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光盛 冯立冰 别梦婕:中印周边外交比较研究:思想渊源、当代实践及现实碰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9 次 更新时间:2018-07-11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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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光盛   冯立冰   别梦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都谋求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都对各自的“周边”和周边外交予以了高度重视。中印两国互为周边,彼此关系是各自周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缘上各自的“周边”区域有着交叉重叠,两国周边外交在当代的实践及其碰撞或互动,是塑造双边关系及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对中印两国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当代实践和现实碰撞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从周边外交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中印两国的“龙象之争”。


一、中印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

(一)中国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

首先,古代中国与周边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周边外交奉行“五服”和“天下观”等思想。从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末期,东亚的国际体系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内,中国是主导者,周边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在政治关系上承认中国是其宗主国,历史上越南、尼泊尔、朝鲜等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藩属国会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节进献贡品,同时中国也会给予藩属国“厚往薄来”的回馈。

在朝贡体系内,中国奉行着儒家教义中的“五服”等级思想。«荀子.正论»中指出:“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五服”即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处于中心位置的甸服是天子的直辖统治区,其余四服则是封建的诸侯国和蛮夷部落,各服根据其距离之远近对中央的天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义务。另外,朝贡体系还受到古代“天下观”思想的指导。“天下观”就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在朝贡体系内,“天下”由众多独立的政治单元构成,中国就是其中的核心支配者,中国有义务维持“天下”的稳定与繁荣,有责任给予藩属国关怀和保护。虽然“天下观”具有一定的等级色彩和自我中心意识,但它不同于以压迫和掠夺为目标的殖民思想。“天下理论是一种‘化敌为友’的理论,它主张的‘化’是要吸引他人而非征服他人”。“天下观”追求的是“天下大同”,目的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促进自身及其藩属国的共同发展,实现互惠互利,具有包容性和感召力。在“五服”和“天下观”等思想的指导下,朝贡体系追求的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希望将中华文明辐射到周边国家。通过朝贡体系,中国的儒家文化逐渐被传播到了周边国家,并对周边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渐渐地,东亚地区就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在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一个政治独立、紧密联系的和谐世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历届领导层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又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周边外交思想。1953年,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印度总理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初,中国主要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随着西方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中国开始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新主题,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的周边外交也开始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主。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开始居于中国周边外交思想的主导地位。同时,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来应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些边界和领土争端。1984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自此,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的周边外交思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苏联解体等复杂的周边环境,邓小平又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发展和壮大自身。«199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自此,“睦邻友好”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思想。到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国又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思想,强调要“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中国周边外交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国在“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的同时,还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体现了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为周边乃至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由此可知,从建国初期到不断发展壮大,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思想始终指导着中国的周边外交,使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时候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思路,坚持以和平解决争端,以和平促进发展。

最后,在新时期中国将周边外交放在了首要地位,形成了中国周边外交思想。在2013年10月召开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强调周边外交要“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同时还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中国领导人不仅继承了中国前几代领导人的外交智慧,还结合中国发展与世界变化的新形势,对中国周边外交思想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拓展和创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充分表达了中国对待周边国家亲善、诚恳、互惠、包容的态度,它不仅是对以往中国周边外交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吸收和运用,为中国处理周边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中国领导人还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的新理念,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义、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体现了中国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另外,中国领导人还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表明了中国在外交理念中对合作共赢的重视。过去几年,中国领导人在出访周边国家时多次强调“命运共同体”构建。在2014年出访印度尼西亚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要携手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出访非洲时,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了中国与非洲国家是命运紧相连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要通过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2015年出访巴基斯坦时,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时,中国领导人指出要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于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等等。这些都表明,“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体现了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对“命运共同体”的重视以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中国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智慧,呈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以中国领导人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全局把握,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还对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印度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

