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从社会现实的观点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17-12-12 00: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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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  

   摘要:为了正确理解当代中国诸上层建筑领域——法、政治、道德等建设的任务和目标,必须首先从社会现实的观点去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定性质和时代变迁。主观意识的观点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应当”和“外部反思”,而社会现实的观点则要求把诸上层领域的本质性归结为特定的社会现实,归结为具有独特社会—历史规定的“实在主体”。社会现实的观点首先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相联系。从真正现实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以原子个人(由一千多年的基督教统治所造成)为前提;与此不同,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乃是区别于“市民社会”的“伦理社会”,而且其现代变迁并不趋向于造就原子个人一途,因而并不归结为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原子个人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而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正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唯有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及其现代变迁,才可能正确地揭示其诸上层领域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定向。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法、政治、道德等等领域的建设任务变得日益突出起来。由于这些领域的直接规定来自于某种客观的精神(它时常被称为“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因而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去回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构建一种足以掌握快速增长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时下关于诸上层建筑领域之建设(包括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等)的种种讨论,正是在这样的问题背景下开展出来的。由于客观的精神形态总是从特定的社会生活发源的,由于我们今天的精神处境总是最深刻地植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中,所以,只有当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时代变迁本身得到客观的把握时,对于上述建设任务的讨论才可能超越单纯的主观性。本文试图能为相关讨论提供作为理论前提的若干要点。其主要议题是:(1)社会现实的观点在哲学上与主观意识之观点的对立;(2)社会现实的观点对于研究中国社会之变迁的必要性;(3)在特定意义上把中国社会把握为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伦理社会”,由此来确定其社会变迁的边界条件,并从而揭示当代中国诸上层领域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定向。

  

  

   唯物史观关于道德、政治、法等等的观点,首先就是社会现实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又是从黑格尔哲学发源的。黑格尔用客观精神的概念批判了主观意识的观点,并且史无前例地将社会 —历史的原则以及由之而来的具体化置入到哲学之中,从而开辟出一条理解社会现实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划时代的历史观”称为“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在当今中国的独特处境中来探讨精神和信仰、道德和伦理、政治和法等等的建设问题时,首先面临着一种巨大的思想障碍,即主观意识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根本要害就在于:将“应有”和“现有”无限地分割开来,即完全撇开事情本身的实体性内容来谈论单纯的“应当”,而这样的“应当”实际上却不过是根据主观的想象、偏好、任意和武断而编造出来的抽象原则或方案罢了。主观意识的观点在理论上采取“外部反思”的方式,它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只是先验地把抽象的原则运用到(强加到)任何一种内容之上。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外部反思依然盛行——其抽象原则大多取自西方;而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为谋对抗计,亦往往从中国的古代去现成地取得其抽象的原则或方案。然而,所有这类东西,无论它来自何方,都不过是一些与社会现实分离隔绝的单纯“应当”至于这种“应当”的主观主义性质,黑格尔早已说得非常透彻:“……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 ‘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

   为了能够深入探讨我们所面临的法、政治或道德等等的建设问题,首先必须批判地脱离外部反思的主观主义立场;而在这方面能够给予我们深刻教益的,特别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因为正是这两位大哲在对主观意识之观点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中,揭示出社会现实的广大区域。虽说马克思在“现实”本身的问题上彻底纠正了黑格尔,但正是这一纠正决定性地拯救了黑格尔哲学的伟大遗产,从而得以把法、政治、道德等现象牢牢地置放在社会现实及其具体化行程的坚实基础之上。就拒斥主观主义的观点而言,黑格尔说得很对:“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使国家制度成为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

   在区分明确并得到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使“道德”问题与“伦理”探讨建立起本质关联意味着一个重要转向,即社会现实的领域在法或道德研究的主题上决定性地出现了。“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直到今天还常常陷于含混不清的晦暗之中。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区分出现在黑格尔的 《法哲学》中。“道德和伦理在习惯上几乎是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在本书中则具有本质上不同的意义。普通看法有时似乎也把它们区别开来的。康德多半喜欢使用道德一词。其实在他的哲学中,各项实践原则完全限于道德这一概念,致使伦理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并且甚至把它公然取消,加以凌辱。”在这里得到表述的,乃是道德和伦理“本质上不同的意义”,而且这种不同的意义又突出地表现在黑格尔法哲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分歧中。为此我们需要简要地讨论一下思辨的法哲学本身——马克思把它称为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

