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挑战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12 次 更新时间:2023-05-20 17:38

进入专题: 市场经济   国有经济   全国统一大市场   产业政策   高水平对外开放  

刘志彪  

 

摘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为政府+新型分配机制+高水平开放”这个具体的制度框架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的框架和内涵,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如市场化改革领域界定模糊、市场分割、对内对外开放不对称等。未来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直面来自国内外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如全球产业链重组、国内市场主导格局形成、产业政策转型、收入分配调整等,并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产业政策;高水平对外开放;收入分配改革

 

一、引言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不是照搬照抄西方体制,而是与国情相结合,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中国国情方面的显著特征。根据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按照这一框架所进行的四十多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而且它也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毋庸讳言,在这一框架内所进行的市场取向改革,在近十多年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在经济运行领域,按照二十大报告的表述,就是“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所谓经济结构性矛盾,就是指构成经济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在运行中存在着较大的摩擦,如生产结构不符合社会需求结构,导致过剩或短缺等;而体制性矛盾,则是指主导经济运行的规则规制等,与实际有效率的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摩擦。引起这些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改革的失衡,是市场化取向改革不充分的直接结果,如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充分,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发展失衡。

二十大报告提出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下,不仅要继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而且要求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反映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只有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保障。战略与目标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受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本质、特点和任务所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重点和领域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政策必须做出某些重要的调整。

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分析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特点、重点和领域的具体变化,同时指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未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对策。这一研究对于准确把握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可能的变化领域、改革的重点以及未来相应的战略和政策的重点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与二十大召开前研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性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框架,主要是“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为政府+新型分配机制+高水平开放”这个具体的制度设计。二是全面分析了中国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点,以及未来必须直面的四大均衡问题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与特点

与过去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相比较,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高水平主要体现在对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不断修改和完善上,体现在对过去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上,体现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为政府+新型分配机制+高水平开放”这个具体的制度框架中。“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涵上,最起码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特点:

(一)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旗帜下,更加重视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过去在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取向改革中,国有经济作为缺少市场效率的所有制形式,一直是被重组和调整的对象。这对于收缩国有经济分布战线、集中力量聚焦于国计民生重要领域、提高宏观效益都具有历史性的作用。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不仅要讲市场效率,而且要讲社会效率。为了坚决防止两极分化,逻辑上就不仅要求国有经济提升市场效率,而且要求把其作为追求社会效率的基础工具。通过把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在经济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其他所有制形式无可替代的功能,承载独特的历史使命,如规定国有企业把收益的一定比例作为全民社会保障基金等,就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基本形式。需要重点指出的是,随着数量有限、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集中分布于国民经济中少数最重要的产业领域,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共处,实现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从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壮大。如要求国企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就可以更好地为产业链上游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创造市场需求和商业运用场景,为产业链现代化创造条件。

(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在更高层面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过去在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模式是通过创造局部优化的环境来吸引外资,如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开发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进大出、出口导向,因而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平台,成为世界车间或世界工厂,经济增长依靠的是西方国家的市场。这时中国自身的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和发展,不仅功能不够完善,而且经常是扭曲的市场反而有利于刺激企业选择出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下,市场功能是否完善和强大,与国内经济增长之间只有弱相关性。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内循环主导外循环、转换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需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中国强大的国内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具有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它是中国未来各种发展战略实施中可以依靠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过去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生产要素,现在除了政治制度优势,另一个就是在超大规模国家基础上形成的超大规模经济和超大规模市场。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就是以中国市场集聚全球资源、发展创新经济、创造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支撑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工具。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将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向高端攀升提供信号指引和激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为此需要我们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和法治体系建设方面,进行长期不断的改革努力,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三)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下,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

过去在贫困走向小康的时代,物质的贫乏匮缺要求我们尽快地实现增长速度的赶超。为了实现这种高速增长的目标,尽快解决“有无”问题,就不能主要让市场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而必须由政府介入替代市场机制,运用非均衡战略和行政手段干预资源分配,加快重点行业企业的增长,以便通过这些优先部门的快速增长,拉动或推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时候政府的职能较多、活动领域较宽,介入经济活动较深。现在我们在物质相对丰裕的全面小康条件下,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追赶战略,“有无”问题让位于“好坏”问题,速度问题虽然重要但已经不是处于第一位的选择,就必须把发展建立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这种发展的转型,那么发展就可能是严重非均衡的,就要通过占用和消耗更多的资源,来达到既定的人均收入目标,这就可能成为不可持续的发展。为此,不仅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机制更多地关注创新驱动和科教兴国,而且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不断升级,更加注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准确地定位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失灵失效领域的宏观调节作用,对市场经济运行是把放手当抓手,松手而不是甩手,成为既有为又有效的政府。如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等。

