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 次 更新时间:2018-08-08 13: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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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真  

   鲁迅《藤野先生》的主人公藤野严九郎,不是在仙台,而是在靠近日本海的福井县一个乡村里默默故去的。从日本铁路的芦原温泉车站一出来,就能看到一栋藤野家老宅改装而成的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因为《藤野先生》的文学魅力,藤野严九郎不仅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人,也是日本学生所知道的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日本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竹内好翻译的《藤野先生》先后被筑摩书房、三省堂选为“高中国语教科书”的现代文课文。金泽大学的上田望教授,经常带着学生或者中国友人,驱车一个小时到纪念馆参观。每次他都在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塑像前感叹,如果当初鲁迅把另外一个教授写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一个纪念馆建在金泽。

   那个被鲁迅忽略了的另一个教授,就是敷波重次郎(一八七二至一九六五),金泽人,鲁迅仙台时期的解剖学老师。

   《藤野先生》这样描写恩师的登场:“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全文始终未提藤野先生之外的另一个解剖学教授叫什么名字。

   七十年代,日本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曾经遍寻当年周树人在仙台的日本同班同学,请他们对照《藤野先生》谈谈印象中的周君与藤野先生。老同学们一致指出,“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这没错,然而,最初并非骨学,而应当是解剖学史。后来讲授骨学的也不是藤野,而是敷波重次郎(后改名为“敷波重治郎”)教授。

   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九〇四级新生开课第一天,第一堂课是敷波先生的组织学理论,下午第六堂课,才是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史。用今天的话说,敷波先生是学生心目中的“男神”。他毕业于名校第四高等学校,又在当时日本最先进的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进修了三年,他的绝技是双手持粉笔同时画解剖图和板书,他的课堂全部使用流利的德语教学,“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给学生们摆迷魂阵,而是为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气氛,激发他们学习西洋医学的好学心,真可谓用心良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仙台における.迅の記録),平凡社一九七八年版]。

   大学的第一节课,新生们在讲台上敷波先生的炫目光环照亮之下,仿佛洞见到自己未来作为医学者的光明道路。而一百一十一名新生之中,唯一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中国的周树人,则似乎并未感受到这轮耀眼的光环。二十二年之后,一九二六年十月,当鲁迅在厦门岛的灯下回忆仙台的求学生活时,记忆的聚光灯却对准了开学第一天下午上场的藤野先生。

   敷波比藤野早一年到仙台医专任教,从一九〇二年开始,新生一年级的级长(班主任)由敷波担任,藤野是副级长,这样的搭配持续到一九一五年藤野的去职。按第一学年的课表,敷波讲授六门课,藤野讲三门课。若以授课时间而论,敷波明显多于藤野。鲁迅同班同学名古屋长藏一九三七年寄给朋友的信件中提到,当时敷波、藤野两位教授也许是出于对唯一的外国留学生的同情,有时把周树人叫到自己的研究室,问他是否明白了。

  

   风格迥异的两位先生

  

   鲁迅初至仙台就遭遇了一件生活上的烦心事,这还是因为藤野先生引起的。副级长的职责之一是担任学生在外租房的保证人,兼管学生生活。鲁迅先是住在一家叫“佐藤屋”的旅馆,条件还不错,“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藤野先生》在主人公出场之前,有这么一段生活描写。由于鲁迅含糊地用了“一位先生”来指称,好似别的不相干的人。

   一九三七年四月,同班小林茂雄曾写信给藤野先生报告鲁迅的死讯,藤野先生回忆说:“从宿舍的安排到日本语的会话,虽然做得不周到,还是给了一些方便。”对于这个好心安排,周树人在一九〇四年的当时心里是抗拒的,写作《藤野先生》时仍是如此。然而文章伊始就写了老师的不好,那么下文就不好再写正面形象了,因此,文章在“难以下咽的芋梗汤”那里虚晃了一枪,直往藤野先生的喜剧性出场而去。

   不仅是留学生周树人,所有上过课的日本学生都对于“缓慢而极有顿挫的声调”的藤野式开场白印象深刻,他们形容为“汉学师匠”。藤野先生犹如落语(日式相声)的老艺人(师匠),以一种旧时儒生朗读汉学经书的声调开场云:“解剖分腑之事,乃初学者入医之门而须臾不可离开者。”其时藤野先生不过三十岁,老派作风却令周树人误以为他是老夫子,这大概与藤野家的家风有关。藤野严九郎一八七四年诞生在福井县坂井郡五代行医的“兰医”世家,兰医指的是十七世纪由荷兰人传入日本的欧洲医学。藤野祖上好几位祖先曾到大阪跟随兰学大师学医,解剖学对于藤野来说就是“家学”,《藤野先生》提到“有几本是线装的”,那是他当医生的祖先们传下来的常用医书。

   藤野先生的文言文腔调里还夹杂着浓重的北陆口音,常常被日本学生私下取笑。同样来自北陆地区的敷波仿佛是作为藤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出生在金泽市区的商人家庭,学生评价他“非常有都会气息”,万事积极,体育全能,尤其擅长击剑,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相比之下,藤野就是个乡下人,万事严谨,厌恶体育,不会说德语,只能用浅白的日语上课,这在崇洋的学生中反而是受到轻视的。学生们常常以开联欢会为由向藤野先生请求捐资,拿了钱回头又不请他参加。倒是敷波先生,每次都受邀参加学生们的各种聚餐。周树人在仙台那一年半,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举行日俄战争祝捷会,同学们说最好是把藤野先生的课时用来开会,于是班代表经常去找藤野要求调课,他虽然露出很为难的脸色,但最终每次都同意了。