第一,从地缘政治上看,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塑造了其周边外交思想中的优越感以及矛盾心理。具体来说,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面积约占南亚总面积的75%,人口约为南亚地区人口的75%,北部喜马拉雅山脉将南亚次大陆与北方大国隔离,南部三面环海,形成相对孤立隔绝之势。不仅如此,印度还与所有其他南亚国家接壤或隔海相望,并且其他南亚国家之间互不接壤。地缘上的优势很容易转化成文化上的优势。在历史上,印度的文明和宗教,尤其是佛教,传播到周边地区,在深刻塑造了南亚其他地区文化特质的同时,还远播于东南亚,东传中国、韩国和日本。这些既是印度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纽带,也是让印度引以为豪的文化自信。当然,地缘因素也存在限制,造成印度周边外交中的矛盾心理。南亚地区的中心是广阔的平原,四周是山地。在历史上,南亚地区多次遭受来自骁勇善战的西北游牧民族以及山地民族的入侵、征服乃至统治。另外,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北,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的中国,是印度“移不开的邻国”,这些给印度带来无形的压力。除此之外,南亚地区内部宗教与族群的多样性、民族极端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存在,印巴分治造成的历史裂痕,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时常发生的领土与水资源争端,都成为印度的“心病”,造成了印度周边外交中的自信但不从容、强势却时刻防范的矛盾心态与精神气质。

第二,印度古代外交思想中的“曼陀罗”(Mandala)以及“世界兄弟”(Universal brotherhood)的概念,塑造了印度周边外交中以印度为中心的时空观与世界观。所谓“曼陀罗”,是印度古代宗教思想中关于世界和宇宙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世界是由中心和边界构成的,中心是宇宙力量的源泉,蕴含世界运行的能力与精神动力。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曼陀罗的中心,意味着永恒的轮回与无我状态。而“世界兄弟”——这和中国“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相似之处——的概念,是印度教中界定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概念。印度教种姓制度规定,社会是有等级之分的,人生而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印度人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看法。在最初的“国际观”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等级之分。印度自认为处于宇宙或世界的中心、处在各个等级的顶部。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印度古代形成了中心圈—控制圈—朝贡圈为特征的周边关系。在南亚次大陆上存在不同的曼陀罗中心,在其附近地区形成控制圈,延伸到东南亚地区形成朝贡圈。

第三,英国殖民遗产成为印度当代周边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源头。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时期,英印政府曾经制定了详细的地区安全战略,将南亚次大陆作为印度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阿富汗和Tibet作为防范俄国和中国南下的缓冲地带,把印度洋看成“内湖”。这其中涉及“缓冲国”的概念。英帝国主张通过对重要港口和海上通道的控制,建立缓冲国来隔绝印度与其他主要力量的直接接触,这就包括俄罗斯、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影响。在海洋上,依靠英国皇家海军的威慑力量维护地区安全,集中力量防范来自印度北部的威胁。其中,还涉及“三重边境”的概念。英国派驻印度的寇松总督认为,印度有“三重边境”,包括行政疆界,即首先是印度政府在疆域内充分行使职权的区域;其次是印度声称是其领土但由当地自主管理的区域ꎻ再次是被特定的友好条约束缚,或者对印度政府有义务的独立王国或受保护国,包括亚洲南部临近的独立或半独立的王国。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遗产,其中也包括外交上的战略思维。

第四,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印度当代的周边外交思想.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他的思想中含有一种“道义例外论”。甘地强烈地抨击西方政治制度、西方的科技乃至工业主义和现代文明。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甘地也给予了最辛辣的讥讽,他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与现代文明必将人类引向疯狂,而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印度的文明才是世界“希望之大锚”。甘地思想实际上是将印度文明置于一种世界“道德制高点”的位置,认为印度的精神是高于西方文明的,当世界饱受工业主义和现代文明之苦时,印度的文明将成为思想的指引。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印度在处理国际问题和周边关系的时候,有着明显的道德优越感,时常将自己置身于道德制高点,扮演一种精神领袖的角色。这在印度的不结盟思想、在冷战期间拒绝卷入美苏意识形态斗争而选择一条中立的“第三条道路”上得到充分体现。当然,印度的选择,一方面是为了争取战略主动,在冷战中获得战略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第五,印度的周边外交还受到美国“门罗主义"的影响。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经做出这样的判断,“门罗总统阐述的门罗主义保护美国不被外国侵略将近100年了,现在必须详细说明,亚洲国家采取类似门罗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认为南亚较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和印度有着宗主国与保护国的关系,实际上,英国殖民者也建立起对这些南亚较小国家的有效控制。印度独立后,尼赫鲁、英迪拉.甘地等领导人在承认南亚其他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仿照美国“门罗主义”与这些国家建立一些特殊的安全关系,施加有效控制。印度人认为这么做是为了防范域外大国势力入侵南亚,避免南亚国家卷入冷战意识形态的争夺中,维护不结盟运动。受到美国“门罗主义”的影响,印度在战后有意识地扮演南亚其他国家监护人的角色,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也即经济援助配合武力干涉的方法,再结合传统宗教的影响以及现代教育资源的优势对周边知识精英进行控制,进而实现对周边国家的深刻影响。


