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

——读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 次 更新时间:2018-08-08 12: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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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当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学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的时候,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却在经历着一些不平常的变化。二十年来,考古发掘的和偶然出土的简帛文书实在不少,尽管公布得很慢,慢得让人着急,但仅仅这些陆续面世的部分,就已经足以使比较敏感的历史学家一次又一次地惊喜与困惑,也使已经成为“定论”的古史系统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瓦解与改写。五十年代的甘肃磨咀子之后,七十年代的马王堆、银雀山、睡虎地,八十年代的双古堆、八角廊、张家山、包山,据说九十年代又有荆门和连云港至今未发表的惊人发现,这些涉及先秦两汉诸子百家数术方技法律制度几乎无所不包的“简帛佚籍”,让我们不由暗自惊叹,地下到底还埋藏有多少古代中国的奥秘?

   地下还有多少古代中国的奥秘?谁也不敢说。不过,就是近年来已经发表的简帛佚籍就已经足够历史学家琢磨一阵,本世纪初的甲骨卜辞和敦煌文书两大发现到现在已将近百年,甲骨学和敦煌学至今方兴未艾,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现在不过是个开端,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广,没有一个长时段的清理是不可能说清它的意义的,现在的我们只是从一道刚刚推开的门缝往里看,一片朦朦胧胧。李学勤先生这部书就仿佛是把这个幽深而广袤的古代世界大门的门缝再推开一些,让我们看得再清晰一些。于是,就在这一道还不算宽的缝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中国的一些原来面目,它并不像过去所说的那个样子,好像要丰满得多,复杂得多。

   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为书名,大概是以简帛研究考据校订为“矢”而以学术史重写为“的”。这不是我的推测,因为在第一篇《通论》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明白,“我国的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是必须重写了”。

   “重写”在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最早大概是重写文学史,然后是重写艺术史、哲学史、文化史……,不过,“重写”两个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人们对过去的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文化史感到不满,因为简单而武断的理论框架控制着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背景,使丰富的历史现象变成所谓规律公式的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可是,由于缺乏真正能够笼罩全局的新的思路,也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文献发现,于是步履维艰,勉强重写,重写的历史也常常只是旧的历史的排列组合,仿佛《西游记》里的孙行者,虽然改了名字叫做行者孙、者行孙、行孙者,翻来复去,依然在银角大王的一声唤中落入净瓶,至少在我有限的视野中,至今还没有看到特别成功的例子。可是,以简帛的考据释读为契机的“重写”却不同,它的背后是历史文献的发现,是历史事实的变更,是历史线索的重新梳理,于是“重写”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像世纪初的甲骨卜辞之于商周史、敦煌文书之于中世史一样。