(四)顺应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趋势,更为主动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过去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不仅技术,而且市场也主要是依赖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显然这种要素型开放,不仅对国内的市场发育程度要求较低,而且在开放的程度、范围和方向上都是不够的。如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均衡,要素开放与制度规则开放不均衡,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不均衡,等等。现在要尽快形成双循环型发展格局,要求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这意味着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非均衡发展,重点是:一是要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绝对优势、完整工业体系的相对优势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政治优势,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重组,继续拥抱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目前西方以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组,对中国来说既是严峻挑战又是重大机遇。它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结束,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化。其中本质的变化,就是中国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结束,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开始,即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强大的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今后国门大幅度的开放,都要在内需主导的力量下来进行,不仅由此吸引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而且以此为诱导大力发展自主创新技术。二是按照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规则改革和对内开放,有效对接全球通行的先进规则。如要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推出若干有标志意义的开放举措。现在国内规制的改革,其重要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对外资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的取消。实施制度型开放,使政策规则统一和一致,要求降低国内市场进入壁垒,破除不必要的经济管制,平等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条件,实现国内外贸易一体化。未来,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主要不应该靠政策优惠,而是主要应该靠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投资营商环境。

(五)在分配制度上,要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

过去,在走向全面小康的过程中,为了鼓励人们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快速地增加和积累财富并形成高度的示范性,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了在物质匮缺的条件下优先投资生产能力,我们采取积累优先消费其次的策略;为了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倾向于政府占据较大部分比例。现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分配体系必须根据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进行重塑,并且分配和消费的重心,应该根据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上升情况,逐步向民众这个中心倾斜。根据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保持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基本同步的原则,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公共福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通过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机制的调节力度,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探索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和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要素收入,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尤其是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重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的一个重要信号和政策取向。

总之,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必须在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撑下逐步实现。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的框架和内涵,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任务。

三、当前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遇到的实践难题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既有利益固化的藩篱,经常会导致经济运行中出现较大的摩擦,由此发生重大结构性失衡。总体来看主要是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现象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现象的并存

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现象,指的是应该由市场进行评价的领域、部门和活动,却依然用行政机制配置资源,如直接控制土地要素的配置,不仅全面控制农村土地征用权和城市土地分配权,而且直接控制使用者选择权、期限、用途等;直接控制高级劳动力的流动和配置,如国企经营管理者、事业单位技术技能型劳动者按市场原则配置的比例在不断降低;直接或间接控制资本要素的配置,如通过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系统控制货币资本的运动,商业银行依据行政垄断力量实施的市场经营行为,这是造成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微弱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和某些平台企业垄断数据资产,社会各界无法参与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机制,等等。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现象,指的是应该由政府作为公共品管理的领域、部门或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放给了市场按照盈利原则运行,如所谓民生的“新五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基本住宅、育儿),就是对公共品或半公共品进行市场化管理导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不足,导致商品要素资源按照市场信号流动不足,产业部门生产的不足与过剩,难以通过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调节并达到均衡,直接导致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并造成纠偏的困难。市场取向改革的过度,直接导致与民生相关领域民众负担过重,以及政府公共职能的飘移,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政府作为不力的根本性表现。

(二)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与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不均衡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央不断地向地方分权,一方面形成了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相应地形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基本格局,这使中国总体成为具有“行政区经济”特征的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能力上的不均衡,指的就是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表现较为弱势,而真正作用强大、覆盖面极广的,是在分权体制下由雄厚财力支撑的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它们是地方政府参与区域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和工具。这类产业政策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在发展效应上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竞争的强度,但是也存在一些瑕疵,如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度投资、政府债务、高企的房价等等。如在各种以产业政策名义主导的地区间竞争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明补或暗补的方式,奋力拼抢价高税大的重大投资项目,竞相拼比优惠政策的力度,形成不公平竞争和市场壁垒;为显示经济强大或新闻价值,扭曲市场机制“一窝蜂”地追求本地没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以保护本地企业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外地企业竞争,或者在这个旗号下,以行政权力干预地方司法为本地企业谋取利益。显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能力上的不均衡,使具有明显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特征的行政区经济现象盛行,严重地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如疫情中各地层层加码制定封堵政策等等。这些情况一方面严重地限制了中央政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节的能力,经常只能借助于严厉的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弱,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对区域间公共品供给的调节能力。

