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

——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19-09-12 17:27:35

进入专题: 科举制   书院   城乡教育  

沈登苗  

  

   [内容摘要]:清初以前,我国的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人才重镇多在地方州县。雍正王朝遍建省级书院后,文教的重心逐渐向大城市倾斜,历经百年的过渡,至迟到19世纪下叶,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拉大,其鸿沟超乎人们的想象:举人、进士基本上都在城市获得过教育;传统学术精英或新型知识分子的造就,几乎都已离不开城市;省级书院成了培植中、高级绅士的“高产田”和学者的摇篮与栖居地;省会城市出人才的概率竟不亚于当今。科举结束前百余年间中国教育空间结构的历史性嬗变和承上启下的作用,应该引起后人的更多关注。

  

   不是废科举瓦解了一体化的城乡文化、教育机制,而是兴新学前,中高等教育的基本城市化和人才已集结于都市、城镇的现状,为立停科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当时社会对废止科举总体反应大致接近无声无息之重要原因。当然,科举终结又加剧了城乡教育的分离,以及农村人才向城市单程流动的趋势。

  

   我们不宜因新学勃兴后看到的农村教育的衰败景象,而对废科举之举的影响产生太大的负面评估。伴随着科举“休克疗法”的是水到渠成的历史背景;1905年,科举废止正当时。

  

   [关键词]:科举终结;清中后期;城/乡教育;省级书院;城市化

  

一  问题的提出


   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造成的影响,是当代中国近代史领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1] 相关的观点可大致归纳于下:第一,传统社会中国的文化城乡一体,农村与城市的教育水准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认为文化、教育的重心在农村。科举终结导致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人文衰落。第二,传统社会中国城乡产生的人才大致相等,抑或“草根”是主体。士子往往在农村读书,到城市做官,致仕后又回归故里,把余热贡献给桑梓。如此往复,使农村与城市的文化保持均衡。废科举后农村精英往城市单向流动,资金向通都大邑集中,造成农村出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的不良循环。传统社会的多数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的确是城乡一体化;1905年后,我国农村的教育与人才状况也基本如上所述。

  

   然而,也许是“耕读传家”深入人心,或者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浪漫情怀还挥之不去,以致多数论者把考据的精力几乎都花在废科举对农村教育产生的后果上,把兴新学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似乎当作一个定论或常识而不需要阐释;即使有人偶尔触及,也大都一笔带过。现以难得对此做过专门讨论的、在我本人看来总体上还是比较优秀的山西大学2004届郝锦花的博士论文——《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的相关实证考察之。

  

   郝文提炼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四种:①明代江苏吴江县的进土与贡生的分布乡都胜于县城;②清代山西徐勾县的科名分布乡区大于城区;③光绪辽宁新民府的士子城乡比是79:1064;④据潘光旦、费孝通对915位清朝贡生、举人、进土的统计,他们之中52.50%出身城市,41.16%来自乡村,另有6%属于市镇。[2]由此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教育是城乡一体的;人才是分散于各地而不是集中在城市。郝锦花与她的导师王先明教授及其合作者的相关论文,多次运用了以上史料与观点[3]。

  

   我们对这些史料做逐一甄别与分析。第一条说得是明朝。明朝不代表清朝,更不等于清末,故这条在此无直接论证的价值;第二条,徐勾一县的取样不够大,结论很容易被推翻。如石锦对《桐乡县志》所载清代举人的乡居观察的情形,就与此相反;[4]第三条,这里的“士子”基本上是初级士子——生员。清代的生员名额即“学额”,主要是按县(含州,下同)分配的,其竞争也在各自的县内部进行,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拥有较多的生员虽是事实,但如同当今我国中学生的籍贯分布一样,拿此当作“精英”来做城乡教育水平的比较,显然是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的。第四条,潘光旦、费孝通的《科举与社会流动》,既是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的开山之作,又是社会史学科中的经典。最近,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在她的(也是更为优异的)博士论文——《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中,通过对与潘、费使用的同类史料——清代硃卷的更大规模的梳理,得出了与前贤趋于相近的结论:在6516个有效样本中,中高级士人来自城、镇、乡的比例分别是54.0%、22.7%与23.3%。[5]硃卷履历是科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得出的数据的可靠性是不用怀疑的。更何况他们解剖的对象都以晚清为主休,极具针对性。然而,藉此来证明兴新学前我国教育仍城乡一体化,还是需要做进一步辨析的。

  

   首先,他们的论文提供的都是研究对象的“世居地”。可“世居地”类似籍贯,并不能代表他们本人的出生地、居住地。其次,即使“世居地”与出生地、居住地一致,也不能反映他们的受教育地。一般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世居在城市的学子,几乎都会在城里读书或读过书,但并不能反过来说,出生农村的,就不会去城里上学,特别是到了清季。再次,“城”在古代有一个特定的作用,这就是为了安全而构筑城墙以阻隔盗匪。各地的政治、军事、交通地位,经济、人口的发展水准,决定筑“城”时间的前后、空间的大小与材质的优次,以及日后的修葺与扩展。拿湖南来说,城墙筑于宋与清初之间。但随着人口的繁衍,不少城市已不为城墙所限,有的“新市区”甚至比旧城区还要大。以湘潭为例,到了清中叶,城外已比城内繁荣。[6]笔者认为,硃卷履历中填写“城外”的,其居住地基本上可看作此类的“新市区”或郊外。若把生活在一墙之隔的城外的居民,或本来就没有城且住在行政治所者,统统排斥在城市之外,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同时,现代以前,我国镇的编制不多,设在县城附近的镇更少。因此,郑文把记载“城外”的都划给“镇”是否恰当,尚可讨论。同时,根据镇、乡建制及其人口的悬殊比例,我们有理由对郑文得出的镇、乡级文化精英几乎平分的结果表示怀疑(不是史料而是归类)。若把“城外”那族的一部分归结于城市,加之“世居地”为乡村的土子中肯定有若干比例现居于城市的,故实际上,我们在先哲时贤的探索中察觉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晚清时期,中高级功名获得者约有三分之二栖居在城市了。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则人们的脑海里传统社会城乡人才总体对等的深刻烙印,到了晚近是否该淡出了呢?

