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凝望那道横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9 次 更新时间:2018-07-31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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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鲁迅是什么?在我,首先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元气。《呐喊》是元气,《仿徨》是元气,《热风》也是元气。单独跟鲁迅对话,这感受可能不怎么深刻。把他的文章和别个的放在一起比较,孰清,孰浊,孰滂沛,孰潺湲,孰烈烈扬扬,孰飘飘逸逸,便泾渭分明,一清二楚。比方说吧,此刻,我就正在做这样的试验。我采风来三亚,歇脚在傍海的宾馆,晨起,一个人坐在窗前,面对了室外的竹林,花园,小溪,和远处的碧波粼粼,更远处的青山隐隐,翻阅随身携带的《今文观止》。这部书,是编选者之一缪俊杰先生送给我的。它的长处,可以用公正、全面,以及相对的权威概括。我最感兴味的,却是它既收有鲁迅的文章,也收有当年鲁迅论战对手的文章。这无疑是一场文坛的卡拉OK,各路英雄同场献技,实在是百载难得。

陈西滢、高长虹以及苏雪林的名字,在这之前,仅仅是因为骂鲁迅或者被鲁迅骂,才走进我的记忆;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本书分别选了他们的《南京》、《赞美和攻击》、《扁豆》,让我一领斗士的别面风采。仔细咀嚼,三人的文字皆称得上清新自然,明白晓畅,文章也饶有风味,不像我既往以为的那样一钱不值。徐志摩、阿英、周扬、施蛰存诸位,名儿熟,文章也熟。他们入选的《泰山日出》、《翡冷翠山居闲话》、《城隍庙的书市》、《绥拉菲莫维奇》、《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驮马》,的确不愧为炉火纯青,自成一家的名篇。至于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时下他们的文章走俏,想必读者同我一样熟悉的了。本书中,他们或是吟野菜,吟苦雨,吟喝茶,吟乌篷船,或是述性灵,诉胸襟,或是咏陋室,咏鸟,剖析脸谱,都给人一种……嗯,怎么说呢?以阳台外的景色取喻:一眼望过去,周文极像是翠竹临风,林文则像是溪清沙白,而梁文,更像了闲云出岫。郭沫若又是另一种韵致,他的《芭蕉花》、《银杏》,莫不笔酣墨饱,逸兴遄飞,宛然浪尖上高张的白帆。

本书共收了鲁迅八篇散文,分别是《秋夜》、《雪》、《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拿来主义》、《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的文章截然不同,读上去,你更多咀嚼的不是文字,不是技巧,而是热辣辣、响当当、火爆爆的生命。仍以眼前的景色取喻:它摧枯拉朽,像在花园外作业的那台威风凛凛的铲土机;它石破天惊,像隔着海湾传来的移山开道的隆隆巨炮;它也柔韧,是蓬勃在小溪旁的那种剑麻的柔韧;它更浩荡,是从赤道吹来的那股热风的浩荡。前面提到的诸公的大作,不客气地说,无一篇不可以克隆,事实上,我们也是经常看到大量的复制品。鲁迅的文章,仿其皮毛是可以的,却绝对不能克隆,归根结底,是你生命的水银柱无法上升到鲁迅的那种高度。”


上面这篇随笔,是我数月前在三亚的即兴所作,题目叫做《文坛卡拉OK》。让鲁迅和他的论敌联袂登场,一展歌喉,这事儿只能发生在今天。当年可不行。当年,这帮文坛上的豪杰,彼此水火不容;有时甚至到了拔剑相向、生死你我的地步。

我不想再在一潭死水中搅出波澜,因为生化转变,夙因已昧,又何况是非正误,社会早有定评。只是,当于夜阑人静、写作欲倦之际,偶尔翻出上述诸公的论战文章把玩,常就纳闷:这么多人骂鲁迅,那分贝一定高得吓人。鲁迅就算是铁打的,也会被震得变形吧。他怎么偏越战越精神呢?