(三)对外开放程度与对内开放程度不对称

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选择的就是“以对外开放促国内开放(或改革)”的基本思路。这种选择当然是非常理性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不借助于外部力量的冲击或者推动,我们很难在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基本格局中杀出一条血路。这不仅在于旧的观念难以破除,而且更在于基本的利益格局难以冲破。“以外促内”可以让民众更容易看到开放的好处,从而争取更多的支持国内改革的政治力量,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操作。如为了开放国门吸引更多外资,就需要在整体营商环境不佳的条件下,通过设立各种经济特区对环境进行局部优化,这样就有可能把外资吸引进来,同时把创造的优良营商环境从局部向整体进行延伸和辐射;加入WTO后,为了实现规则与国际接轨的承诺,就需要我们做出各种适应WTO要求的国内改革。毋庸讳言,这一改革策略也存在一些不足,就是它高估了对外开放对推动国内改革可能的作用,低估了国内改革的难度和长期性,同时低估了旧的观念、利益、习惯等可能对新体制机制的渗透性和腐蚀性。现在,“以外促内”的改革开放策略,应该及时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阶段,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更要以对内开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当前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进一步对外开放,全面的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我们的对外开放就无法深入下去,更无法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现在因对内开放不足,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如国内地区间各自为政、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非一体化竞争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能性,影响了地区间现代产业链现代化的分工协作,影响了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的可能性,这些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再如,国内市场对民营经济的开放程度不足,必然影响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信心和发展空间,从而影响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对外开放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方面,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美国在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重塑全球产业链,构筑全球化的“小院高墙”,千方百计排斥中国并试图抑制中国进一步崛起。另一方面,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增大中国制度型开放难度的要求,拉大与中国现有状态和规则的差距。如在“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欧日关于WTO改革的声明等方面,对涉及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补贴、数字贸易、劳动标准、竞争中性、知识产权、市场经济导向等规则方面,都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开放难题。如在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方面,美国一方面在恢复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导向,对自己的芯片半导体、新能源和新能源车、新材料、医疗器械设备和原药等实施产业补贴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规则中,把禁止补贴的主体由政府扩大到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将禁止补贴的领域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对外投资领域,同时也将国有企业间的担保纳入禁止补贴的方式,并引入反向举证责任加大惩罚力度。在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国情现实下,这无疑大大地增加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难度。

现在重要的是,要按照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对内对外的一体化联动改革开放,以国内体制规则改革和对内开放,有效对接全球通行的先进规则,有效解决对外开放程度与对内开放程度不对称的问题。如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可以继续推出有标志意义的开放举措。2020年版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虽然把全国清单条目从2019年的40条缩减到了33条,自贸试验区清单条目则从37条缩减到了30条,但在服务业开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制度性障碍,某些重点行业开放程度还不够。服务业是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行业,中国这个领域开放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再如,我们要继续加大国内投资营商环境的优化力度。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过程,也就是对外开放的深化过程。当越来越多的外资是由于庞大的国内市场的吸引力进入中国,公平竞争环境的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过去,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靠优惠政策去创造政策洼地,吸引商品和要素流动。现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实施制度型开放,使政策规则统一和一致,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主要应该靠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投资营商环境。其中,政策和规则的透明度、产权保护、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是中国优化营商投资环境中最需要加强的重点,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要点。

四、中国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须直面的挑战与对策

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下述“四大平衡”关系的挑战,会对中国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全球化的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当前世界经济逆全球化的现实发展特征,证实了过去某些全球化理论的不可靠性与不稳定性,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这一理想目标距离实践甚远,如效率导向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开始失效,变为安全第一;以“世界是平的”、世界成为“地球村”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破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未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态度十分坚决:“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因此高水平的具有开放型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在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如何均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中国必须长期面对某些发达国家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以及跨国企业采取的“China+1”竞争战略的挑战。

从发展态势来说,一是在全球产业链的形态上,将会呈现为纵向缩短的趋势,企业组织由跨越全球各国的纵向非一体化状态,向邻近国家的纵向非一体化状态变化。其中地缘政治、技术变化是导致其变化的主因。后者如3D打印等新的制造技术,将使生产与消费的枢纽更加靠近本国。这对中国来说,将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或外资企业再配置的竞争。二是在空间上,全球产业链的地理重组将呈现为区域化集聚的态势,从而过去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国际代工者)竞争“链主”订单和技术的全球竞争方式,将让位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全球产业链集群之间的竞争。这对中国利用国内强大市场塑造全球产业链集群问题提出新要求。三是全球产业链数字化重组的趋势,将使全球产业链中的信息传递更加透明,信息传输效率提升,由此将极大地缓解产业链上的“长鞭效应”,中国应及早做好准备抓住提升产业链效率、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机遇。四是全球产业链绿色化重组的趋势,通过碳边境调节税等手段,促使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国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如果继续沿用传统能源,中国出口的外贸产品将因被征收碳边境调节税而缺乏足够的现实竞争力。五是全球产业链按价值观主导重组的趋势,将有可能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方面出现排挤中国的效应,迫使中国参与的全球产业链脱钩、解构和被边缘化。由此,需要防止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从过去的嵌入状态,演变成平行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的不良格局。

