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9 次 更新时间:2020-03-04 00: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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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我跟李先生相识,算起来有四十二年。我特别喜欢读《李学勤早期文集》。因为一九七七年以前的他,我不太了解。此书收录了他三十岁以前的作品,范围涉及甲骨、金文、简帛,古文字的方方面面,其中还有不少篇是讨论历史,特别是思想史。这对了解三十岁以后的他非常重要。

   一九七七年,考古所开妇好墓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古文字学界的各位前辈,李先生也在座。那年,他四十四岁,我二十九岁,他比我大十五岁。当时,我们只管唐兰、胡厚宣、张政烺这类六十岁以上的先生叫“先生”,李学勤、裘锡圭这一辈,只叫“老师”。我觉得“老师”一词更亲切。

   李先生去世那天,我想起很多往事。一九七七年,我在考古所整金文资料,归王世民先生领导。他手下只有我、刘新光、曹淑琴。刘雨、张亚初还没来,陈公柔还没解放。李先生给我们当顾问。他经常跑红楼,顺便到考古所,所以见面机会很多。

   我们聊天,不光聊铜器,范围很广。他出国早,让大家很羡慕。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讲他第一次出国的各种见闻。他说,外国人真怪,动不动就过敏,感个冒,可以死人。

   我们曾去清华大学图书馆看文物,王世民、史树青、石志廉同往。看铜器,主要是听他讲。他请史先生讲,史先生不讲,他才讲。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轮到看书画,史先生才大讲特讲。我们还看了那件乾隆时期的缂丝挂毯(现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我的学术生涯是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起步,当时有好几位先生帮我改文章,其中就有李先生。我一直留着他帮我改文章的信。平山三器出土,我们还合写过文章。虽然有人就有人事纠纷,喜欢划线站队的人总是把人分成敌我友,我被划归“李党”,这给我招来不少麻烦,渐渐地他也不再来考古所,偶尔见面,他总是说,最近太忙,顾不上去,请代我向某某同志、某某同志问好,但我从不否认,他是引我走上学术之路的老师。

   想当年,我年轻气盛、志大才疏,既想学古文字,又想学思想史,大刀阔斧绣花针,很难两全。为考研究生,我向他请教。他说,古文字很难,不下学六七门外语,学思想史,我可以介绍你考我的老朋友张岂之。当时,我在给考古所干事,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说,你来考我吧。我也没说考他。

   一九七九年,我做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是所外聘请的导师。李先生从助研直升正研,与张先生合带研究生。所里规定,我和陈平必须到历史所上他们两位的古文字课。

   张先生的课,我们没听几节。历史所的研究生嫌人多,不想让外单位听,换时间,换地点,叫大家扑空。张先生腹笥深厚,但不善言辞。我记得,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讲,脸对黑板,背对学生,想不起来就敲脑瓜。有一回,李先生也来听,就坐我旁边。张先生说,甲骨金文不是书,李先生跟我说,他也讲过类似的意见。

   李先生的课,我一直听。他很会讲课,板书不多,但语言简练、生动、幽默。他常说他是南方人,但说话京腔京韵,完全是老北京的做派,话音突然升高,嗓音有点尖。他喜谈掌故,经常提到各位前辈,一肚子的逸闻趣事,其中也包括陈梦家。有时,他会拿身边的事打比方,比如说正在上映的电影《黑三角》《蓝光闪过之后》,甚至提到在座者,与听者互动,气氛十分活跃。

   期末,我们得交报告。我的读书报告是讲东周用鼎的形态差异。我记得,他说金文排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千万别干。想不到多少年后,断代工程恰好包含这类工作。

   我对李先生的第一印象是,他天纵聪明。马君武有诗:“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京华早春》)。他的文章有很多神来之笔,真是聪明绝顶。

   李先生没读完大学,也没拿过学位。他不是一个过度专业化、非常学院派的学者,而是一个学无常师、淹通群籍、于学无所不窥、睿智博通的学者。历史所的人,或戏称他为“李十万”。据说,“十万”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缩写。意思是你随便问,他什么都知道。

   李先生难学。博大难学,聪明没法学。

   近百年的中国古文字学史,所谓古文字学家,有些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王国维),有些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张政烺),有些是考古学家(董作宾、胡厚宣),有些是文献学家(杨树达),有些是语言学家(朱德熙),学术背景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并非只有释字一派。古文字材料是“书”(不管是典籍,还是文书),“字”是“书”的基础,但“字”是在语境下被释读,“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研究古文字,不管从哪个角度,基础都是通读原始材料。李先生常说,“古文字的学问在古文字之外”,字不是孤立的东西。

   我在考古所时,李先生跟我讲,他从不孤立释字。他不是释字派的古文字学家。

   李先生写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紧跟新发现,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二是见多识广,厚积薄发,出手极快;三是文章小快灵,不喜长文,多为短札,举一反三,点到为止,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

   这种写作方式,可能更接近中国传统,类似题跋、笔记,随作随辍。古之所谓文集,多半都是死后由门下弟子汇集成书。传统的写作方式不一定不好。

   他那个时代,出书不易。很多老先生,学问一肚子,就是不写书。即使有书,也多半是由文章攒起来的。“文革”后,李先生这一代崛起,开始出论文集。考古学界有俞伟超的集子,古文字学界有李学勤的集子。

   李先生,早年致力甲骨,“文革”后更关注铜器。他的《新出青铜器研究》出版于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八月,他送我一本,里面有我们合写的文章,还附了一封信。韩巍把这本书借走,夹在书中的信,他说没看见,丢了。

   我知道,李先生有个梦,他要写一部系统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每次见他,他都说还在写,但最后他说,他放弃了。

