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制度与自由是否相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9 次 更新时间:2018-08-14 15: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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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  

  

   内容提要:有三个问题使自由理论和制度理论似乎必然存在相互否定的关系,这就是:有意志自由的人能被制度调控吗?追求自由的人需要制度调控吗?制度的数量与自由的程度是否成反比关系?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人没有绝对意志自由,只有相对意志自由,所以人能被制度调控,但这种调控是相对调控而不是绝对调控;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追求自由的人永远都需要制度的调控,只不过这个制度仅指公正合理的必要制度,而不包括或不公正、或不合理或不必要的不正当制度;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制度多并不注定意味自由少。在争取社会自由的过程中,不必担忧和拒斥必要的新制度,而只需防范或及时取消多余的新制度。

  

   关键词:制度 自由 可控性 正当制度 必要制度

  

   人们关于自由的理论和关于制度的理论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两种理论被单独论述时还不容易被人察觉,一旦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时就可发现,至少有三个问题使自由理论和制度理论似乎必然存在相互否定的关系,这就是:有意志自由的人能被制度调控吗?追求自由的人需要制度调控吗?制度的数量与自由的程度是否成反比关系?

  

   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好这三个问题,其结果要么将意味着对自由理论的颠覆,要么将意味着对制度理论的颠覆。而好的解释则相反,它不仅不会颠覆这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而且还能让我们对自由和制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更加透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从而推动自由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发展。

  

   一、有意志自由的人能被制度调控吗?

  

   按照制度理论的逻辑,制度的赏罚规定及其赏罚机制对人的行为有强制性,并能通过对赏罚规定的调整和改变来改变人的行为的取向和方式,实现对大众行为的调控。[①]而自由理论的逻辑则是:人是独一无二的有意志自由的存在者,可以自主决定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不可能像机器一样被包括制度在内的任何东西所控制、所左右。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是否有可控性?如果说人没有可控性,那制度将完全成为无用多余之物;如果说人有可控性,岂不是对人的意志自由乃至人类尊严的否定和亵渎?

  

   我的观点是:人的确不是机器,不过从控制的角度说,人与机器的差别只在于,人不能被绝对控制,但能被相对控制。这里的所谓“相对控制”,是指一个人只要自己决意不在乎制度赏罚的诱逼激励,哪怕付出沉重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就可以使自己的行为不受制度赏罚的规导和调控,而机器则完全做不到这一点,是被绝对控制的。

  

   实质上,人是否有可控性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价值判断,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有”还是“没有”,都不是对人的意志自由或人类尊严的亵渎,甚至也未必就是对人的意志自由的否定。因为,如果人的意志自由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意志自由,那就不与人有相对可控性的观点矛盾,除非是绝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才与人有任何可控性的观点相互排斥。

  

   绝对意志自由论以人性自由论为理论基础,从古至今有伊壁鸠鲁、霍布斯、康德和萨特等人物。由于他们在说人的自由时强调的都是人的意志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人的行为,因而

  

   他们的理论才被称为“绝对意志自由论”。绝对意志自由论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的动机或意愿由自己凭意志自愿确定而非外物强加,即我想做什么由我自己做主;二是动机或意愿一旦确定就可以按意志去做,在意愿变成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即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②]。所以霍布斯说,自由就是不受阻碍的状况,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行动的发生。

  

   在绝对意志自由论的阵营中,康德和萨特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并最有特色。

  

   与人们通常把自由理解为不受约束的状态或约束的反面不同,康德把自由解释为人在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时,自觉地为自己立法,自己约束自己。康德宣称人有善良意志,不证自明。人的善良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一方面它是人的行动这种现象的无条件原因,具有“在现象中原因的无条件的原因性”[③];另一方面它在对行动起作用时,不靠来自于外部的规定,具有“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时的那种属性”[④]。意志自由的作用体现为人能为自己立法即制定普遍而绝对的法则并自觉履行,即自律。因而“意志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法则的那种属性”[⑤]。在意志对行为起作用的上述过程中,由于人不必屈从于人之外的任何因素,所以人是自由而有尊严的。

  

   萨特是从存在论出发论证人有绝对意志自由。他认为,人与其他存在物不一样,人是“存在先于本质”,而不是存在与本质同时出现。人是先出场,没有任何规定性,而后再经自由的设计、选择、创造获得自己的本质。因而自由是人的规定性,所以,他说:“假如存在确实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他还特别强调,人在选择时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人是不能不自由的,人没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人只能是自由的存在”。即是说自由不可逃避,“人是注定自由的”,即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人在选择中,由于“我的个人自由就是价值的唯一基础,此外绝对没有任何东西提供这种和那种价值”。因而“除了自己以外,无所谓其他立法者。由于他处在孤寂之中,他必须凭自己决定”[⑥]。总之,自由就意味着“选择自主”,不受外部条件摆布,自己抉择,“前无托辞,后无庇护”。 尽管萨特也不完全否认外部条件的存在及其对人的影响,却又认为人不应被这些所左右。他的具体解释是:外部条件压抑人的个性,是人活动的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其实更是人的主观意志造成的。事实上,人即使在很严酷的外部条件下也是绝对自由的,比如集中营的战俘,并不是只有老老实实当战俘,他们可以选择越营、暴动;二战时期德国军队中的军人,也不是只有服从军令去侵略他国,而是还有当逃兵或反叛的选择。