   在黑格尔看来,法是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依照理念的自我差别会被区分为:(1)抽象法,即形式的或外在的法;(2)道德,即主观的或内在的法;(3)伦理,即现实的或具体的法。对于黑格尔来说真正重要的是: 伦理乃是抽象法和主观法(即道德)的真理,换言之,抽象法和主观法的本质性植根于伦理的世界中。那么,“伦理”又是怎样的一个领域呢?它被区分为以下诸项:(1)家庭;(2)市民社会;(3)国家。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广义的社会现实的领域。虽说马克思对这个伦理世界的内部构成有批判性的纠正,这一纠正特别地关系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但黑格尔的功绩恰恰在于:将抽象法和作为主观法的道德置于“伦理”的基础之上,亦即置于社会现实及其具体化的基础之上。“无论法[抽象法]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都不能自为地实存,而必须以伦理的东西为其承担者和基础,因为法欠缺主观性的环节,而道德则仅仅具有主观性的环节,所以法和道德本身都缺乏现实性”。

   在黑格尔那里,由于现实性的全部内容植根于伦理世界,即植根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其中活动并具体化的领域,所以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伦理性的东西作为具体的现实。” 因为这个缘故,尽管康德曾指认过道德和伦理的某种分别,但黑格尔仍明言其各项实践原则完全局限于“道德概念”,即纯全主观法的领域;也就是说,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真正的伦理领域还未曾出现,社会—历史的本质性一度还未曾出现。同样因为这个缘故,恩格斯在简单列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梗概后便立即指出:“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而这一说法直接针对的乃是费尔巴哈“惊人的贫乏”,因为费尔巴哈通过“高级的哲学直观”所能构成的不过是与社会现实完全绝缘的单纯“应当”,就像康德的实践法则乃是不包含任何社会—历史内容的“绝对命令”一样。

   因此,当我们今天来探讨当代中国诸上层领域——法、政治、道德等等的建设时,当我们试图在原则高度上去辨明道德和伦理的本质差别及其意义时,全部问题首先就在于: 必须进入到社会现实的领域,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其中活动的那个领域,必须深入到特定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而不是局限于单纯主观的“应当”。这正是黑格尔法哲学持存至今的积极意义。就此而言,虽说康德使伦理学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根据和出发点,收获了纯粹的主观性和无限的自主性(即自由意志和绝对命令),“但是固执单纯的道德观点而不使之向伦理的概念过渡,就会把这种收获贬低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把道德科学贬低为关于为义务而尽义务的修辞或演讲。”


  

   简单来说,黑格尔所谓“伦理的观点”也就是社会现实的观点。这个观点对于理解法的整个体系具有根本的意义:对于主观法(道德)来说是如此,对于抽象法(形式的法)来说也是如此。就与我们的议题有关的要点来说:(1)抽象法乃是法的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因而是受其整体制约的。要言之,抽象法作为权能的形式法(或禁令)的任何一种,除非它适应于特定的道德状况和伦理现实,否则就根本不能真正持立并具有实际的效准。(2)就此而言,将“法治”和“德治”对立起来显然是偏谬的和缺乏思想的。道德同样是法——主观法,并且较之于抽象法(作为外在法、强制法,单纯的否定方面)来说乃是更高的法,因为作为主观意志的法,道德乃是内在的、自为地肯定自身的法。和主观法一样,抽象法立足于一国人民特殊的民族性和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之上。这一点乃是最关根本的,黑格尔曾就此盛赞孟德斯鸠 “真正的历史观点和纯正的哲学立场”:“……这就是说,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不应孤立地、抽象地来看,而应把它们看作在一个整体中依赖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与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特性的其他一切特点相联系的。只有在这一联系中,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才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和它们的正当理由。”

   依循社会现实的具体化来把握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总体特点并使之成为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石,是社会现实观点的要义所在; 它在使主观意识的观点变得陈腐而成为时代错误的同时,为我们探讨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政治和法、道德和伦理等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出发点。至于黑格尔“现实”概念的根本错误,已经由马克思决定性地指证出来了。其大端就是“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和同样无批判的实证主义” ,而马克思区别于黑格尔的基本立场就在于:第一,把客观精神领域(道德精神、民族精神的概念,整个法哲学)的本质性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第二,不是通过思辨的概念立场去排除、调和并羽化各种现实的对立和冲突,而是通过这种现实的对立和冲突本身并在其被尖锐化的地方去把握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历史运动。因此,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就像法和国家等等属于政治上层建筑一样,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的这一立场意味着:包括道德、政治和法在内的任何一种上层建筑都是以特定的社会现实为基础的;而这一社会现实的本质性不在理念的自我运动中,而在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中。

对于我们的研究主题来说,社会现实的观点所提示的还只是一个出发点,一种哲学理论上的准备。而当我们试图通过中国社会之现代变迁去真正把握我们民族及其时代境况的总体特征时,困难才刚刚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毫无疑问,为了能够切近地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乃是绝对必要的,但哲学上的澄清和指引不仅同样必要,而且尤其应被视作今天的当务之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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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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