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6 次 更新时间:2009-10-28 04: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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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  

  

   编者按

  

   2007年5月,沟口雄三先生应《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之邀,在“台社”作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演讲。“台社”将此次演讲的内容刊发于2007年9月出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7期上,同时配发了贺照田、杨贞德和钟月岑三位学者的回应文字。本刊此次发表的沟口雄三先生的“辛亥革命新论”一文是他从台湾回东京之后根据在“台社”的演讲内容重新撰写而成的,并由东京大学林少阳先生译成中文首次发表。征得“台社”同意,本刊同时发表了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三篇回应文章。

   [内容提要]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鼓吹“乡治”,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地方公论”产物的“乡里空间”范围,并由县延伸至省一级,直接促进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独立,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获得成功这一独特形态。这种视角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坐标,可以使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更全面的把握。

  

   Abstract: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 group of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Huang Zongxi promulgated the idea of “village autonomy”. As a result, “the space of village autonomy”, which was formed by “local public opinions”, was greatly expanded, extending from the county level to that of the province. The autonomy of “provincial power” began to assert itself, and this finally led to the widespread attempt and success of provincial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前言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导致第四次变化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历史特质在于如下几点:(1)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2)其形态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态;(3)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4)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下面将谈及的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简称“一省之力”{1}),等。这一无中央的革命,视其角度,其形态似为一场无国家的革命。因此,在国际社会纷纷谋求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大环境中,其革命的形态,只能被视为亡国的混沌之兆。二千年来王朝体制终结,此乃中国历史的空前大事件,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视其若朽木之终,自然之势而已。因此,其历史意义不仅未被同时代人所关注,亦被后人所轻视。观之于现代日、中历史教科书,这一点了然所见。这一类教科书大都枚举农民暴动之频发、官僚之腐败、财政之窘迫、军队之弛缓等,视诸如此类事例为清朝“衰落”之因,而不察此类事例实频见于所有王朝的终结之时。这些教科书都未能注意到,代之这一“衰落”王朝而起的,恰是以各省独立的形态实现辛亥革命的各省的“一省之力”。

   所谓各省独立,乃拜成熟达至独立的“一省之力”之所赐。姑且先交代本文结论的话,十六、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乡里空间”{2}乃是“地方公论”展开的空间,其规模由明末的县一级扩充至清末的省的范围。“一省之力”成熟的轨迹,显见于这一地方力量扩大、充实的过程。然而,这一传统的轨迹却被“现代化”史观或“革命”史观所遮蔽,因而被隐而不见。非但如此,现代化史观以建立中央集权制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化课题,若以此观之,辛亥革命只能是现代化之反动。若从1920年代以降的反封建、反殖民地之革命课题观之,辛亥革命与1949年的建国革命相比,则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

   职是之故,辛亥革命被视为一次迷失方向、逆而为之的混沌,建国革命则被视为以成就民族国家为目的的“由起点至目的地”的构图。或者辛亥革命被视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与后者相配套的观点,则是视建国革命为反封建反殖民地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由浅而深”的构图,乃是以往广为通用的视点。

   但是,辛亥革命与建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本非只是依据革命的浅深程度所划分的阶段性关系,亦非视两者为起点与目的的单向排列关系。两个革命,若坦然视之为由旧体制崩溃至新体制建立(scrap and build)的连续性现象,则可以视这两个革命在运动方向性上虽处于(分权与集权的)相反关系,但这一对革命却又被因果地(以破坏后重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若从现象的角度看,则是将暂时令中央解体的分权势力再度集结起来,进而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因而是一场过程曲折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时,并无预定某一取清朝而代之的新体制(如前所述,并非是以某一新体制为目标,而只是令其解体,这是辛亥革命的特质之一)。其时的可能性可谓多种多样: 或以新的王朝体制取而代之,或建立新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或各省联合的联邦制共和国,或军阀之割据分裂,或列强之瓜分统治,或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作为理论可能性,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但是,以今日之视点事后观之,中国之历史大势是38年后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不过两场革命之间是“瓦解与重建”这一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两者接合了某种既排斥又继承、既断绝又连续之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革命是受辛亥革命的历史性格所规定的。无论如何,两个革命的关系中所潜在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问题,大概都可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封建•郡县”问题而被讨论。

