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光盛 冯立冰 别梦婕:中印周边外交比较研究:思想渊源、当代实践及现实碰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 次 更新时间:2018-07-11 2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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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光盛   冯立冰   别梦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都谋求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都对各自的“周边”和周边外交予以了高度重视。中印两国互为周边,彼此关系是各自周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缘上各自的“周边”区域有着交叉重叠,两国周边外交在当代的实践及其碰撞或互动,是塑造双边关系及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对中印两国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当代实践和现实碰撞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从周边外交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中印两国的“龙象之争”。

  

   一、中印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

  

   (一)中国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

   首先,古代中国与周边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周边外交奉行“五服”和“天下观”等思想。从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末期,东亚的国际体系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内,中国是主导者,周边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在政治关系上承认中国是其宗主国,历史上越南、尼泊尔、朝鲜等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藩属国会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节进献贡品,同时中国也会给予藩属国“厚往薄来”的回馈。

   在朝贡体系内,中国奉行着儒家教义中的“五服”等级思想。«荀子.正论»中指出:“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五服”即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处于中心位置的甸服是天子的直辖统治区,其余四服则是封建的诸侯国和蛮夷部落,各服根据其距离之远近对中央的天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义务。另外,朝贡体系还受到古代“天下观”思想的指导。“天下观”就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在朝贡体系内,“天下”由众多独立的政治单元构成,中国就是其中的核心支配者,中国有义务维持“天下”的稳定与繁荣,有责任给予藩属国关怀和保护。虽然“天下观”具有一定的等级色彩和自我中心意识,但它不同于以压迫和掠夺为目标的殖民思想。“天下理论是一种‘化敌为友’的理论,它主张的‘化’是要吸引他人而非征服他人”。“天下观”追求的是“天下大同”,目的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促进自身及其藩属国的共同发展,实现互惠互利,具有包容性和感召力。在“五服”和“天下观”等思想的指导下,朝贡体系追求的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希望将中华文明辐射到周边国家。通过朝贡体系,中国的儒家文化逐渐被传播到了周边国家,并对周边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渐渐地,东亚地区就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在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一个政治独立、紧密联系的和谐世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历届领导层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又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周边外交思想。1953年,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印度总理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初,中国主要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随着西方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中国开始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新主题,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的周边外交也开始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主。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开始居于中国周边外交思想的主导地位。同时,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来应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些边界和领土争端。1984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自此,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的周边外交思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苏联解体等复杂的周边环境,邓小平又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发展和壮大自身。«199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自此,“睦邻友好”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思想。到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国又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思想,强调要“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中国周边外交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国在“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的同时,还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体现了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为周边乃至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由此可知,从建国初期到不断发展壮大,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思想始终指导着中国的周边外交,使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时候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思路,坚持以和平解决争端,以和平促进发展。

   最后,在新时期中国将周边外交放在了首要地位,形成了中国周边外交思想。在2013年10月召开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强调周边外交要“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同时还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中国领导人不仅继承了中国前几代领导人的外交智慧,还结合中国发展与世界变化的新形势,对中国周边外交思想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拓展和创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充分表达了中国对待周边国家亲善、诚恳、互惠、包容的态度,它不仅是对以往中国周边外交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吸收和运用,为中国处理周边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中国领导人还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的新理念,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义、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体现了中国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另外,中国领导人还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表明了中国在外交理念中对合作共赢的重视。过去几年,中国领导人在出访周边国家时多次强调“命运共同体”构建。在2014年出访印度尼西亚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要携手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出访非洲时,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了中国与非洲国家是命运紧相连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要通过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2015年出访巴基斯坦时,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时,中国领导人指出要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于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等等。这些都表明,“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体现了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对“命运共同体”的重视以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中国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智慧,呈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以中国领导人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全局把握,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还对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印度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

