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问策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18-08-08 09: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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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  

   “问策”是我的杜撰,为了与“对策”相应,其正式名称应是“策问”。策问是一种考试方法,就是考官测验应考人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或者说是“觇士子之经济”。应考人答出自己的处理办法,就叫对策,也可以叫做策对,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策问就是问策——询“问策”略。

   问策起源很早,起初只是一种咨询,或者说请教。汉代的贾谊和董仲舒是对策最出色的范例。贾谊提出“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帮了皇帝很大的忙,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之所以很快被平定,就跟事先采纳了他的建议有关。董仲舒则指出“道不变,天亦不变”的道理,使儒家学说居于诸子百家之上。不久,策问也用来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补充办法(汉代尚无科举,选拔人才靠选举——乡举里选)。西汉第一个布衣宰相公孙弘,就是因为对策出色而被汉武帝看中的。科举制度兴起以后,策问正式成为取士的考试手段之一。

   最近研究八股文的大作很多,有些人或许误以为科举考试只是考八股一项。其实明清时期的乡试(考举人)和会试(考进士)都要考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代圣贤立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第二场考的主要是论。第三场考的就是策。第一二场的内容迭经变化,到乾隆以后,二场废论题,改考五经,第一场则专考四书,两场都用八股文。只有第三场不变,依旧是策问五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设立策问一试,目的就是要纠一二场考试之偏。因为考中之后,皇帝是要给你官做的,如果只会死读书,而没有经国济世之才,那就失去考试的意义了。换句话说第一二场是虚学,只是测验读死书(而且只限于四书五经)的能力。第三场才是实学,测验应变的才干。但是在实际上三场之中以第一场最为重要,能不能考中,关键就看八股文做得好不好。因此士子拼命钻研八股文的作法,其他一切不顾,以至于连秦皇汉武是谁都不清楚的人也有。

   不过策试也不是一点用处没有,当着应试者的八股文水平差不多,难以定名次高下时,策对得好的人就要占便宜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会试中式以后还要举行殿试,殿试的方法就只有策问一项。考得好,所得官职也好。因此如何对好策也就是一门学问了。所以我们今天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没有来由的。

   国人的脾气是不怕多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考试之规,我有应试之法。八股文之外再加上策试也只等闲,不过多出了些生财之道而已——许多教授如何对策的书就随之应运而生。这类书的出版早到你不能想象,竟然早到隋朝就有了。《新唐书·薛登传》说:“炀帝始置进士等科,后生复相驰兢,赴速趋时,缉缀小文,名曰策学。”很可惜,这类“策学”的书一本也看不到了,想来当是一些策文的范本,让人借鉴。当然,上面“出版”一词只是借用,其时印刷术尚未发明,策学一类的书只能是手抄本。可以想见,印刷术发明以后,这类刻本更要满天飞了。但也不是所有的策文都不值一读。据传为南宋杨万里所作的策文二十五首,就颇精彩,不但为时人所重,而且被后人奉为楷模。明人遂将其裒为一集,并加上评语,颜曰《锦绣策》,供人参考。湖广麻城有劳氏某以此勖子劳钺,竟登进士第,感激之余乃以之付梓。而受劳氏所托,为该书作序的南京国子监祭酒竟也说幼时受益此书不浅,无怪乎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这书还有人一再重刻。

   策问的目的原是要考出应试者的真本事,但在应考人一方却是怎样千方百计发现捷径去敷衍皇帝——任何考试从来就是一块敲门砖。同时,策试的范围又过于广泛,使士子穷于应付。这就造成策学长盛不衰的局面。这门学问告诉人们如何花最少的时间去学习策对,甚至于套用现成的策文模子,以便蒙混过关。所以在明代就有“策套”这种名目。杨慎在《举业之陋》里就说:“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名苟取,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通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