二、中印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


(一)中国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

中国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阶段中国的周边外交主要是为了维护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而徘徊在美、苏之间,推行结盟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以来至2013年。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逐渐正常化,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以来。中共十八大之后,周边外交开始居于中国外交战略的首要地位。在中国领导人周边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实施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周边外交新政策。

第一阶段,即1949年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周边外交的萌芽时期。此阶段中国主要是推行结盟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为新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中国采取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结盟,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12月,中国与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先后建立起外交关系,并解决了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界问题。到了60年代,面对美国依旧敌视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矛盾的复杂局面,中国又以“两条线”政策代替了“一边倒”政策,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开始重新回到世界中去,团结老朋友,认识新朋友,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其间中国领导人多次访问亚非等国家,并在全球范围内同欧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建交。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缓和,中国进而开始采取“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团结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美国以及周围的许多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2013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中国开始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目的是维护周边环境的稳定,促进中国不断发展壮大。8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逐渐与老挝、缅甸、印度、蒙古等周边国家实现了邦交正常化。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个新增的周边邻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于1996年4月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一起组建了“上海合作会议”,并在2001年正式演变为“上海合作组织”。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大多数周边国家都形成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周边外交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开启了全方位的外交新征程。

第三阶段,即2013年以来,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兴盛时期。此阶段中国实施了更加奋发有为的周边外交政策,在中国领导人周边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伴随着国际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周边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核心,主张与沿线国家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从而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亚、南亚、西亚和中东欧之间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区域大合作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经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的指导下,已在多个领域和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并同相关国家的经济建设进行对接,例如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韩国欧亚合作倡议以及印尼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等进行了对接。不仅如此,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还提出了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打造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中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重视发展与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同时还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致力于打造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网。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至2016年,中国已与72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13种伙伴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在推动南北合作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南合作的发展,为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印度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

印度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7年独立到冷战结束。这个阶段印度的周边外交主要精力集中在南亚地区,并且呈现较强的“门罗主义”色彩。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014年。冷战结束导致世界格局剧变,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印度不断调整对周边外交的策略。第三阶段是2014年以来。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印度周边外交呈现出巨大的调整,在周边外交领域与辐射范围扩大的同时,开始呈现出系统化的趋势。

第一阶段,即1947年印度独立到冷战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印度的周边外交呈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在理想上,尼赫鲁总理主张印度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而现实是,国家内部贫困与社会问题严重,长时间经济增速保持在3.5%左右。这种外交上的“大国心态”,受到经济与军事实力的限制,造成印度在外交上的实践受到制约。这段时间,印度外交主要针对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也即大国外交;第二个层面是处理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即周边外交实践。印度采取的策略是,在大国之间采取平衡外交的策略,为自己争取战略空间与实惠利益。在周边地区,重点关注南亚地区,强化与北部不丹、尼泊尔的保护国关系,形成与北部大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进行强势的政治干预。

20世纪50年代,印度先后与不丹、锡金、尼泊尔重新确认了保护国关系,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与政治自主,但要求这些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方面受到印度的保护或者说限制,并且在1951~1953年、1960~1962年干预尼泊尔内政,在1975年吞并锡金。印巴发生三次战争,印度在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并帮助孟加拉国建国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71年、1983~1990年,印度又强势干预斯里兰卡内战。然而遗憾的是,印度既没有赢得泰米尔人的信任,又加剧了僧伽罗人对印度的警惕,甚至为拉吉夫.甘地招来杀身之祸,一度导致印斯关系紧张。1988~1989年,印度出动空军控制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成功阻止了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派遣的雇佣兵在马尔代夫制造的紧张局势。这次行动为印度赢得了国际好评,但也引发斯里兰卡的担心,以及其他南亚小国对印度在南亚地区强势行动的担忧。