   尽管如此,从1911年的解体至1949年的再统一为止,38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认为,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恰恰证明这一动荡的确处身于历史的重大转换期之中。如唐宋转型(内藤湖南所说的由贵族社会往平民社会的转换)过程中,五代的分裂割据长达53年之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与建国革命,是一个以千年为单位的大转换,其变革之烈,堪与秦汉帝国成立以来的唐宋变革期相提并论(日本之所以侵略得逞,正因为是乘大变革之混乱)。下面笔者将依据此观点考察清末民初之剧变。

  

   一、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

  

   我们先来讨论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中国史习惯上在时间划分上将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时间称为“近现代”,之后至现在则称为“现代”。这一视鸦片战争之后为“近现代”的历史划分,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封建社会论争”,这一论争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正式划分法。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至今仍沿用此体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界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慢慢接受了这一划分法。因此,谈起中国近现代史,大家便会心照不宣地意指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

   不过,日本战前的东亚史教科书则根据传教士到来等史实,将十六~十七世纪以降划为西学或西力东渐时期。现在的世界史教科书继承了现代欧洲形成这一划分视点,鸦片战争作为一部分,被包含在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现代性(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整体性构图之中。同样一个鸦片战争,在中国却是近现代之开始。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亦即是说,就算依据鸦片战争或近代视角坐标,它也有着两面:一面是以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为革命方针意义上的革命史观,另一面则是偏重于质疑欧洲近代文明之亚洲东扩意义上的文明史观。观之于中国近现代研究的现状,虽然这两面带来了方法论上不小的差异,但两者在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帝国主义)东扩为亚洲历史转机的主要或最大要因这一点上,却又是一致的。

   鸦片战争所象征的十九世纪东亚的东西文明接触,与以前的接触迥然有异。首先,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为谋求市场而不惜行使武力。它也作为帝国主义现代性,为殖民地统治而强迫对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结构性变革。职是之故,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之开始,于中国而言,它意味着这一历史划分基于对自有文明存亡危机的自觉之上。诚然,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如下的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崩坏与英国直接的殖民地统治(1858年),英国吞并缅甸(1886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成立(1887年),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1898年),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兰殖民地(1904),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亲身目睹了这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在1920~30年代,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些事件无非警示着自身生死存亡的危机。

   因为中华文明圈历史悠久,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尤为强烈。民族自尊心愈强,其危机感愈烈。由后而反顾,亦即以现代的眼光回望,当时他们对“危机”明显是过度的反应。他们中的大部分矫枉过正,视中国文化为劣等,否薄自身的历史。所以,今人并不可将其时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认识和现实认识原封不动地等同于对客观事实的说明。这一做法明显有着主观的偏差。

   比如陈独秀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一切伦理、道德、政治、社会之所向往,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无以异焉。……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3}云云。如其所示,这里的“东洋”亦即中国,它被认为仍停留于“半开化”的“封建时代”这一历史段阶。所谓“半开化”,也就是将中国定位于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其所处历史阶段与欧洲相比整整滞后半个阶段。

   他们大多并非客观观察中国的历史过程,而是视欧洲的历史过程为楷模,然后将中国削足适履地按这一模式进行解释,最后根据这一解释设定民族的课题。如前所述,鸦片战争视角坐标或近现代视角坐标产生于中国,乃拜马克思主义者的封建社会论争所赐。他们所憧憬的,是欧洲现代性形成这一绚丽多彩的历史图景。这一历史图景通常是这样被叙述的:欧洲现代性形成所依靠的,是否定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市民革命等现代性大事件孕育于中世纪、于反抗中世纪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此意义上,这一现代性叙事是一出包含后现代思潮并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不折不扣的系列连续剧。

   然而,将这一欧洲独特的故事置于中国的场景中进行观察的话,首先,在制度上中国本来便不存在教会统治体系和封建领主制,所以,中国本来便没有一个脱胎于反叛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产业革命或市民革命──总之,它没有一个作为历史内核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似是而非的假性存在。因此,只要视欧洲为基准,便只能得出中国没有所谓“现代(性)”的单色调而不无片面的结论。

对于1920~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历史认识的障碍在于中国历史中并不存在封建领主制的中世纪。相反,被视为欧洲古代之象征的帝制统治体制,却自秦汉帝国成立以来,绵延不断长达二千余年之久。以欧洲模式为准却彰显了这一历史类型本身巨大的差异,亦即中国并无抗争的中世纪,因而也就不存在这一抗争创造物的现代(性)。结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提出了一个假说,设定了周秦以来达三千年之久的王朝与地主主宰的封建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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