   第一,从地缘政治上看,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塑造了其周边外交思想中的优越感以及矛盾心理。具体来说,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面积约占南亚总面积的75%,人口约为南亚地区人口的75%,北部喜马拉雅山脉将南亚次大陆与北方大国隔离,南部三面环海,形成相对孤立隔绝之势。不仅如此,印度还与所有其他南亚国家接壤或隔海相望,并且其他南亚国家之间互不接壤。地缘上的优势很容易转化成文化上的优势。在历史上,印度的文明和宗教,尤其是佛教,传播到周边地区,在深刻塑造了南亚其他地区文化特质的同时,还远播于东南亚,东传中国、韩国和日本。这些既是印度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纽带,也是让印度引以为豪的文化自信。当然,地缘因素也存在限制,造成印度周边外交中的矛盾心理。南亚地区的中心是广阔的平原,四周是山地。在历史上,南亚地区多次遭受来自骁勇善战的西北游牧民族以及山地民族的入侵、征服乃至统治。另外,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北,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的中国,是印度“移不开的邻国”,这些给印度带来无形的压力。除此之外,南亚地区内部宗教与族群的多样性、民族极端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存在,印巴分治造成的历史裂痕,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时常发生的领土与水资源争端,都成为印度的“心病”,造成了印度周边外交中的自信但不从容、强势却时刻防范的矛盾心态与精神气质。

   第二,印度古代外交思想中的“曼陀罗”(Mandala)以及“世界兄弟”(Universal brotherhood)的概念,塑造了印度周边外交中以印度为中心的时空观与世界观。所谓“曼陀罗”,是印度古代宗教思想中关于世界和宇宙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世界是由中心和边界构成的,中心是宇宙力量的源泉,蕴含世界运行的能力与精神动力。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曼陀罗的中心,意味着永恒的轮回与无我状态。而“世界兄弟”——这和中国“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相似之处——的概念,是印度教中界定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概念。印度教种姓制度规定,社会是有等级之分的,人生而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印度人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看法。在最初的“国际观”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等级之分。印度自认为处于宇宙或世界的中心、处在各个等级的顶部。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印度古代形成了中心圈—控制圈—朝贡圈为特征的周边关系。在南亚次大陆上存在不同的曼陀罗中心,在其附近地区形成控制圈,延伸到东南亚地区形成朝贡圈。

   第三,英国殖民遗产成为印度当代周边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源头。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时期,英印政府曾经制定了详细的地区安全战略,将南亚次大陆作为印度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阿富汗和Tibet作为防范俄国和中国南下的缓冲地带,把印度洋看成“内湖”。这其中涉及“缓冲国”的概念。英帝国主张通过对重要港口和海上通道的控制,建立缓冲国来隔绝印度与其他主要力量的直接接触,这就包括俄罗斯、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影响。在海洋上,依靠英国皇家海军的威慑力量维护地区安全,集中力量防范来自印度北部的威胁。其中,还涉及“三重边境”的概念。英国派驻印度的寇松总督认为,印度有“三重边境”,包括行政疆界,即首先是印度政府在疆域内充分行使职权的区域;其次是印度声称是其领土但由当地自主管理的区域ꎻ再次是被特定的友好条约束缚,或者对印度政府有义务的独立王国或受保护国,包括亚洲南部临近的独立或半独立的王国。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遗产,其中也包括外交上的战略思维。

第四,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印度当代的周边外交思想.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他的思想中含有一种“道义例外论”。甘地强烈地抨击西方政治制度、西方的科技乃至工业主义和现代文明。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甘地也给予了最辛辣的讥讽,他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与现代文明必将人类引向疯狂,而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印度的文明才是世界“希望之大锚”。甘地思想实际上是将印度文明置于一种世界“道德制高点”的位置,认为印度的精神是高于西方文明的,当世界饱受工业主义和现代文明之苦时,印度的文明将成为思想的指引。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印度在处理国际问题和周边关系的时候,有着明显的道德优越感,时常将自己置身于道德制高点,扮演一种精神领袖的角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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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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