第二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到2014年期间,是印度周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阶段。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剧变,原本的外交政策明显不适用于新时期。同时,印度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赤字高达1175亿卢比,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外债高达600亿美元,偿债率逼近30%,工业零增长,粮食歉收。在“内忧外患”之下,印度进行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与民主化”为特征的改革。在周边外交上,印度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将过去重视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转变为强调经济利益,并且重视改善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重视发展经济关系。印度政府提出了“睦邻友好,不求回报”的古杰拉尔主义,以改善与南亚周边邻国的关系。古杰拉尔主义有五项原则:第一,印度对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不求回报;第二,任何一个南亚国家不应危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第三,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第四,南亚国家要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第五,南亚国家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90年代,印度周边外交的范围从南亚国家向东西两个方向拓展。拉奥政府启动“东进”战略,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重点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积极配合国内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改革步伐。1992年,印度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1996年,印度正式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2年,印度和东盟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建立印度—东盟“10+1”对话机制;2003年,印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印度与东盟签署«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并建立东盟—印度联合合作委员会;2012年,为纪念印度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印度宣布与东南亚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除此之外,印度积极构建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合作组织,打造服务于其周边外交战略的合作机制。例如1997年6月成立“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2000年印度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共同成立“湄公河—恒河合作计划”(MGC)。

印度“东进”之余,还在2005年启动了“西进”战略。印度有大量的劳工在海湾地区工作,并且印度大幅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西进”战略的提出,主要针对海湾地区和中亚地区,目标是保障能源安全、劳工安全以及维护地区稳定。但是在印度与海湾国家和中亚国家之间,还横亘着巴基斯坦,加之冷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印度西进阻力重重,不像“东进”那么顺利。但是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印度政府努力经营与海湾以及中亚国家的关系。2012年6月,首次“印度—中亚对话”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印度宣布了“连接中亚政策”。2013年6月,第二届“印度—中亚”对话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进一步商讨要建立一个南亚—中亚对话机制。②该对话旨在每年同一个中亚国家的智库、研究机构等组织进行对话讨论,为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一个平台。印度还希望通过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关系。

第三阶段,即2014年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后,对内政外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随着印度经济增长的稳步提高和综合国力的逐渐强大,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异常活跃,印度的周边外交政策也展现出急速“扩张”的趋势,周边外交的范围从近邻逐渐扩展到远邻,周边外交的实践也越发呈现出系统性与战略性。

莫迪政府提出“邻国优先”(NeighbourFirst)口号,进一步改善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门罗主义”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印度的南亚政策,但事实证明“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收效不佳,导致南亚很多国家对印度不满甚至警惕。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积极发展与南亚各国正常的经贸合作关系,这让印度感觉到较大的压力和威胁。在此情况下,莫迪政府“邻国优先”的策略就是要强化南亚区域合作,尤其是加强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也是与中国的竞争。

在东南亚地区,莫迪政府升级“东进”战略,将“向东看”升级为“向东干”。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实际上是明显的战略升级。一方面是东进的范围从东南亚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东亚,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将蒙古国纳入了东进的战略考量。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加大东进力度,积极推动湄公河—印度经济走廊(MIEC),以及印度—缅甸—老挝—越南经济走廊(IMLVEC),并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促进政治安全、人文交流等多领域的全面合作。

莫迪政府还大力加强周边外交的海洋维度,在环印度洋地区加强了外交力度。据统计,印度“95%的对外贸易途经海上,约50%的石油与80%的天然气来自近海,许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商品都要从印度洋上进出口。”2014年11月,印度考古局和喀拉拉邦旅游局联合主办了“印度的文化景观与海上贸易路线”全国会议,是“季风计划”的第一次全国规模大会。此后举行了系列讲座,并且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等。该计划最初就是一个文化和旅游项目,但是莫迪政府很快将其升级为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作为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回应。“季风计划”旨在将南亚次大陆与环印度洋地区打造为区域合作的平台开展经贸、能源、安全等多领域全面合作。除了“季风计划”,印度政府还力推“香料之路”和“棉花之路”计划。这些计划不仅涉及海湾地区国家、中亚国家,还涉及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这意味着印度的周边外交战略开始从近邻延伸到远邻。莫迪政府先后出台了“向北看计划”(Look North Approach)和“亚非增长走廊”的战略部署,2017~2019年印度还将出任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轮值主席国。这些部署展现出印度试图从一个“地区大国”转变为“全球大国”,以及印度借周边外交逐渐参与全球治理的企图和决心。


三、中印周边外交的现实碰撞

从中印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和当代实践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周边外交在角色定位、国家利益以及外交战略方面有着交叠之处,这也导致了中印在周边势必会产生行为碰撞。下文将从比较的视角,剖析中印周边外交的现实碰撞。