且看陈西滢陈教授的高论。陈西滢最早向鲁迅叫板,他在一封致徐志摩的公开信中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些事实。”“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高长虹随后出场,作为鲁迅的年轻朋友,他得过先生的很多恩惠,到头来却反戈一击,诋毁鲁迅不过是捞到了“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领袖的叛徒”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的“世故老人”而已而已。成仿吾,这位创造社的大将,新潮的理论专家,把鲁迅比作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做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他进而断言,“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成仿吾无疑认为:鲁迅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革命文化要向前推进,只有毫不犹豫地踢开他这块绊脚石!相比之下,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还算讲究艺术,他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艺术归艺术,字里行间同样杀机毕露:鲁迅老了!鲁迅必须退位!在对立派的营垒中,数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和《死去了的鲁迅》火力最猛。钱文说:“实在的,我们从鲁迅的创作里所能找到的,只有过去,只有过去,充其量亦不过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将来的。”从他的文章里,“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我们实在在的可以看得出来。”因此,钱文断然宣布:“阿Q时代固然死亡了,其实,就是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

这里摘录的仅是片言只语,对于我们,只要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段“书剑恩仇录”,就行了。二十年代中至三十年代初,围剿鲁迅曾是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鲁迅生前曾想出一本《围剿集》,展览一下“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供读者和他的文章对照了看。由于精力不济或形势变化,始终没能完成。鲁迅生前的热望一变成了遗愿,这遗愿又一直拖到近年,拖到当事诸君大多魂归道山、化作乔木,才得以实现。出一本汇编要等一个花甲,我的天,就算五千年历史之长之久吧,又才能编出几多拷贝真实、剪辑世象的奇书?

如今才得以对照了看。也正由于当事人纷纷仙去,我们才能平心静气,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然而,我左看,右看,正看,反看,还是觉得鲁迅的文章最具时代光彩。这是因为——我武断地认为——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多数,既没有像鲁迅那样,从异域盗来火种煮自己的肉,也没有像他那样,反复拷打自家心中的鬼魂;既没有鲁迅那种决绝的怀疑精神,也缺乏鲁迅那种心寒入骨的忧患意识。因此,就难以接受鲁迅的歌,哭,怒,骂,更无法吃透他那充满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复仇。这就自然分出了高下轩轾。我们说,元气就是元气,虚火就是虚火,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如潮的咒骂,充其量只是泼墨于码头,水一冲便净光;倒是因此而引发的鲁迅的驳诘,却如同刻刀于石,任怎么刮也去不掉。 镜头闪跃。复兴门外大街,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的客厅。对面墙上是一幅油画肖像:鲁迅一手夹烟,一边眯眼盯着前方出神;顺着他的视线,是那首“灵台无计逃神矢”的小诗。油画下方,搁着许广平和海婴的照片;海婴的那道横眉,看上去,和鲁迅的一模一样。往事如海,涌动着跨岁月的波浪,倏忽在我的心头弥漫开一片片烟波。我突然想到:在这世界上,谁最了解鲁迅?

海婴吗?许广平吗?周作人吗?瞿秋白吗?毛泽东吗?不是,统统不是。“对于某些超凡卓绝的人物,真正了解他的,不是他的门生,不是他的亲友,也不是他的追随者,崇拜者,而是他的对手。”凝望着对面墙上鲁迅先生的画像,我想到了十年前写下的这段札记。 而谁又是鲁迅先生的真正对手呢?鲁迅直接的有形的对手,固然包括上述论敌,进而言之,还包括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右派。有谁在角斗场上血战过的,当能体会,常常是对手有多强大,逼得你也才有多强大。鲁迅卓荦的文化品格和人格力量,正是在与他们的搏杀中脱颖而出。但人们一般还是误读,或者片面理解了鲁迅。鲁迅毕生仇恨最烈、用力最专、下手最辣的,却是绵亘数千年的黑暗,是被黑暗同化了的“奴性集体无意识”,以及麻木怯懦的“看客”心理,是在黑暗中以疯狂滋生的,仇“新”戮“异”的全社会排他力量,是混沌一团的国民性……假若“黑暗”会说话,当会告诉你,它非常非常地痛恨鲁迅,比那些有形对手的痛恨要强过百倍,千倍!那些有形的对手,莫不祈祷鲁迅的文章速朽,以为那样一来,旧账全部勾销,怨鬼销声匿迹,世事从此归于太平。他们毕竟还懵懂了的。唯“黑暗”心知肚明,天下最希望鲁迅文章速朽的,不是别个,正是鲁迅他自己;因为速朽的前提,必定是“光明”遍布尘寰,“黑暗”遁入地狱,万劫不复。鲁夫子真是何其毒也!