   古代中国是一个最为扑朔迷离的历史学时代,头绪纷乱又支离破碎,本来不多的文献史料,在一些想象力丰富的文人那里羼入了神话的虚妄,在一些苛刻得有如酷吏的史家那里又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信古者在“五帝”前面还加上“三皇”,全不顾太史公“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暗示,如唐代给司马迁补《三皇本纪》的司马贞;疑古者则截断众流,把《诗》以前的历史加上括号放在一边,也不管思想的历史有流也有源,如近代在北京大学讲哲学史的胡适。信古者那里好像文献史料一大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把历史学的史料库当成了杂货铺,疑古者那里几乎所有的古书都有作伪的嫌疑,小心翼翼地把古代中国的史料剔得只剩下几根骨架,好像在爱克斯光透视下的人体。近代以来,“信古”者渐少,而从乾嘉考据学那里承继下来的实证学风、从近代今文学家那里受到启发的怀疑主义,在近代科学思潮的挟裹下演出了历史学界最富于挑战性的“疑古”之风,于是,相当多的文献与旧事被摈弃在外,而剩下的史料在约化的理论背景下被编织成一条中国古代的线索。殷商信神尚鬼、周人崇天敬德、春秋礼崩乐坏、战国百家争鸣、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独尊儒术,仿佛已成公式,把绵绵的思想与文化的几百年历史简化成几页薄薄的教科书。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易》《诗》《书》《礼》《春秋》、诸子百家加上《史记》的古史系统,早已被古史辨以来的科学主义史学思潮冲击得七零八落,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仿佛是一件并不结实的旧褂子,在过分追求干净的人手里被反复揉搓,洗去了污垢之后,褂子也已经褴褛破碎。像《文子》《鹖冠子》《尉缭子》《鬼谷子》一大批被称为伪书的文献被破字当头的怀疑主义一下子打入另册,更不要说《周礼》和《古文尚书》,看看张心澂的《伪书通考》开列的那一堆书名就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史学家仿佛一个过分严厉和挑剔的检察官拿着一个过细的筛子,历史文献稍有疑问就不能通过他的关卡,这种方式在精确中牺牲了想象,在小心中放弃了可能,因噎废食划地为牢,既拒绝了线索,也丧失了历史的丰富。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李学勤先生在我们的一个小型讨论会上作了一次半即兴的演说,这就是后来由李零等人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七期上的《走出疑古时代》。演说的内容比发表的要丰富得多,不过大概的意思就是结语中所说的:“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从弥漫的怀疑风气中走出来,对古老的说法多一些承认,给现存的文献多一些信任,重写古代中国的学术史,这似乎就是本书的意思。

   走出“疑古”的时代,说来容易做来难。有人早就提出,历史学应该经历“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据说是冯友兰先生的发明。不过据我看,从“信古”时代到“疑古”时代,因为伴随了科学与实证的思潮,变化比较清晰与明显,但从“疑古”时代进到“释古”时代并不容易,因为释古必须有古可释。古史的文献资料摆在历史家面前,是信是疑总得有个态度,不可能半信半疑。在“信古”立场看来,所有可信之古史均在应释之列,这并不成问题,从“疑古”立场看来,所有古史之可信均在应审之列,解释只能解释那些通过审查的资料,这也不成问题。可是“释古”究竟应该解释哪些“古”,是把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一起解释,还是只根据那些筛选过的资料解释,实在还是一个问题。“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一样,后者是史料的甄别,前者是史料的使用。所以,“释古”与其说是一个必经阶段,还不如说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期待的一个理想结果。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册的序言里也说“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疑古派)审查史料及(释古派)融会贯通两阶段”,换句话说释古派也是从怀疑开始的,如果没有可以真正成立的古代历史文献,释古派其实无古可释。真正能够使“释古”成为现实的,必须等待新的史料如这些过去埋藏在地下的文献的重新面世,这些不为世人所知已久的“秘籍”的出现,不由得人们不去重新理解古代中国的原来面目,不由得人们不去重新解释古代中国的知识世界,新资料对旧文献,出土的佚籍对现存的经典,于是“释古”成为可能而“重写”将成必然。

   不过,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之前,其实要作很多基础的功夫。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在这本书中,李学勤先生尤为用力的是在实践他那次演讲中所提到的古籍“排队”,即“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学术史说起来首先是古人著述系列的历史陈述,写学术史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资料的长编,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之前一样,资料孰先孰后,却是关系到学术史脉络的关键所在。过去出土的如子弹库楚帛书、近年出土的如睡虎地秦简,银雀山、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帛书,就是重新建立文献系统的几个定点。按照李学勤先生的思路,这是一个可以分为三步的程序,首先是对出土简帛佚籍本身进行校勘、考证,确定其成书年代(而不是写定年代或入葬年代),然后将现存典籍与其比较,根据其文字、词汇、思想,参照有关记载,辨别它们的早晚前后,并对它们进行排队,最后才是依据这种次序清晰起来的文献系统,来阐述学术与思想的变化。