(一)角色定位、利益竞争与战略调整

在角色定位方面,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的定位是“准全球大国”,正在实现由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的实质性转变,而周边外交就是为此服务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周边地区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安全的‘生命地带’,周边不稳,中国不稳;周边稳定,中国稳定。周边既是中国安全疆界的延伸,也是中国安全的屏障。”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开始更多地将周边视作窗口和前沿地区,周边在中国外交总布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2013年中央召开了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之后,中国开始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的发展。“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定位主要是:保证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不受侵犯;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发展条件ꎻ促进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ꎻ推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亚太安全的主要支撑枢纽。”

印度在周边外交中的角色定位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即领袖、霸主和积极参与者。所谓“领袖”,是指印度在独立初期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印度积极支持非洲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已独立的亚非国家中,印度则借由“不结盟运动”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所谓“霸主”,是指“南亚霸主”。印度试图继承英印帝国的外交遗产,包括在南亚地区的“大印度联邦”、“印度中心论”的思想,乃至英帝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殖民遗产。印度将南亚地区视为“势力范围”、“自家地盘”、“后院”和“缓冲地带”。在冷战期间,印度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一定时期维持了南亚霸主的地位,然而也遭到了南亚其他国家的反感和抵触。90年代初期,印度出台了睦邻友好的“古杰拉尔主义”,以缓解印度“南亚帝国”的崩塌速度。“积极参与者”,则是指随着印度经济增长的加快,印度不满足做一个地区大国,而是要做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多的作用。印度外交部2015~2016年度的报告中就写道,“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愿意也有能力履行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职责。印度的立场在塑造全球治理,如治理结构、气候变化、多边贸易、网络安全、国际恐怖主义等方面能发挥显著作用。”

中国“准全球大国”的角色定位,以及印度“领袖”、“霸主”与“全球事务积极参与者”的定位,决定了两国在共同毗邻地区存在利益交叠与竞争之处。从保障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完整、保卫国家统一不受侵犯的角度看,中印之间历史遗留的边界与领土争端成为两国之间最大的利益分歧,短期内很难找出让两个国家都满意的方案来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边界问题随时可能成为两国之间摩擦和碰撞的导火索。从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争取有利外部条件的角度来看,中印两国都是崛起中的大国,其发展目标、发展阶段近似必然存在发展资源上的竞争,包括原材料、市场、能源等方面的竞争。中印两国在共同毗邻地区难免产生针对发展资源的竞赛,中国发展与南亚地区的正常经贸联系难免引发印度的警惕与敌意。再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中印均是能源消耗大国并且均为能源进口大国,能源安全也是涉及中印核心利益的竞争点。同中国的“马六甲困局”类似,印度面临着“霍尔木兹困境”。印度对自身“能源生命线”的担忧,加剧了印度对中国周边外交的过度敏感和警惕。从维护周边地区安全的角度看,印度长期自视为南亚乃至印度洋地区的秩序维护者,将中国在该地区的周边外交视为地缘秩序的竞争者。

角色定位与利益竞争催生了中印两国周边外交战略安排的调整。中国从被动变主动,从参与他国提出的多边机制转变为提出一系列自己主导的机制和倡议。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加深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实现中国的战略西进目标ꎻ向东,可以打破美日在东部地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ꎻ向南,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ꎻ向北,与蒙古、俄罗斯巩固友谊。”“一带一路”源于周边、依托周边、造福周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并通过支持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实现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乃至全球大国的责任担当。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充满疑虑和警惕,认为是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印度先后提出“东进”、“西进”、“向北看”、“季风计划”、“亚非增长走廊”等计划,制衡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2017年5月14日,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众多国家元首和高级领导人参会,印度是唯一没有派官方代表出席会议的周边国家。不仅如此,印度外交部还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透明,给周边国家带来债务负担。

近年来,印度还逐渐放弃了长期坚持的“不结盟”立场,逐步加强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大有构建“印太联盟”制衡中国之势。2016年,莫迪缺席了不结盟运动峰会,释放出一个信号,即印度正逐渐放弃其战略中立的立场。莫迪访问美国期间,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美国表示将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和“印太经济走廊计划”,促进印度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以及商品、能源的流动。莫迪表示愿意加快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南亚与东南亚、中亚的经济联通与互动。美印还相继签订了«后勤交换协定备忘录»、«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联合战略愿景»,标志着两国不仅要加强经贸合作,而且重视安全与防务合作。与此同时,印日关系也逐渐升温。2016年,莫迪访问日本,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了“印日自由走廊”倡议。2017年8月,美国公布“新南亚政策”,重点强调了印美战略伙伴关系。10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将成为美国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支点国家。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炉,其中多处强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与俄罗斯一样代表着与美国相对立的价值观,而未来“印太地区”将成为自由与压制这两种不同价值观与世界秩序之间地缘斗争的焦点。在此地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合作将形成对中国影响的重要防御。

