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鹏: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7 次 更新时间:2018-08-06 19:15:29

进入专题: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形而上学  

敦鹏  

  

   摘  要:政治哲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由于时间、地域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中西古今政治哲学之间都存在不小的差异。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而言,悠久的文化传统、复杂的社会结构、独特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其对道德伦理的关注、天道性命的建构、百姓民生的关怀等区别于其他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哲学特质。不仅如此,对现实政治存在的辩护、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都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产生之日起,便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尽管古代哲学家的许多具体政治主张大多成为思想的陈迹,但作为人类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仍包涵着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而言,认真地对待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准确地理解它所蕴涵的现代价值,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生命;现代价值

   作者简介:敦鹏,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2016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二程分配正义思想研究”(HB16ZX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按照雅典哲人的经典诠释,政治哲学是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形而上学”,在抽象层面上体现对“应然”社会生活做出的价值判断,它关乎公民国家治理的正当合法性依据。在古代中国,也有一个久远而丰富的政治哲学传统,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和主题。[①]作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思想遗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客观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历代思想家理性思维的结果。从开始进行哲学讨论的那一刻起,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成为中国思想家的自觉追求,因此,它也是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是如何理解的,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这些答案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有什么样建设性的意义,就需要我们加以讨论和澄清。

  

   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特质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哲学分属不同的思想传统,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哲学是求知之学,中国哲学是求道之学。由于地理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来形成了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特点,当古希腊人把目光投射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中国古人则将目光关注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因此中国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历史对现实的投射,并最终体现为自身鲜明的政治哲学特质。

  

   1.由价值取向看,对道德伦理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基调

  

   自人类有能力对社会群体生活进行反思时起,应当存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成为各民族思想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在西方,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实现全体成员的幸福,而城邦幸福作为公共善,只有以正义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并以理想政体的客观制度架构加以安排,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应当考虑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和城邦,究竟哪种政体和哪种生活方式最为优良这个问题。” [②]与古希腊哲学不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除了早期法家那样极端主张君主专制的学派,大多数思想家都给优良社会政治赋予道德的内涵,特别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始终强调道德与伦理对政治生活起到的作用。[③]

  

   儒家倡导符合道义的政治并拒绝暴政。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历来从“道义”的角度探讨治权的合法性问题。“道”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义”是政治活动如何达“道”的价值规范。道义的核心是公平、公正,其实质是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即合道德性。因此,在儒家看来,“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运作的基本法则,也是评价政治善恶的根本标准。虽然不同的思想学派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解释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争鸣,再到两宋儒家有关道义与功利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关于政治秩序合理性暨合道德性的理论是思想家的集中要旨,其核心是如何达致公平、公正的政治生活。“为政以德”、“道之以政”、“政者,正也”,这些被奉为价值典范的至理名言不仅占据了儒家经典的重要位置,更是影响了2000年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由此成为古代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传统。

  

   不难看出,儒家对政治的理解是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基础,主张为政者以自己的美德作为人民的表率,并以此进行教化,提升和引导人民的社会行为,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良善。不仅如此,早期儒家还将道义作为评判政治得失的尺度与标准。对于统治者之所以得失天下所作的政治评判,儒家常常借引尧、舜、禹、周公等圣王以及桀、纣、幽、厉等暴君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以警示后世君主,他们深切希望统治者能够通过修身、正名而具备自我约束的品德,为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一种价值典范和行为指南,并以此来构筑社会政治信仰的基石。

  

   儒家致力于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作为人伦标准的圣王,也是天下政治的标准。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可以说,儒家士人追求的理想即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具体而言,所谓内圣,是指通过人的修身养德而达到的理想精神境界,是主体价值的内在超越;所谓外王,是指以人的境界修养起起点,通过将内在价值转化为外在事功,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理想。孟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其身而天下平”。他认为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大学》中,儒家学者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被视作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途径:欲平天下,须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必先修其身。归结到一点,即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仅是天下平的起点,还是天下平的基础和根本,换言之,内圣是外王的根本、依据。在面对政治上的名利、富贵、穷通等各方面的诱惑和考验,儒家主张士人君子的进退、行止均应以政治道义为依据或前提,内圣外王之道超越了功利而最终又落实到功利。它是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2.由思想基础看,对天道性命的建构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撑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有云:“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其立论足开学派者,必其思想于形而上学有根据。”[④]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是政治的道德层面,同时,政治哲学也是关于政治的形而上学,思想家所能做的,还包括通过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是对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则和目的的终极追问。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生为最终归宿,其本体理论融摄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这与西方视本体为纯知识的建构迥然不同。形而上的思辩与切实的生存方式交织在一起, 使儒释道三教理论既相互契合,又彼此乖离。换言之,中国传统思想的本体论,不仅是一种逻辑预设,其立脚点在于为现实政治与人生实践寻找先验的终极根据,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家看的非常清楚。

  

   从很早的时候起,把握“普遍必然性”的形上本体便成为道家哲学的自觉意识。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德”是万物得之道者,宇宙的最高境界是顺天无为的自然境界,老子说“道,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老子•六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不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六十二章》)道作为形上本体,落实到现实层面,表现为无为、不争,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侯王若能掌握它的规律,国家就可平安顺利。庄子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无为无形”的存在,但庄子对道的理解与老子略有不同。基于对自由的认识和追求,庄子从万物等齐的观念出发,认为在“道”这个绝对尺度面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存在,“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以道为标准,天地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事物之间在“道”的映照下没有差别,所谓事物之间的界限与差别,都是每一种事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其他事物而形成的感觉。按照庄子的认识,要实现真正的“逍遥”(自由),就必须把无君无臣的无政府状态作为最高理想,而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礼义规范和道德准则则是约束人们的桎梏和拖累,只有摆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才能在根本上解决人生问题,即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庄子自由观的精髓。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学说也体现着建构形上本体的理论任务。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观念,儒家视域中的“天”指的是道德之天而非自然之天,确切地说,是体现于自然中的道德本体。作为道德境界,“天人合一”是人与道德本体的合一。早在先秦,儒家以道德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它的心性之学。在思孟学派那里,宇宙在实质上表征着道德的本体,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而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个道德的例证。孟子说:“仁,人心也”,“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天道与人性对接,把宇宙本体论同人性道德论打成一片,奠定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基调。作为第二代新儒学,两宋时期的理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完结的重要标志。宋代思想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终极原因的追问,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论证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二程说:“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⑤]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⑥]经过理学家的论证,作为终极存在的本体(“天理”)与人间社会的伦理规范贯通起来,形成具有浓郁道德伦理意蕴的政治模式,儒家父子人伦、君臣上下的纲常观念被提到绝对普遍的高度,落实为伦理政治的秩序威慑,以此保证现实政治规范在上下尊卑、日常生活中井然有序地开展。[⑦]

  

   3.由实践品格看,对百姓与民生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实目的

  

不同的思想学说有不同的学术旨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形而上学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40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