   因为策试要考到有关经史子集的知识,所以策学也要将这些知识分门别类地告诉士子。有些讲策学的书比较简略,只是提纲挈领而已,有的则是宏篇巨制,有如百科全书。简略型的可以乾隆间的《策略》一书为代表。这里的“策略”并非谋略之义,而是简略的策学的意思。这本书只有六卷,而内容以道统为首,及于经学、史学、天文、地舆甚至军制、律令、水利、官制,无所不包,自然非简略不可。视其史学一门,从目录上看,囊括廿二史(从《史记》到《元史》),还要加上《资治通鉴》、朱子《纲目》等书),而实际内容却只有五千多字,只能将每部史书及其作者作一简单评述。就中短者仅仅一语带过,如:“李百药《齐书》类多迁就之词,令狐德棻《周书》则只清谈是务。”最长者司马迁《史记》也不到二百字。这种简略的策学书籍,提供的只是最基础的知识,读者自己还得临场发挥。

   宏篇巨制一类则以光绪间的《策府统宗》与《策学备纂》为典型。前者有六十五卷,分为十二部,即经史子集、吏户礼兵刑工以及天文地理。后者规模更大,为卷三百七十八,分作三十二门,从目录到内容都真正无所不包。还是以史部为例:这一门共九十四卷,光《史记》就占了九卷,细目将近两千条之多,举凡《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江西江东》《大风歌》等等应有尽有。史部所收内容不但是将廿四史的资料条分缕析,以便查阅,而且将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分部别居插入其中,以长识见。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条,在照录《史记集解》所释三十六郡后,又摘抄了清人《三余偶笔》的不同见解。这样既弥补了《史记》不载三十六郡名目之失,又让人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前人成果中以乾嘉诸儒之作证引得最多,而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一书尤甚。这倒也表明了编者的眼光,因为钱氏此书是极高明的第一等著作,不似其妻兄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只是寻常人语。史部以外的其他各门也有可观之处。由于内容丰富详赡,《策学备纂》成为光绪前期的畅销书,至少有两种版式至今还常在书店碰到。

   但是策学类的工具书部头越大,记诵起来也越吃力。而且考试限时限刻,没有多少工夫可供琢磨。所以在殿试前一般人往往预拟数十条策对空文,策问题发下,按照每门参入题旨,加以点缀成篇。即使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也并不可怕,有一位名叫侯凤苞的人就写了一篇《策学例言》,专门教人如何应付。其中所叙不仅对策试,即对今天的一般考试中的问答题似亦至理名言,故不厌烦,摘其要于下:

   条对固以详明为上,然亦斗智不斗力也。必博集群书而后对策,闱中有几人乎?况所问者多至数十百条,虽极淹博,必有一二条偶而遗忘;虽甚空疏,亦有一二条偶然熟记。贵以其所知,证其所不知。……总之,所知者则铺张而附益之,累幅不止;不知者则深讳而固匿之,一字不题。……征实处以多为贵,欲见长也;空衍处以少为佳,恐取厌也。经史策欲其详,贵实学也;时务策不妨略,省空谈也。时务亦多述古而少谈今,古可觇学,今易触讳也。五策中择一二题人皆孑孑,我独有余,尽力写去,至千言以上,余则随意抒写,可满篇幅矣。所知过半者,挨次条对,不及知者,左右支吾,易露破绽,索性揉碎全题,错综变化而出之。笔力好者出没无方,凌驾有法,使阅者但觉文气之佳,遗漏者全然不觉,是一巧法也。……对策未求有功,先求无过。实对固佳,然偶有记忆不清,致成谬误,则所累不少。故平日流览,先必字字着实,自量不能记者,即删之。下笔时万分谨慎,略有所疑者,即阙之,此死法也。更有活法,则疑者,浑之记忆不全者,举一二以该之,人名可称昔人,地名书名时代,俱可迁就,则趋避有方,无割爱之嫌矣。

   此真可谓得尽策试之三昧矣!