(二)中印在周边地区的行为碰撞

基于周边外交角色定位、利益竞争与战略调整,中印在周边地区势必存在行为碰撞。在历史上,中印周边外交曾经有过不少友好合作的“闪光点”和“蜜月期”。例如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结盟”概念。1955年万隆会议上,印度、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共同倡导了“不结盟”的主张,表示第三世界国家不应卷入美苏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竞赛和军事对抗。在不结盟运动中,中印两国有着共同的主张、良好的互动与配合,成为中印在周边地区合作的少数“闪光点”之一。遗憾的是,频频出现的摩擦和碰撞,成为中印两国友好的绊脚石,并对中印周边地区的安全和繁荣造成威胁。

第一,边界冲突和摩擦始终是中印周边的潜在隐患。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一度造成了中印关系陷入长期的低迷。直到近二十年,随着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发展,中印关系的低迷状态才有所缓和。但两国的边境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两国也时常因边界问题发生摩擦。2009年以来,印度舆论大肆炒作“中国侵入印度边境”、“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有驻军”等子虚乌有的议题。不仅如此,印度还在印方一侧边境增强军事部署。2017年6~8月,中印关系再次因为“洞朗对峙”陷入了停滞乃至后退。“洞朗对峙”的实质仍然是边界问题。根据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洞朗地区完全属于中方一侧,但印度否认吉姆马珍雪山作为分水岭,而是根据英国人的逻辑在1907年和1912年的地图中单方面将边界线标为支莫挚山以北6公里的巴塘拉。此番进入洞朗地区,印度还打着不丹的幌子,声称是应不丹要求而进入争议地区,而不丹对此是否认的。这次“洞朗事件”是印度政府在莫迪出访美国前夕主动将印方越界的行为告知媒体,有意识地渲染边界问题,有拉拢和联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一旦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合作出现重要进展就不排除印度可能重新借边界问题制造新的摩擦。而中国和平处理争端的行为和方式却恰恰彰显了“中国的超凡定力、坚定立场、军事实力、外交努力、舆论影响力以及中国所拥有的大国胸怀和超大格局”。

第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乏力,制约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旨在深化四国间的贸易往来,促进四国的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对中国而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有利于提高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加强西南同南亚及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同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还有助于四国加强道路互联互通、推动产能合作、促进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尤其对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开放有促进作用。可是相较于缅甸和孟加拉国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高度支持,印度却不甚积极。印度政府虽然一直宣称要加强其东北部地区的开放和改变这一地区的封闭落后状况,却一直有意识地阻止东北部地区的开放进程,尤其防范中国介入印度东北部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印度积极推动南亚次大陆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协议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目的是在排除中国影响的前提下发展同孟加拉国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

第三,印度在抗议中巴经济走廊的同时积极打造联通中亚的战略新通道。中巴经济走廊起于喀什,终于巴基斯坦瓜德尔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中国倡议建立中巴经济走廊主要是为了强化中巴两国在海洋、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互联互通,促进共同发展。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而中国和巴基斯坦又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印度对中巴之间的外交往来与合作十分敏感,经常对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抱以猜疑,甚至将中巴之间正常的战略互动误读为针对印度的行为。印度宣称中巴经济走廊经过有争议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强烈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瓜德尔港的建设,以及长期以来印巴的紧张关系,让印度对自己的“能源生命线”忧心忡忡。

在此情况下,印度积极推动伊朗位于阿曼湾、在瓜德尔和霍尔木兹海峡之间的恰赫巴哈尔港口翻新计划。印度还与伊朗签署从印度洋经过阿富汗、中亚五国、俄罗斯到达里海的“南北交通走廊计划”。此外,印度还援建从恰赫巴哈尔到阿富汗西部城市扎兰季的高速公路与铁路。近期,印度进一步推动与伊朗、阿塞拜疆、俄罗斯共同提出的“第二苏伊士运河计划”,建立从南亚、中亚、高加索至俄罗斯和欧洲的海陆联运走廊,打通绕过巴基斯坦联通中亚和欧洲的战略新通道。