眼前金光一闪——是同来的顾建平先生在拍照——急速把我从遐想拉回到现实。我向墙上的鲁迅画像报以莞尔,谢谢他赐予我片刻的灵感。而当我掉过头来,看到的又是一幅国画肖像。那是取材于冯雪峰的一篇回忆录,大意是:鲁迅先生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依旧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仿佛怡然自得,又好像平静地望着画外,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鲁迅死后,一变而为民族魂,旗手,圣人,至圣;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是毛泽东一手奠定的。

纵观二十世纪的文化星阵,毛泽东终生只捧了一个鲁迅,而且捧得是那么之高,历时又是那么之久,这是很值得深长思之的。

考证鲁迅生前,并没有见过毛泽东。鲁迅和毛泽东的联系,纯粹在于精神领域。他读过毛泽东的诗词,曾当着冯雪峰的面,对《西江月·井冈山》诸篇作过评论,认为有“山大王”的气概。一九三四年春,冯雪峰去了江西瑞金,把鲁迅的意见转告毛泽东,毛听罢哈哈大笑。两颗伟大的心灵,也许在那时就已产生诗意的碰撞。寻路者仰望暗夜的星辰,总是一眼就能瞧出哪是启明,哪是北斗;鲁迅对这位“山大王”的前景,颇为关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对毛泽东的奋斗作了明确的表态。鲁迅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至于“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正是在瑞金,隔着千山万水,毛泽东相中了鲁迅,认为他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对敌斗争的方阵。毛泽东以前有没有读过鲁迅呢?我想是有的,尤其是在五四前后。那时,有几个向往变革的青年,没读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呢?毛泽东对《阿Q正传》特别喜爱,他历来的文章、讲话,提到“阿Q”的次数,仅次于提到孔夫子,这也许同他青年时代的接受印象有关吧。三六年十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纪念讲话,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尔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更毫不吝啬地抛出三个“家”字和五个“最”字——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令鲁迅登高凌绝,俯视尘寰。

毛泽东表现出大谦逊,面对鲁迅;这谦逊让人感到一种孤寂而悲凉的咏叹。毛泽东竟然直白,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他,而是鲁迅;他自己只是个贤人,是圣人——也就是鲁迅——的学生。

毛泽东坦言,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若问,毛泽东究竟在哪一点上与鲁迅是相通的呢?答案可以有多种,比如天马行空的自由意志和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等等。这里,我想来想去,决定特别强调一点,就是“高处不胜寒”的大孤独。

鲁迅是大孤独者。他是封建、中庸的古国分裂出的一个罕有的异端。他向非人间的黑暗社会开战,也向一切向往光明之士骨髓里的黑暗因子开战。他的目光太犀利,足以刺穿十八层地狱,令鬼魅魍魉望而生畏。他对黑暗的仇恨太强烈了,以至凡与黑暗沾边的物事,都要被他揭去一层皮。既为异端,他就只能孤军作战;既为孤军作战,便免不了“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的悲愤,以及“荷戟独彷徨”的激楚。

毛泽东也是一个大孤独者。战争年代,史沫特莱第一次和他见面,就直觉出:“在毛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文化革命,大革命,大大革命,“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耳欲聋;而毛泽东却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哀叹中低徊,孤苦、无奈之状,苍天可鉴。七零年底,毛泽东会见斯诺,自我表白说,他只是这个世界上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罢了。老僧而兼独行,更兼打的又是一把破伞,谁能相慰?谁个堪与倾诉衷肠?难怪毛泽东晚年常沉缅于悲辛、忧伤的诗词。“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如果说六六年六月,他写下这首七律,更多想到的还是如何打击“走资派”,进入七十年代,则明显意识到人民已和他拉开了距离,而且距离愈来愈大。有所思啊,有所思!七五年夏,毛泽东切除白内障,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反复聆听的,就是一曲岳飞的《满江红》;英雄暮年,又值老病,能够予他慰藉的,不是亲人,不是朋友,不是同志,而是古人“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悲沧心绪,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苍凉情致。

理解鲁迅是困难的;举世嚣嚣,究竟有几人曾走进他的内心?理解毛泽东也是很困难的;他的追随者,包括主要助手,不是常常弄不清他脑海里到底翻卷的是什么浪花?正是巨人的禀性,铸就并强化了他们孤独。深邃邃的灵魂;正是孤独。深邃的灵魂,使他们得以惺惺相惜,互引为知音,同调。