中国过去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提倡者、支持者、维护者和一定程度上的领导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追求绝对的安全,而要在发展中求动态的安全,如果不能开放发展,将会遇到绝对的不安全。由此,中国应该重新思考和设计新的适应双循环型发展格局的经济政策。如我们要主动采取更加开放的战略,不能自我设限,更不能主动降低与国外的垂直专业化联系,同时,也要在不断开放中主动塑造和拉长国内价值链,让一些产业循环留在国内进行,增强自主可控能力。从技术供给看,要善于利用外国资源进行创新,一方面要以内需集聚国内外资源来中国创新创业,或者有意识地发展“逆向外包”业务,以有效地利用外部人力技术资本;另一方面要利用内需诱导和拉动创新,培育出更多的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技术。从力量均衡看,要加快培育产业的反制能力,反击某些国家的政府把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产业链作为政治武器的恶劣行为。为此需要从“扬长避短”战略转向“扬长补短”战略。从技术安全和维护看,要全面推进中国企业的国际专利战略布局,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保障体系,等等。

(二)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国际市场循环与国内市场循环之间的平衡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国际循环主导国内循环。这一发展格局能够实现均衡的基本前提是:西方国家可以而且愿意长期消化中国的过剩生产能力。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均衡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减少对西方市场依赖、自己扩大内需,既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世界经济均衡的要求。

客观上,中国也到了利用内循环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做贡献的时间节点了。从需求看,超大规模国家决定的超大规模经济和超大规模市场,使中国的投资消费需求以及由此派生的进口需求位居世界首位,今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从供给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不仅有全球最完整的生产门类和体系,而且能够根据国内外需求变化,满足全球市场对质量品质要求不断趋严的商品服务需求。因此中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就是要在增长的动力上,从利用西方市场转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就是要在产业联系上,增加国内产业与全球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拉长产业在国内循环和增值的比重;就是要在产业发展安全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利用内需刺激创新,解决潜在和现实的“卡脖子”瓶颈,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在以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一个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是容易陷入自我设限和自我循环,单纯强调内循环,忽视或者排斥外循环。也就是说,很容易忘记把已经开放的大门继续开大而陷入封闭。因此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处理国际市场循环与国内市场循环之间的平衡关系时,需要重点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思想观念;二是外部环境;三是对内开放或国内改革。我们重点说一下前两点。

现在流行一些不利于中国进一步开放国门的思想观念和认识,主要是认为要搞国内市场主导的双循环了,今后的着力点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因此对外开放的地位下降了:认为我们在很多领域对西方产业和技术的替代能力、创新能力已经很强,对外开放的作用和必要性不如以前了,今后不是我们要对接国际规则问题,而是世界要对接中国规则的问题了;对外开放中要坚持“以我为主”,过去注意多方利益平衡、讲究方式策略的原则不适用了;以开放、发展要守住安全底线为由,反对通过进一步开放、发展来提升国家安全,等等。显然,什么都要以我为主、人家必须按照我的规则来改的思想如占据上风,将会严重影响和阻碍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开放步伐,最终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外部环境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当代中国的开放主要是面向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是如今美国不仅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对我进行遏制、打压,而且在贸易、产业、科技等方面对我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摩擦,同时千方百计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上排挤和脱钩中国。这方面最重要的表现,是在对华关系中嵌入敌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将国家安全泛化、极化来追求构建所谓“友岸外包”。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演变和中国发展环境带来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影响,是世界会不会重新出现以中俄为一方、以美欧日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和两个“平行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冷战时期形成的“平行体系”,不仅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发展利益,因此我们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坚决地避免这一于我严重不利的局面和格局出现。

(三)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实现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与发挥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之间的平衡

尽快地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问题的迫切性提到了优先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如果通过竞争规则和自由流动规则,在政策统一、规则一致、执行协同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国一体化运行的大市场体系,将对中国地区间竞争、产业转移和协调发展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相应地对市场经济体条件下的政府管理提出一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好应对工作。