第四,印度洋将成为中印周边外交行为碰撞的关键区域。印度洋地区海域广阔、资源丰富、航道繁忙、情势复杂,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运输、过半的集装箱运输都经过印度洋,印度洋也是中国与欧美、中东、非洲、拉美的主要海上贸易航线,“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航线”是中国海上贸易航线的咽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生命线”。不仅如此,印度洋还是中国突破美国太平洋岛链、解决马六甲困局的重要通道。因此,印度洋事关中国的能源和海上通道安全,具有关乎中国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战略意义。一方面,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经由瓜德尔港、卡拉奇港入海,向西印度洋波斯湾推进。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向东印度洋孟加拉湾推进,与缅甸的皎漂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等构建合作。在海洋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向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非洲海岸进发。

而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的核心国家,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对印度洋持有强烈的主人意识和排他意识。印度很多战略思想家都谋求将印度洋打造成“印度之洋”。因此,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外交战略十分敏感,认为中国对其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造成威胁。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的行为疑心重重,认为中国并非印度洋地区的“合法”角色,其“一带一路”将触角延伸到印度洋是旨在包围南亚次大陆,以便将印度永久地围困在南亚地区。近年来,印度不断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联系,谋划“印日自由走廊”和“印太战略”试图在印度洋上阻击中国的影响。中印的竞争,加之域外大国的参与,将会使印度洋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加剧中印之间的地缘秩序之争。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周边外交视角下“龙象之争”的一些比较结论。从以下五个层面看,中印周边外交存在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第一,中印在周边外交中的自我定位之比较。中印两国的周边外交都以自我为中心,自身是整个周边地区的中心,别国(包括中印彼此)都是周边。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五服”、“天下观”,还是印度古代外交思想中“曼陀罗”、“世界兄弟”的思想,无不体现了这种“自我中心”的定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的“睦邻、安邻、富邻”与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承了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大国责任”。在这一点上,印度也有类似之处,但又不完全一样。独立后的印度给自己的定位是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在周边外交上试图继承英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大印度联邦”乃至在印度洋地区的殖民遗产。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以自我为中心的周边外交定位未曾改变。但与中国相比,印度与周边的关系尤其是与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强调“印度中心”,更多是将周边看作“势力范围”、“自家后院”和“缓冲地带”,相对来说对周边国家的“大国责任”体现不明显。

第二,中印在周边外交中对彼此界定的比较。印度在周边外交中对中国的界定是“竞争对手”与“战略威胁”。从前文分析可知,中印在共同毗邻地区存在利益交叠,两国之间在边界与领土争端、发展资源的竞争、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秩序等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在此情况下,印度将中国视为竞争性的意识形态与战略力量,始终提防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的警惕态度,将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外交行为视为对印度的“珍珠链”战略包围,将中巴经济走廊视为对其领土和能源安全的威胁,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外交战略十分敏感。可以看到,印度的周边外交往往有制衡中国的意味,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尽可能牵制中国,甚至利用边界争议制造冲突来对抗中国。这种将中国视为对手和威胁的做法是狭隘的,限制了印度的周边外交。相比之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有着更长远的视野和更宏大的目标。对于周边,中国没有把眼光局限在邻国地区,中国有着“大周边”的战略视野。当印度还在想方设法与中国争夺地区大国地位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逐渐实现由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的转型。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如果中国低估印度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足够重视并认真对待这个周边竞争对手,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三,中印在处理周边外交中主次关系上的比较。中印周边外交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两国都将周边大致划分为“圈层周边”与变动的“重点周边”。传统上,中印两国都大致以对“中心”的远近亲疏和文化认同来区别看待周边,但“周边”里的各国对于“中心国”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两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支撑点”就是“重点周边”,而且这个“重点周边”是会根据实际需要而做出调整的,这也为两国的周边外交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目前而言,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可以预见,中国周边外交将继续巩固和强化在东北亚与东南亚这两个重点外交方向上的传统优势,继续维护在中亚这一“战略侧翼”的稳定关系,同时在陆、海两个方向上进一步拓展外交空间。印度方面虽然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周边外交计划,但印度周边外交的重点始终都是南亚地区,其向东、向西、向北、向海的战略拓展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其在南亚地区的战略空间。印度周边外交的次重点在东南亚地区,这是印度的“近周边”,也是印度试图与中国较量也具备一定较量能力的重要区域。未来,印度可能会在向西和向海方向有较大动作,这两个方向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印度周边外交的新增长点,主要目的仍然是牵制和平衡中国“威胁”。通过比较可见,未来中印两国周边外交最有可能发生交锋和碰撞的区域是东南亚和南亚区域,并有可能在海上发生更多的利益碰撞。