  

   绝对意志自由论看到人在选择行为时有不可规避的自主性是其合理性所在,但由此宣称人有绝对意志自由则不可取。

  

   康德的绝对意志自由论,以人有愿为自己制定可普遍推行而不是仅仅有利自己的行为法则的不证自明的善良意志为前提,可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恰恰是人没有善良意志,或者至少在康德之前,我们没听说有任何人是用自己的善良意志为自己先立法,再行动。甚至康德本人是不是如此,也有待考证。所以,康德断言人有善良意志和绝对意志自由,与其说是在陈述一种事实之境,不如说是在表达对一种理想之境的渴望。因而就算康德说得对,人遵从自己的立法不算不自由,自由是人遵从自己的立法。可迄今为止,真能享用这种自由的人我们又能举出几个?

  

   萨特的绝对意志自由论有一定的道理和积极意义。其道理在于人确实有自由的规定性,确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只有唯一的做法;积极意义则在于它凸显并启发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尽管如此,该理论仍然不能证明人有绝对意志自由。为什么有时我们可以有多种可能的选择,而有时却只能在非此即彼的两种可能性中挣扎?为什么有时我们的选择是轻松的,而有时却是痛苦的?为什么有时我们的选择没有什么代价,而有时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牺牲生命?显然,萨特并不能否认有些自由选择,或是要冒巨大风险,或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风险和代价总是对人不利的事,而它们正是由外部条件造成的。既然如此,人在进行自由选择时,就不能不考虑风险和代价的有无和轻重。而行为人一旦经考虑后避有就无,避重就轻,实际上就等于是被外部条件制约或左右了,除非萨特能证明任何人的任何选择都是不计风险和代价的。由于事实上他不可能给出这样的证明,因而萨特宣称的人的绝对意志自由是不存在的。

  

   根据以上分析,适当的观点是:人有意志自由并可自由选择的命题是成立的,但人的意志自由的边界或自由选择的可能性的多少是受到外部情境限定的。也就是说,人只有相对意志自由,而没有绝对意志自由。

  

   绝对意志自由论之不可取,除了从理论上说不通之外,还表现为在解答责任问题时的荒谬。因为它夸大人的意志自由,否认外部条件对人的限制,必然会得出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的结论。比如萨特,就提出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 为了强调个人责任,他甚至举例说,如果我没有制止住将爆发的战争,实际上就等于选择了战争而应对战争负责,所以“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⑦]。尽管萨特的初衷是要唤醒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心,但是这种不讲外部制约而无限夸大个人选择自由的观点,不仅忽略了外部条件对人的影响,也抹煞了战争发动者与一般被迫参战者的界线、战争罪犯与战争受害者的界线,导致人人平摊责任,从而在客观上为真正的战争罪犯起到了开脱罪责或减轻罪责的作用。由此可知,取消社会的一切责任,并由个人不分具体情况地平均担责,也是绝对自由论的荒谬之处。

  

   既然人有绝对意志自由的立论不能成立,那么人有相对可控性的反命题就无不当。其基本道理是,由于人是趋利避害、怀赏畏罚的自利人,社会制度就能利用人的这种内在规定性通过赏罚来对其行为进行调控。这个道理,中国先秦时的韩非就已洞悉,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⑧]。而他所谓的“人情”、“好恶”,就是指人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法国近代思想家爱尔维修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指出,既然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动力,那么,就应当利用这一点引导人们向善;由政府或社会舆论施行一定的奖赏或惩罚,目的在于使人们将德行与快乐相联系,恶行与痛苦相联系,从而崇善抑恶[⑨]。

  

   对人的可控性,除了有依人的内在规定性提供的理论证明之外,也有无数经验告诉我们:一种特定行为,一旦被社会明令禁止并配以相应的处罚,其发生率便会大幅度下降;一种特定行为一旦被社会提倡并配以相应的奖赏,其发生率就会大幅度上升。前者如多生子女的发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及其严厉罚则出台后急剧下降;后者如一个时期社会极端匮乏的见义勇为行为,在有了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奖励条例和大力宣扬褒奖见义勇为者的举措之后,其发生率马上有了迅速的提高。

  

   因此,无论人有多么尊贵,无情的事实还是证明了:人有一定的可控性。即使不是全部人,至少也是绝大多数人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超越自己的趋利避害、怀赏畏罚的内在规定性即本性的。

  

   二、追求自由的人需要制度调控吗?

  

自近代至今,自由已逐渐成为一个人人称颂的普世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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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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