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欧盟政治研究:政治理论史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8-08-14 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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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从政治理论史的视角看,西方的欧盟政治研究的重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从美国转向西欧,核心议题也从解释一体化,转为分析欧盟的治理特征,最后进入建构欧盟的阶段;在中国,欧盟政治研究从初期的对欧洲一体化的一般性追踪,演进至通过引介西方的欧盟政治理论以实现社会科学化,最后进入实用主义导向的全面深入研究阶段。欧洲学界对欧洲政治一体化自身的理论化解读是通过与美国学术界不断沟通而逐渐发展成熟,最终成为主流的欧盟政治理论框架。参考欧洲的经验,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目前的前进路径也是正确的,但在目前的阶段,欧盟政治理论建树仍难称有足够的创新。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欧盟政治研究 欧洲一体化 政治理论史

  

   欧盟研究或者更通常的称谓——欧洲一体化研究是地区研究中的“新事物”。欧洲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现象,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在世界历史上率先拥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西欧国家进行深度合作,设立一套超国家机制,形成一个混合国家与超国家权力的“独一无二”(sui generis)的欧盟(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前称“欧共体”)。这套政治体系的发展在绝对民族国家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在欧洲一体化初期,在西欧内部,像戴高乐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不看好其前景。1963年7月4日,在法德两国首脑履行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条约——《法德合作条约》,[③]举行第一次会晤前夕,戴高乐在法国国会告诉议员们:“你们知道,条约像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她们的日子有多长就是多长。”同时,他还又加了一句维克多•雨果《东方》一诗的名言:“啊!我曾目睹多少少女的青春消逝。” [④]但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却远远超过戴高乐的预期,通过签署一个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府间条约,以法德两个欧洲大国合作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不断推进,建立起一个没有边界的共同大市场,设立了具有实际管辖权的欧洲法院、诸多管制机构、直选的欧洲议会、独立性超过美联储的欧洲中央银行,甚至在19个国家放弃了主权国家最重要的象征之一——货币,转而共同使用“欧元”。

  

   从政治视角来看,欧盟研究与传统地区研究区别在于,欧盟它在理念上属于超越国家的后民族国家组织或机构,既不是常见的以国家间博弈和合作形态呈现出的“地区”,也不是一个联邦制或邦联制的“帝国”式的“欧罗巴合众国”,同时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间性国际组织,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林德伯格和沙因戈尔德对欧盟研究的定义较为形象:欧盟(或欧共体)是一个“未来政体”(would-be polity)。[⑤]也正因如此,对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者而言,欧盟作为一个研究客体,固然具有了解和理解其运作的政策意义上的应用价值,但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创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实验”所产生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学术价值更令各学科学者“着迷”。[⑥]尽管当下欧盟在民粹主义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但自1950年“舒曼计划”开启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来的70多年时间中,对欧盟的质疑从未间断,世界范围内学界和政界对其关注也从未停歇。中国虽然直到1975年才正式与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但研究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跟踪它的发展,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更是进一步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和“融合”。现在有必要以西方主流欧盟政治研究为参照对象,对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探寻其中的“中国特色”,并探索中国学者能够对欧盟研究做出何种贡献。

  

   这是一个颇为宏大的“理想”,欧盟政治研究的成果浩如烟海,由于阅读范围和掌握情况的不足,这一比较研究难免掺入评述者的个人见解、体悟等主观认知。要想尽量保证研究的客观性,恰当的衡量和评述的角度至关重要。政治理论[⑦]是对包括欧盟在内的政治现象的系统阐释和抽象概括,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它更好地解释(explanation)一体化,总结原因,并抽象出普遍性规律;第二,更好地阐释(interpretation)一体化,以恰当的概念引领具体事实;第三,更好地预测(prediction)或者规范一体化,以科学规律指导或者建构一体化走向。基于理论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将以政治理论此作为评价西方和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的切入点、主线和标准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西方的欧盟政治研究

  

   毋庸讳言,对于深度认知欧盟这一学术任务,西方学者的资料更扎实,成果更丰富,论述体系更加完整,研究也更具厚度。这里的“西方”主要还是指欧洲(特别是西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欧盟政治研究虽有一定特色,[⑧]但并未在主流的欧盟研究中占据显赫位置。作为研究重镇,欧洲和美国的欧盟政治研究各有侧重,美国的研究者整体上更偏向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欧洲一体化的动态进程,而欧洲则倾向于对欧盟做出静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解析。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共体/欧盟越来越“像”一个政治单元,欧盟研究的重心也逐渐由美国向欧洲本土转移。下表是以政治理论为轴,以主题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对欧美的欧盟政治研究发展史所进行的简单归纳:

  

   表  西方欧盟政治研究的分期[⑨]

  

  

   西方的欧盟政治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解释一体化阶段(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地区研究领域处于主导地位,欧盟研究也不例外,绝大多数传统的一体化理论都是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⑩]所谓“传统的”或“经典的”一体化理论就是解释为什么国家会授权欧盟在一些特定领域执行某些任务的分析方法。[11]1952年,一位技术官僚(非政治家)——让·莫内——领导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将法国和德国这两个世仇国家的煤和钢(两种当时战争最必不可少的资源)统合到一个共同机构的管理之下;随后,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将更多的权能(如管理市场、原子能)交给这一超国家的共同机构管辖。如何解释这种新现象呢?除了联邦主义、功能主义等以政治思想设想欧洲一体化走向的理论外,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在对现实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社会为中心的新功能主义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间主义这两种最核心的欧洲一体化传统理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里奥•林德博格(Leon Lindberg)、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学者[12]强调欧共体委员会等一体化机构的核心作用,总结欧洲一体化的扩展是因为一体化可以产生不断自我强化的“外溢”效应,由于经济社会事务相互依赖和关联,所以跨国合作和向超国家机构转让权力会从一个领域扩散到其他领域;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以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历史学家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等学者则认为欧共体的决策主要是成员国政府做出的,一体化增加而非削弱成员国政府的权力,是一体化“拯救了民族国家”。[13]

  

   美国的主流研究者并未将欧洲一体化视作孤立的个案,他们或是将欧共体与南锥体共同市场、东盟、中美洲共同体、非洲联盟等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组织进行比较政治分析,[14]或是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普遍性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欧洲一体化,并未“特殊对待”欧共体,[15]有学者的研究对象甚至不是欧共体,但也对欧盟的研究思路有影响,比如,在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先后任教的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从社会交往角度分析北约和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论述[16](认为一体化主要是通过日益增长的跨境交流和互动而形成的)启发了不少后来的欧盟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制度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兴起,再加上在雅克·德洛尔(Jacque Delor)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期间,欧洲一体化实践在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掀起了新的一轮辩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韦恩•桑德霍尔茨(Wayne Sandholtz)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17]与哈佛大学的安德鲁·莫劳夫其克(Andrew Moravcsik)[18]分别是两派的代表性人物。莫劳夫其克在传统政府间主义基础上升级的“自由政府间主义”,借用国际合作领域里的经济利益理论、博弈论和制度选择理论,形成一个“中观理论”框架,直至今天依然是解释欧洲一体化重大谈判的最重要的一种理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虽然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但他提出的以“路径依赖”和“沉没成本”为核心概念的历史制度主义也发展成为阐释欧洲一体化逻辑的新功能主义的新形式,即欧盟制度已形成“制度惯性”,要改变它需要跨越很高的“制度门槛”,[19]这保证了欧洲一体化很难“开倒车”。

  

   (二)分析治理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变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和安全内容的综合性的“欧洲联盟”,欧盟的权限有了跳跃性的扩张,它与其他一体化组织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区别越来越大,显得更加“特殊”。实践反映在学术领域,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的重心从国际关系理论向比较政治学的偏移,理论界更感兴趣对欧盟进行定性判断:欧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体?[20]学界对此热情超过了过去对一体化动力的追索。学者们也更加关心实践层面上欧盟是如何运作的,应用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来全面阐释欧盟各项政策及其运作的复杂机制,如英国学者海伦·华莱士(Helen Wallace)等编著的《欧盟政策制订》、[21]约翰·皮特森(John Peterson)和伊丽莎白·邦贝格(Elizabeth Bomberg)合著的《欧盟决策》、[22]西蒙·希克斯(Simon Hix)的《欧盟政治体系》[23]均成为经典教科书。

  

与此同时,欧洲学者对欧盟研究的特色开始凸显,他们不再过多依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展现出更加清晰可辨的欧洲理论视角。比如,意大利的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iandomenico Majone)的“规制国家论”,[24]即认为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可以追求帕累托最优效应的规制制订者,它最根本的权力是通过制定规制来管理欧洲市场。欧洲学界更重要的贡献是具有很强德国色彩的“治理”理论:加里·马克斯(Gary Marks)研究欧盟的结构基金和聚合基金时提出了“多层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的概念,虽然他当时在美国的北卡莱罗纳大学任教,但这一概念的深化是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弗里兹·沙普夫(Fritz Scharpf)等德国学者共同完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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