自从鲁迅出任左翼文坛盟主,世人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剧变。

在历史冷藏的具有经典价值的时髦派大师中,我特别挑出两位:郭沫若和苏雪林。 先说郭沫若。在鲁迅没有确定地位之前,郭对之是没有几分好感的。传说他找《呐喊》,翻了三分之一就扔下不看。话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葬于血泊。年底,郭沫若脱去戎装,遵照组织的指示,由上海而神户而东京而千叶,踏上了隐姓埋名的流亡之路。鲁迅的轨迹恰恰相反,他是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出于个人的意志,先厦门后广州后又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郭沫若几乎是前脚挨后脚。滑稽的是,郭沫若在异域埋首考古,还念念不忘率领创造社的同人,向屹立在上海滩的鲁迅发起灭此朝食的总攻。

郭这次用的是化名“杜荃”。这也是他唯一只使用过一次的笔名。文章的标题叫《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从心理状态来说,他是恨不得把鲁迅一口吞掉的。郭沫若历数鲁迅的罪状,最后操刀定调: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新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随着政情舆情的演化,郭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郭沫若别妇抛雏,返归神州大陆。他那首“哭吐精诚”的《又当投笔请缨时》,步的就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原韵。郭此后成了鲁迅坚定的拥戴者,所作演讲、诗文和有关的社会活动甚多;这里,单举我采访得来的一个小例:据和郭沫若时相过从的文怀沙老先生讲,五十年代末,郭老有一次发烧卧床,恰逢厦门大学来人,请郭老为校内的鲁迅纪念室(?)题写牌匾。王秘书以生病情由婉拒。郭老双耳失聪,一向戴着助听器,他听得外屋有人讲话,便问坐在一旁的文怀沙是怎么回事。文讲了原委,郭老连忙起床,说:“我题,我题。鲁迅骂了我一辈子,我要赞美鲁迅一辈子!”

再说苏雪林。苏雪林和鲁迅是同代人,小个十几岁,属于鲁迅先生的学生辈。她老人家长寿,至今健在,因此又是当代人。苏女士的散文,从海南回京后,我搜罗了十来篇,拜读之下,觉得柔中潜雄,朴里藏媚,水平在中人之上。但她的出名,恐怕更得力于骂鲁迅。捧和骂,历来是文坛高挑的两面酒旗,鲁迅生前,她有没有骂,甚或有没有胆量骂,值得存疑。鲁迅死后,她可是大骂特骂,一骂惊人。反正,鲁迅是已成了偶像,他是不会再从画面上走下来的了。那就放心地骂,大胆地骂。越骂就越有人注意,越骂胆儿也越壮。苏女士的骂文很多,我们只能跳跃式地抽看几段。

三六年十一月,鲁迅辞世不久,苏女士就向国人宣布:鲁迅“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好恶小人”,“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三十年后,定居台湾的苏女士又指出:“鲁迅的性格……大家公认是阴贼、刻雹气量偏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他不但对中华民族鄙视,并且还有点仇视”;“鲁迅这条毒蛇,腔子里充满毒液,不向人发泄,则奇毒攻心,势将自毙”;“共匪霸占整个文坛及整个思想界??不得不归功于鲁迅,他是靠着强劫硬抢,蛮打狠杀的手段来干的。我们喊鲁迅做‘流氓’、做‘土匪’丝毫没有冤屈他吧?”

又二十二年后,九十三岁的苏女士在《香港月刊》旧业重操,继续她的“骂鲁工程”。以时间之长,年龄之高,堪谓创《吉尼斯大全》世界之最。

今年五月,一百零三岁的苏老先生,飞越台湾海峡,回归阔别多年的安徽故里。传媒显示:苏女士顶满头霜发,携一片冰心,借索道登上黄山。白发飘散在春风里,风儿嬉戏在黄山之巅,黄山烙在儿时的歌头,他乡的梦尾;漫山的云涛送上无言的祝福。我还注意到,她一路多次谈到专著《屈赋新探》,绝无一字触及鲁迅。过分的回避,反而令知情者有些不大自在。有时也想找一部她的《屈赋新探》,随便翻翻;但愿她能在屈子的行吟里,安妥自家飘泊无依的灵魂,但愿……

写到这儿,我不禁长嘘了一口气,抬头默默地望着窗外。自马路对面,有鲜衣靓服的母女,款款进入我的视线。我无心中朝她俩多瞅了几眼,从审美的角度看,女儿无疑是优点的放大,母亲则是优点的缩小;从审丑的角度看,女儿显然是缺点的缩小,母亲则是缺点的放大。——年龄的差异竟有这般敏感,世界不也正是如此吗?


