述领域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

   2.支撑要素二:片面工业化转向四化协同发展,重点建设创新引领、四位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发展,过去我们实施了农村与城市隔离、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的种种措施。副作用是除了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农村的衰退外,广大农民和城市中低阶层的低收入和低需求,难以消化制造业的巨大的产能,结果便发生了严重的过剩产能,或者只能通过廉价出口甚至补贴出口去消化,很难有高效率、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从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四化协同发展”开始,即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开始突破工业片面发展的格局,如,为了消除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痼疾,开始了以城镇化拉动工业化;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增强工业的智能化水平,等等。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过去说,要全面构建现代农业基础、发达的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的现代服务业,这其实是分割而不是融合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缺乏等量资本在部门间获取等量收益的均衡协调发展理念,很容易在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片面突出发展某个产业部门,形成产业间的结构撕裂。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从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门分割的角度,明确了未来创新引领、产业协同发展的总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失衡,会以短缺或者过剩表现出的价格上升或者下降来指示要素流动,因此,就比较容易实现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均衡发展。

3.支撑要素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进一步市场取向改革的重点。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商品市场化配置,价格成为调节商品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是中国经济转轨的重任并没有彻底完成,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在要素市场配置中,发展得比较彻底和充分的主要是货币市场、技术、信息等市场,而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还不够完善。这样结构调整便会遇到一些困难。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会使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时成为僵尸企业。资本市场中的收购兼并功能不充分,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调整就会比较困难。结构调整的困难是高质量发展的天敌,会造成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调整产业结构是化解产能过剩、消灭“僵尸企业”的主要途径,是纠正资源在产业内配置失误、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的主要措施,即通过产业内企业间关系的重组,以及资源在企业内的重组,使资源在产业内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加速移动和有效配置,从而提高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的水平和能力。清除“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尽量避免直接破产,避免运用激进的手段制造人为的社会冲突。为此,要素市场化配置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内在功能,通过两类机制来实现:一是主动性调整机制,即通过鼓励企业间的收购兼并,消灭低效率、产能过剩的企业;二是被动性调整机制,即由市场倒逼、企业为主体,放任市场机制自动和自我调节,让产能过剩企业自生自灭,由此实现市场自动出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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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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