   举一个例子。如《楚帛书与道家思想》中论证楚帛书的下限是公元前三百年,他把这一时间点置于《老子》到《淮南子》也就是战国到西汉的道家思想系统中。他发现,马王堆之《观》一章的神话系统中,与《老子》一样,没有包牺,而楚帛书《四时》一章亦同,可是《文子》则在神农与黄帝之间加上一个包牺,因此要晚于上述几种典籍。但七十年代定县汉墓曾出土《文子》,《文子》应早于《淮南子》,《〈鹖冠子〉与两种帛书》又根据马王堆帛书《称》与《道法》两章中一些段落与《鹖冠子》的承袭关系指出两种帛书应早于成书于秦始皇前的《鹖冠子》,因此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而在同一节中又对马王堆《黄帝书》进一步加以讨论,他根据“五正”这一思想的痕迹,指出在马王堆《黄帝书》与子弹库楚帛书《天象》及《鹖冠子》之间有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对典籍加以系连,那么,本书指出,《黄帝内经》引用过《黄帝书》,是《黄帝书》早于《内经》,《战国策》之《燕策》引过《黄帝书》中之《称》,《燕策》明记在公元前三一四年左右,则《黄帝书》应早于此时,而《黄帝书》与《国语》之《越语》中范蠡的言论大有相似,而《越语》中范蠡语为实指,又比《黄帝书》之泛论来得早,这样,思想的传承系统就渐渐清楚起来,我们不妨将这些结论列出一份文献的次序表:

   这样,对于道家的神话系统、关键概念、思想倾向的历时性梳理似乎就容易得多了,对于过去一直不得要领的道家思想与黄老之学的传递转承关系也有一定的文献线索,而对于道家与兵家的纠葛,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启发。

   丰富的简帛佚籍传递了纷纭的消息,在本书中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有趣的信息,仔细看看,发现在似乎简单的对勘、考证、比较中,有相当多的课题隐藏在简要的叙述之中。张家山汉简《盖庐》与现存的《越绝书》及已佚的《伍子胥》之关系,睡虎地秦简与《墨子》中之《城守》及墨家禽滑釐一派在秦地流传之痕迹,马王堆帛书《称》与《逸周书》之《周祝》及其与《慎子》成书之先后,此外,如张家山汉简《引书》与《老子》、《算术书》与《九章算术》、马王堆帛书《易》与今本《易传》,几乎每一个话题都是一个课题,且需时日深入研究。也许是李学勤先生太匆忙的缘故,也许是出土文献来得太多的缘故,本书在相当多的地方是一闪而过。但是,就是这一些看来简单的提示,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有趣的启发。不妨看一个例子,如对于治文学史的人来说,关于马王堆帛书《称》与《周祝》可能均为太祝六辞之隽语集成的说法,关于放马滩竹简中的传奇故事与后世志怪小说有渊源的说法,是否都是可以作为文学起源的话题,而对文学史家有拾遗补阙的启示?

   什么是“学术史”,我与李先生的看法并不相同。据我的体会,似乎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史”三字用的是旧义,其实包含了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思想史、文化史在内,范围颇广,本书所论既有儒、墨、道、阴阳、五行、兵、法诸家形而上的思想,也有制度、法律及民间生活等形而下的内容,为了方便,我们姑且按照这一称呼,把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演变历史统称为“学术史”。

历史学对于古代中国学术史的描述,自从本世纪以来,渐渐成就了一个难以挣脱的范型,章太炎还相信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到了胡适的眼里,就成了不合情理的伪说,过去史传对于诸子的记述,到了古史辨派的时代,就大多不可信了。剔除可疑的伪说,留下证据确凿的记载,按照进化论的秩序,想象学派之间的矛盾,填补史料匮乏而出现的空白,用思想进化的逻辑修复理路的环节,人们已经构造了一个条理清晰、线索分明的古代中国的“学术史”。但是,当出土文献不断面世时,这个完全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十分清楚的历史叙述,就出现了问题。问题之一就是,过去为诸子百家所排列的时代先后秩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一些被排在后面的著述现在看来要排在前面了,过去一些被剔出去的著作又要挤进学术史的行列了。《周礼》似乎成书时代要比我们能够接受的还要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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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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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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