第四,中印在周边外交中的投入方式与收益形式的比较。中印两国在周边外交中所占有的资源与优势不同,对周边外交效果的预期亦不同,因此两国在周边外交中的投入方式与收益形式存在较大差距。从国家实力、经济水平与调动资源的能力上看,印度明显落后于中国。近年来,虽然印度经济发展势头较为强劲,但是与中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不仅如此,印度缓慢的行政效率不仅限制了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国际合作方面也限制了印度调动资源、落实项目的行动力。这些导致了印度在对外投资和援助力度上明显和中国不在一个重量级别上,很多计划和项目落实起来非常缓慢。这导致了印度在周边外交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以两国对湄公河地区的投入为例,中国不仅投入高,还设立了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并且把各项承诺都落到实处。相比之下,印度的“湄公河—恒河合作计划”由于资金匮乏等原因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而“湄公河—印度经济走廊”还未见有实际动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在周边外交上完全没有竞争力。事实上,印度在周边外交中除了对外投资和援助以外,还擅长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手段和工具,其投入方式往往很灵活,而且通常成本较低,例如文化外交、技术培训和能力建设、信息技术支撑的网络合作平台、远程教育、医药合作等。并且,印度在东南亚等地区的外交预期也与中国不同。印度更多期望的不是经济收益,而是政治和外交形式的收益,打下“群众基础”,为其下一步的外交奠基,并且起到平衡中国影响力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印度在周边外交中,通过较为低廉的投入方式,获取了既定的收益,也是周边外交的成功。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借鉴学习。未来,中国需要在软实力外交和人文交流方面给予更多关注。在对外宣传和对外合作过程中,更多关注方式、方法和策略,尽可能减少周边国家(包括印度)对中国的误解、误判和警惕,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第五,中印在处理周边与大国关系上的比较。中印两国的周边外交同时具有明显的“大国目标导向”的特点。对中印来说,周边名义上的“首要性”和现实中的“从属性”同时并存。虽然中国提出“周边是首要”,印度声称“邻国优先”,但事实上两国都一直在试图艰难地维持周边外交与周边之外的全球强国双边关系之间的微妙关系。到目前为止,很少看到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是接壤的“比邻周边”。对于中国而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这一句话所体现的玄妙之处并非一般人——包括中国人在内——可以充分理解的。“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主要是说周边是防御性的缓冲地带,同时也是超越于周边之外、寻求成为全球大国的前沿和跳板。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直抱有“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的印度也持有惊人相似的基本逻辑。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假如出现周边尤其是局部周边的关系与各自的大国战略和大国关系相矛盾或冲突时,两国更倾向于让前者服从于后者。也就是说,周边始终是全球格局和全球视野下的周边,都是从属于两国的全球战略和行动的,都服务于各自的大国战略。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和规律。有一点不同的是,印度开展大国外交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底线,即不允许大国力量过度干涉南亚事务。冷战时期,印度在处理大国关系时秉承“不结盟”的原则,避免了美苏力量过度干预南亚事务,与此同时,奉行“门罗主义”并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确立了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当前,面对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印度急于拉拢和借助美国与日本等其他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来试图制衡中国。例如,近来印度积极谋划与美日澳等国组建“印太联盟”,以及2018年1月印度高调邀请东盟10国领导人参加印度—东盟峰会,并罕见地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参加印度“共和国日”活动。但是,印度对待美国的态度是谨慎的,因为美国对于印度来说既可以是“保护者”,也可以是“威胁者”。一旦触及南亚地区这个“底线”,印度将以周边外交为重。相较而言,中国在周边事务上看不到中国版“门罗主义”的明显特征,甚至是“门户开放”的。这说明,在周边外交上,中国遇到的困难可能要大于印度,或者说国际社会对印度更为宽松。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就是印度外交的成功之处。但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更为强调“以我为主”,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去经营周边和塑造周边,并反过来牵制和平衡与周边之外大国的关系。如果要比较中印两国周边外交的实际效果,当前国际社会更多的看法可能是认为中国已经占得先机,但其未来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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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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