   还有一件事,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李先生住劲松那阵儿,我跟他住得很近,就隔一条马路。历史所的吴树平跟我住一个楼。吴先生主编《全注全译史记》,请了一批在京学者,如刘起负责《五帝本纪》《夏本纪》,裘锡圭负责《殷本纪》,李学勤负责《周本纪》。李先生说,他多年关注西周史,攒了很多资料,一定要好好做一下,但左催右等,一直不交稿。最后,吴先生说,你赶紧找一下李先生,帮他整一下。结果,我去了,李先生说,请你转告吴先生,我太忙,一个字没写,真是对不起。我问,那您有什么半成品或资料什么的吗?我可以帮您整。他说,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我看,这部分还是由你写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没办法,我只好把这事应下来。但我相信,如果由他写,肯定会写得更好。我很想知道他对西周史的系统看法。

   他很惜力。不惜力,怎么能有那么多东西留下来?知识也有经济学。

   兵家云:“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史记·项羽本纪》),“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李先生是贵先派。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先发的好处是引领风气,谁都绕不开,坏处是容易出错,被别人揪住。有人说,写东西要慎之又慎,一旦白纸黑字写下来,很可能成“千古恨”,后发多好呀,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打仗是玩命的事,当将军的,犯错可能丢命,不光是丢自己的命,还有千千万万士兵的命。但不犯错误的“常胜将军”有吗?没有。我最欣赏一句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孙子·地形》),只求尽心而已。

   人都会犯错,关键是看所得几何,所失几何。

   我曾跟夏含夷打比方。我说,狙击手躲在草丛或掩体中,一猫多少天,弹无虚发、一枪毙命,当然了不起,机枪手,一扫一大片,有些子弹肯定会打飞,但计点还是胜出。

   李先生的东西,一是多,二是快。不快怎么多?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不死盯着一个地方,玩命打深井。

   他的文章,登在各种刊物上,不定发在哪里,引用率极高,只有汇集在一起,才能窥见全貌。古文字学,无论甲骨、金文,还是简牍、帛书,他在各个领域都是领跑人。后面跟跑的人,费尽移山心力,回头一看,不能不承认,很多问题,都是他一语破的,凿破鸿蒙,真好像孔子形容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比如西周甲骨,就是他最先认识到;楚帛书十二月神即《尔雅》十二月神,也是他首先提出。这样的例子很多。

   一九九〇年,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学,朱德熙先生也在。有一天,夏含夷来访,华大设宴,给他接风。席间,夏含夷品鉴人物,论及唐(唐兰)陈(陈梦家)高下,裘(裘锡圭)李(李学勤)异同。他的评价是陈在唐上,并且抑李扬裘。朱先生调停说,李先生博大,裘先生谨严,各有千秋,我们都很佩服。我很赞同他的评价。

   散席后,朱先生跟我说,当年,他在西南联大听唐先生讲《说文》《尔雅》,唐先生连讲稿都不带,海阔天空,学问十分了得。研究古文字,不识唐先生之伟大,说明还没入门。汉学家有汉学家的口味和标准,比如有没有理论,有没有书,脚注是否完备,这都是最起码的要求。夏先生的评价与朱先生完全不同,他更看重陈梦家,觉得陈先生更合现代学术标准。

   朱先生去世,有个追思会,在北大开。汪曾祺、李学勤都讲了话。汪说,朱先生总是跟他讲,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叫裘锡圭。裘先生坐我旁边,顿时泪如雨下。李先生发言,则讲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国文字研究的兴起。他说,朱先生写过寿县朱家集楚器铭文的考释,他也写过战国题铭的分国研究,但唐兰先生动手更早,只不过手稿佚失。

   我读研究生的时代,年轻学子争当释字能手,他们迷的是战国文字,多以朱先生的文章为开山之作,并模仿朱先生、裘先生。朱先生的文章比李先生早五年,当然很重要,但李先生的文章是王国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的进一步展开,更全面,更系统,对我启发更大。

   李先生有篇文章,很有名,这就是我和魏赤录音整理的《走出“疑古时代”》。这是一篇演讲稿。演讲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地点在北大西门外刘东租住的房子,屋子是个北房。听讲的人很多,除操办此事的刘东,还有葛兆光、阎步克、陈来等。演讲时间没到,大家站在院子里聊天。那年,李先生才五十九岁,门牙就掉了。他指着自己的牙,开玩笑说,你看,我今天可以“破口大骂”了。

   那次演讲,前一半是他讲,后一半是讨论。我记得,他提到我对古书年代的研究,说“吾道不孤”。我们提了很多问题,他一一作答。讲完,刘东说,我们都是外行,李零,你得负责整理。他把录音带交我,我是受命而为。

   我找了魏赤,请她帮忙。李先生语速太快,我用我的手提双卡大录音机听,咔咔咔,来回倒带反复听,录成文字,请李先生定夺,他把他的发言删了一半。

   我记得,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删,他特意叮嘱。一处是讲古文《尚书》,他提到俞大维回忆陈寅恪,说古文《尚书》不能简单视为伪书。一处是讲北大某人自杀,他说自杀的办法有很多种,举郭忠恕为例。还有一处是什么,我忘了。他说,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一定要删。

   按照约定,我把录音全稿和李先生要求删掉的部分圈起,交给葛兆光,葛兆光再交刘梦溪。当时,我们都是小字辈儿,刘先生或许认为,我们跟李先生的讨论不重要,连问带答统统删掉,最后发表出来,就是《中国文化》刊出的样子。题目,李先生说,是仿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编者案,是刘先生定调。

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我听说,顾门弟子大不悦,刘起釪先生写了反驳文章,对编者案尤其不满。因为文章是我整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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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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