镜头再次闪跃。夏日的雨后,西三条鲁迅故居。还是那小院。还是那截凸出去的“老虎尾巴”。鲁迅又叫它做“绿林书屋”,群盗股匪的书房,多有意思!正房的前门上了锁,进不去。我绕到后园,隔着玻璃向内看,但见一张木床,一张条桌,一把藤椅,一盏油灯,一座笔架,一只闹钟,一只烟缸;墙上挂了一幅画,灰蒙蒙的,瞧不清爽;画旁钉了一个镜框,猜想是藤野先生的照片吧,可惜尺寸大小,辨不清形象。回望后园,枯井外,围墙里,那株挂着一块木牌,标明是鲁迅当年手植的黄刺玫,在阳光下开得正欢;而前院,两株也是鲁迅亲植的白丁香,隔着一座百年老屋,和积久空旷,兀自飘过来沁人心脾的芬芳。

一旁先我而来的某老年游客,这时,像是对了我,也像是自言自语,说:“鲁迅如果不死,到了五七年,肯定是右派。”

心头一震,懔然回到书桌。“鲁迅如果活着……肯定……”,类似的假设,我听过不下百十次了。假设的理由是充足的,充足到几乎不要举证,每个过来人都会明白,凝望那道横眉就冲他那满腹的狐疑、孤愤,那支见谁也要刺三枪的笔,打他十次右派,绝不冤枉。

何况他是性情中人,那些疾如烈火的言辞,有些难免片面、偏激、形而上学。就是说,抓他七条八条,乃至十条二十条的小辫子,易如反掌。

又何况他开罪过的许多好汉,如被他戟指为“奴隶总管”、“文坛皇帝”,“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的周扬,就正坐在整人的交椅上。

事实上他的一些亲密朋友,得意学生,比如说胡风,还没等到反右,就已被打翻在地,并重重地踏上一只脚了;侥幸逃过那一劫的,比如说冯雪峰,也是躲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最终被反右的漩涡吞没。

鲁迅仿佛已预见到意识形态领域将越来越险恶,所以他在遗嘱中交代:“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海婴日后进的是北大物理系,端的是技术饭碗,他的相对平静安稳的道路,完全是鲁迅预先铺设。

五十年代初,一位可爱的读者投书《人民日报》,问假如鲁迅活着的话,党对他怎么安排?编辑部难以作答,把信转给了当时的文委主任郭沫若。郭沫若答复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适当分配工作。

不必苛责郭沫若,他的答复绝对符合当时的“口径”。这里,我想起最近听到的一则传闻,是对“鲁迅如果活着……肯定……”这一假设所作的聊斋志异式的诠释。传闻说,大概五十年代未,毛泽东去上海。学者、翻译家罗某拜谒毛主席,偶然问起:“鲁迅如果现在活着,会怎么样?”

毛泽东说:“……”关于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一番话,原谅我不再转述。因为传闻毕竟是传闻,当不得真。总之,它的大意是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想了想,又觉得如此结尾,对历史未免不忠,对鲁迅也未免不恭。这是因为,上帝不会让位,历史无法假设,一切已成铁案,万事自有定数。在文学家的笔下,西施无妨客串二十世纪的歌星,项羽尽可成为奥运会的举重冠军。然而,历史不同于文学,文学可以假设,而历史只承认实录。历史的真相曾经是,现在是,永远是:鲁迅死在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所以他是鲁迅;所以他是民族魂;所以举世凝望他那道横眉;所以从三八年起,毛泽东就和鲁迅的著作形影不离。毛泽东对鲁夫子的书可谓情有独钟,延安时期是千方百计找来读,进中南海后是朝夕作伴想起来就读,访问苏联是带了在身边读,晚年老眼昏花,看不清字体了,便让人排了大字线装本来读。七五年治疗眼疾——是否就是躺在手术台上聆听岳飞《满江红》的那一次,我没有考证——因为主治医师叫唐由之,手术刚完,他便情不自禁地吟道:“由之,由之,花开花落两由之。”随即默书了鲁迅《悼杨铨》一诗全文:“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签名后送给唐由之。数月前,我在鲁迅博物馆见到毛泽东手书的复制件,那苍老而颤抖的笔迹,至今想起,还令我的心弦禁不住异样地抽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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