   八股文的误国害人早已有人痛斥,讲得痛切的甚至认为大明江山也是它葬送的。也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所以康熙二年一度废止八股文,但不久又恢复了。策试也并非没有毛病,乾隆时有大臣请求改革考试方法,就认为时文(即八股)徒托空言,不适于用,答策随题敷衍,实不足以得人。但是当权者并不想取消这种桎梏读书人聪明才智的办法,仅在技术上稍作调整,便又将祖制继续奉行下去。直到晚清丧权辱国吃亏挨打半个多世纪后,才不得不在戊戌维新前夕,宣布对科举考试方法进行重大改革。因为就八股与策对而言,八股的危害更大,所以主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停用八股而改试策论。可笑议而未行,而光绪新政已败,一切又率由旧章。庚子事变几于亡国,辛丑于是重提科举改革,宣布自明年起改首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把策试的地位提高了一级,又把策试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于是新的策学书籍马上跟着出现。

   就在辛丑当年冬月,一部篇幅三百八十卷之巨的《万国政治艺学丛考》已经编就,第二年春天便已出版上编《政治丛考》,其速度远过于九十年后的今日。虽说这是因为追求经济效益所致,但未始不反映当时人急于改革的迫切心情,这由该书的序言可见一斑:

   我朝沿前明旧制,以八股取士。……虽有一二英俊之士不屑为所束缚,而功令所在不得不随俗浮沉诵焉习焉(的确如此,即严复这样吃过洋面包的革新人物,也因未由正途出身而始终耿耿于怀)。上以是求,下即以是应,而中国人才遂以颓废而不能自振矣。……戊戌之夏,我皇上锐意鼎新,力求郅治,特诏废八股,改试策论,天下喁喁望治,未几而复试八股,豪杰之士靡不沮丧。洎乎去岁畿辅变起,两宫西狩,创钜痛深之后,我皇太后皇上知变法之不可或缓,于十月十六日特颁明谕,永废八股,乡会各场一律改试中国政治史事,暨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此诚我中国转弱为强之一大枢机,而薄海内外士子所当鼓舞欢欣而奋发策励者也。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该书的编辑目的就凸现出来了,序言于是继续说:

   特是以向所研精八股之人,而骤欲其纵谈万机,横议五洲,虽其中未始无博通古今之士,不难出向所学以应上求,而在乡曲迂墟见闻未广,使无汇集大成之书以资观览,何以藉通晓而便讨究?同人有鉴于此,因殚数人之力,需数月之久,博采东西新译诸书,不下数十百种,提要钩玄,旁搜曲证,掇其菁英,去其糠粃,融会贯通,以成一书,名曰《万国政学通考》。

   在这种广告之下,要想博取功名的人自然要掏腰包了。

   这种连编者自己也称为“急就之章”的书,当然不能期望有什么高水平,但也不见得比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各式各样的辞典差。该书的《政治丛考》分为二十考,即:疆域、盛衰、交涉、度支、税政、币政、官制、民俗、礼政、刑政、学校、农政、工政、商政、矿政、兵政、船政、铁路、电报、邮政诸考。显见与上述的《策府统宗》一类书不同,那是偏重经史策,而这是突出时务策了(晚清的进步大约就体现在这种蜗爬牛步之中)。各考之下又再分为细目,如度支考就有英国国债、诸国国债多于中国、拟立中国文钱合益会、论中国易于富强这样的细目。《艺学丛考》则与今日的艺术毫不相干,乃是科技丛考之义(时人把西方科技与中国古代的术艺或艺术看成一类),包括算学、身体学(即解剖学)、动物学、医学、工学等亦二十考。

   这部书最有参考价值的应该是附编部分的《万国政治艺学最新文编》八十卷。这实际上是策论的范文,在当时是给应试的士子模仿用的,例如《论封建难复而郡县当授常职》《纠合西人以开中国诸矿说》《推广江海商轮议》《论西人不尽似墨子》等等,在今天却未始不可用来了解清末的思潮动向。

   专门搜集策论文章的文集也有,小型的可以《新辑各国政治艺学策论》为例,这也是在废八股诏颁布的翌年春就面世的。该书收集了百来篇有代表性的策论,因为是要给人作范本,所以不怕题目有所重复,不少文章都同题两篇并列,以让读者有所比较,如《中西农政异同考》《日本明治维新考》及《问西人似墨近儒》等篇都是。但是在作者方面却又尽量求其广泛,重复的很少,似有意充分体现各种不同的风格。

较大型的则有《中外文献策论汇海》,比上书稍晚出,为卷七十一,选文至三四千篇之多。该书序言在批评“近来坊本所刊策论种类甚繁,然多系采录经世文编及旧刻史学政治诸书重以编辑而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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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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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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