  

   此外,有必要对本文的城/乡概念,做一讨论与交待。中国传统社会对城市与农村的界定,一般前者是指以城墙为特征的县级及以上行政长官的所在地,主体是县城;后者是指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分散的广大乡村。这里暂不论两者之间的镇。故城市与农村的教育对比,其核心就是县城与乡村的教育对比。但当历史的车轮已驰入晚清,尤其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时,仍主要用县城/乡村的教育距离,去观照偌大一个国家的城/乡教育布局,本人认为已不合时宜了。因为,虽然县城/乡村的教育差距始终存在,但相对于一般县城与乡村的教育差距,大、中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与通商口岸的教育资源及水平,远远多于或高于一般的县城。换句话说,十九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真正的城乡教育差距,不是县城与乡村的差距,而是通都大邑,特别是省会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故为了动态地揭示中国文化发展的空间变化,追踪科举废止前一个相当时期教育重心的位移,再考虑到1905年前后城乡教育差距比较对象的一致性,本文使用的城/乡概念,随着历史的顺延而调整。一般地说,清初及以前,泛指县城及以上城市/乡村;清中叶以来,则主要系省会城市(1842年后包括主要的通商口岸)/其他地区。

  

   总而言之,目前学界提供的论据,难以坐实西学兴起以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或城市与农村的文化仍保持均势的结论。相反,从研究的空间坐标的定位到取样对象的可比性等方法、理论层面都存在问题。又由于对研究对象的前提缺乏必要的表达,使用的材料不能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就难以揭示废科举前,城/乡教育的真实情况与趋势,难免在对待废科举究竟是水到渠成还是激进、匆忙的基本面上的认识产生摇摆,进而影响到对立停科举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判断。如有学者看到科举制摒弃导致城乡文化差距扩大等后果,认为“从总体上看其时的教育情形,废科举给教育带来的影响之弊似乎要大于利”,[7]或当作“科举制度被废除是错误的”的一大理由,[8]就是这种倾向具体而必然的流露。

  

   因此,有必要对科举寿终前,我国城/乡教育的真实差异与人才分布及其走向做一专题研究。征诸实事,至迟到19世纪下叶我国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拉大,即使没有西学东渐、废科举前,中国的教育(主要是中高等教育)已走上了城市化之路。我们不宜因兴新学后看到的农村教育的衰败景象,而对废科举之举的影响产生太大的负面评估。

  

二  清中后期我国教育的重心已向大城市转移


   本文所指的我国的传统社会,姑且假定随着科举制的兴起而出现的教育相对普及的唐宋至明清时期。在这长达一千多年的科举时代,我国教育的结构、层次与大一统的政治相似,总体上也是全国“一盘棋”。下以地方官学遍及全国、书院在曲折中发展、私学扎根城乡、科举鼎盛并日益成为教育指挥棒的明代为例检讨之。

  

《明史·选举志》云:“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明代南北两京的国子监,是明代的最高教育机关和学府。“国学教育的目标乃在于为国家提供合格的官僚队伍,而入仕则是监生的唯一追求” [9]。国子监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地方官学。地方官学的人数比较统一与固定,一般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选入国子监深造的名额,通常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府、州、县学在职能、性质上不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横向的并列关系;它们与太学之间,也不存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教学实体。则地方儒学生员沿科第阶梯攀登时,既都不受更高一级的学历资格的限制,也无进修的渠道。这就告诉今人,科考时代,不仅各地多数邻县童生进学的概率近似,而且生员正途入仕——出贡与应试的机会也大体相等。也意味着,那岁月不仅童生入泮严禁冒籍,就是允许流动的府学对所辖学区内的各州、县童生,以及州(直隶)学对所属学区内的各县的童生的吸引力,也为之减弱。这在体制上保证了各级官学的生源稳定,教学质量相对均衡地发展,也激励了各级政府、不同社会阶层对此的投入与信心。至于官学之外的、较高形式的另一类学校——书院,其虽也有讲会、论学的教学活动,但明代多数书院的基本职能是应举课士,传授的主要知识与官学并无二致,它们的规模也不大,且大多就近招生,各层次的书院联系也并不密切;在城乡建置上,虽然有人认为“至少到十六世纪时,中国书院发展方面明显出现了城市化的倾向”,甚至说书院“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10]但由于明季三毁书院,城市书院的教学优势还来不及体现。在这样的教育体制、氛围下,各省内部的多数府、州、县的教育条件没有太大的差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科举制   书院   城乡教育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14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