1.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模式与方法。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改变了区域竞争模式,由过去以争取优惠政策、创造政策“洼地”参与区域竞争的办法,如举办各种高新产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区、政策特区、试验区、示范区等,转变为创造更优的投资营商环境的办法,目的是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争取优惠政策创造政策“洼地”,是在过去整体营商环境不佳的条件下,通过局部优化的方式吸收外资参与地区竞争。今后高标准市场体系将不可能允许给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竞争环境“挖坑”,各种开发区、政策特区、试验区、示范区等形式的优惠政策区将会大大减少。因此中央应该改变地方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标准,把争取政策获得发展为主的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转变为能否创造好的投资营商环境。

2.全国统一大市场使产业政策的主体、任务等发生根本性变化。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让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站到前台来。过去在分散竞争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是地方政府通过挑选输家赢家来实现资源配置的。这种政策格局的形成,与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改革的历史有关,是地方政府成为“准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直接表现。现在建设统一大市场,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应让位于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更应该侧重于为相对后进地区创造优良的投资营商环境,引导国内外产业有序向后进地区转移,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在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重新建立起沿海与内地、南部与北部之间的国内价值链循环关系。

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使地区间竞争的常用手段受到巨大抑制。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要求限制地方政府利用各种隐性补贴和交叉补贴手段干扰市场竞争的做法。这可能会削弱发达地区利用强大的财政实力参与区域竞争的能力。但是这也有可能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在过去竞争大项目大企业时,发达地区可能会动用各种或明或暗的补贴方式留住它们,而相对落后地区因为受财力约束只能放弃竞争,这对落后地区是不公平的。但是在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下,上述行为将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严厉限制,因此竞争环境对落后地区来说就显得相对公平。因此建议中央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公平取向的竞争政策的实施。

4.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初始阶段,可能会加剧区域失衡现象。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初期,地区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极化?扩散”效应,为此中央主导的产业政策要做好充分的区域调节准备。当政策和规则趋向统一时,地区间的竞争将不再是“给优惠政策”的竞争,而是效率竞争。如果我们不重视优化中西部地区投资营商环境,中西部的产业不仅可能留不住,反而会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被东部进一步虹吸并加剧区域失衡现象。

(四)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实现财富创造与分配公平之间的平衡

过去我们在较贫困的环境中为了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采取的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实现中国现代化要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否则将会在收入和财富分配已经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发生较大的社会矛盾甚至冲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的机制,核心问题是要注重财富创造与分配公平之间的平衡。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强调通过生产性努力去创造财富,去做大蛋糕,去鼓励提高效率,那么社会必然自动化走向追求分配性努力,其结果将导致分光吃尽、一穷二白;但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如果不强调公平地分蛋糕,最终引起的贫富差距和导致的社会矛盾将会毁灭发展的基础和积累的财富。

根据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公平分配,不能仅仅进行以税收为主的强制性的二次分配,而必须结合税收手段,主要从生产端进行。公平分配必须从初次分配就全面开始,不能等到发生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再主要依赖税收等手段去强制调节。因为以税收为主的强制性的二次分配,不仅不能较好地调节分配的公平性,而且会给社会各阶层形成一种严厉的压迫感,尤其是在现阶段会吓跑社会心理脆弱的非公有资本;强调政府全面介入分配领域,这种再分配调节的效率也不见得高,因为除了征收过程将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外,还会形成规模巨大的低效政府;更重要的是,主要从再分配阶段搞共同富裕,抑制的是社会的生产性努力,鼓励的是社会的分配性努力,不仅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反而有损于公平本身的正义性。

从初次分配阶段就开始搞共同富裕,绝不能放任市场机制对分配的盲目调节作用,而需要引入有为政府的有效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要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围绕劳动者保护、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福利水平等,根据经济增长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地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加其获得感、幸福感。这样,就能在经济发展中慢慢使国民收入向国民为中心倾斜,由此调整好“资本收益/劳动力收入”的比例,调整好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企业或政府收入”的比例。其二,需要在产权理论上承认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明确人力资本也要根据贡献大小适当参与剩余的分配。其三,要确立实施分享经济的政策体系。为了在初次分配阶段就形成相对平等、公平的竞争条件和分配格局,就必须发挥以分享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的威力,如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尽量减少那种挑选输家赢家的一开始就不公平的产业政策;再如明确确立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的持股政策。其四,完善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功能,以为人民财富增值为中心改革其法治管理和行政管理,等等。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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