   敷波与藤野的人生简历有很多交叉点:两人年纪相仿(敷波年长两岁),同样来自北陆,一八九七年各自辞去所在大学的助教工作来到东京帝国大学同一个解剖学部门进修,又得到同一位教授大泽岳太郎的推荐到仙台医专任教(三宝政美:《另一位解剖学教授敷波重治郎先生记事》,松田章一:《曾教过鲁迅的敷波先生》)。现在福井县文书馆仍保存着藤野先生找工作时的几封信,他先是向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求职,收到拒信,后又拜托大泽岳太郎教授给已入职仙台医专的敷波写信,要求其向校长推荐。在敷波力保之下,藤野于一九〇二年入职仙台医专,担任讲师,与敷波共同讲授解剖组织学课程。

   虽然同台授课,但两人的生活面貌又有着天壤之别,一九七三年,“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采访了七名周树人的同学,采访者有意地引导受访者比较两位先生的情况,有些细节颇耐人寻味。敷波比藤野早四年当上教授,月薪一千元,而藤野在教授里面是最下层的十二级,月薪只有六百元。其他教授每天都坐人力车到学校,只有藤野是步行上班的。

  

   宽容的“男神”与古怪的“名捕”

  

   在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学生的集体记忆中,藤野先生一直是“名捕”。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学年的成绩B表一共记录三十八个学生的成绩,敷波的组织学共有两个甲,五个丁,两个戊。藤野的解剖学成绩没有甲,打了九个丁,两个戊。敷波明显手比较“松”,藤野先生则是毫不留情的“紧”。

   虽然解剖学由二人共同任教,但据班代表铃木逸太的回忆,敷波把解剖学课程的评分事务交给了藤野,结果解剖学变成一门“落第坑”。每年在这门课上不及格的学生都会占到三分之一,学校规定,若有两科成绩为丁或有一门戊(五十分以下)者就要留级。这一年有二十个同学留级,因此许多留级生都对藤野抱有怨恨情绪。

   在第二学年开学的时候,出现了无中生有的流言,部分留级生为了发泄对藤野的不满,把怒火烧向了中国留学生周树人身上,诬蔑藤野先生向周树人漏题,“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事实上,周树人在仙台医专唯一的不及格,恰恰是这门解剖学,由藤野先生给出的分数。虽然谣言很快被澄清,但是这件事加深了周树人心中“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使他领悟到纵然逃避至仙台仍然逃无可逃,于是产生了厌弃仙台的想法。

   东北大学校方以及一九〇四级学生中还保存着周树人第一学年三个学期的成绩表,周树人的学年成绩在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在六十八位,伦理学最高,83分,第二是敷波的组织学,72.7分。最低分恰恰是藤野先生给出的解剖学成绩,三个学期分别是60、60、58,平均59.3分(丁)。最后一学期即使只差两分及格,藤野先生也未能在课业成绩上给予丝毫关照,这正是藤野“古怪”“刻板”“一丝不苟”的真实写照。

   周树人在伦理学上拿了最高分,授课的三好爱吉讲师十分热心弘扬儒学。第一学年,三好先生组织成立“仙台孔子会”,还号召班上同学加入。鲁迅生平最厌恶孔孟之道,第一年却在热心儒学的日本老师那里获得了最大肯定,而他最花心血的解剖学,却得了唯一的不及格。这样的结果,也加深了年轻气盛的周树人对仙台的厌弃。

   如果当年有“教学评估”的话,敷波先生大概常常要拿第一:讲授内容结合国际前沿,全外语授课,课堂效果好,注重与学生互动,课堂考核成绩理想。学生们给藤野先生的评价则是:“课太基础了,基础而乏味。”“太严格的老师,从来没见他有笑容。”“敬而远之的态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第三章)

   敷波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学校公派他前往德国留学,学生们舍不得人缘这么好的老师离开,送别会早在第一学期就张罗开了。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日,在仙台医专的礼堂前,医科二年级的全体学生围着敷波教授拍下了“敷波重次郎教授德国留学记念写真”。这是敷波和鲁迅唯一的一张合影,反而藤野先生没有与鲁迅的合影。

   一九〇六年二月,敷波先生前往德国。同年三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临走之前,鲁迅到藤野先生家辞别,藤野送给他一张写着“惜别”的照片,后来被鲁迅挂在北京寓所书桌对面的东墙上,时时令他“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

  

   弱者的共感

  

   敷波一直跟学生们保持着每年寄贺岁卡的联系,而一九一七年之后藤野就和学生们失去联系了,直到一九三六年底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同班同学小林茂雄才从敷波那里打听到藤野的住址,恢复了师生联络。

   为什么藤野先生会和学生们失去联络呢?

   仙台医专虽然只是专科学校,对于教师还是有学历歧视的。一九〇四年的十名教授之中,有六人毕业于东京大学,二人有外国留学经历,藤野先生属于出身最不好(爱知医学校)的,跟他同样出身的田代讲师,在职到德国拿了个医学学位,因此每月比他多领四百元。藤野先生不是不清楚这种歧视,他也曾多方打听德国留学的可能性,后来因为口语能力的原因放弃了。相比之下,敷波要幸运得多,一九〇六年,他被学校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留学两年。

二人命运的分叉发生在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时,校方在学历上面一刀切,凡是没有留洋经历的教师一律不获续聘。仙台医专原有十六名教授,只有六人得以留任,其中就包括德国留洋的敷波先生。既未留洋又无帝国大学医科学位的藤野先生被判定为不具备大学教授的资格,只有自动辞职。他先到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后又辗转多地,一直在找工作,但都没找到。据说,藤野严九郎曾凄楚地告诉朋友:“回故乡,当耳鼻喉科医生。”(泉彪之助:《关于福井的藤野严九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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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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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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