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改革开放与中国比较法学的成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18-08-23 23: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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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中国比较法学在过去四十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回顾过去,有助于总结经验,迎接未来的挑战。中国比较法学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在世界进入第二轴心文明时代和新科技革命时代,对新的世界局势和科技挑战,做出积极的回应。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各个行业和学科开始举行一些纪念和庆祝活动。值此之际,中国比较法学回顾过去的发展经历,总结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助于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和主要任务,正确地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从而为中国法学和法治的发展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一、中国比较法的四十年和三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法学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重新开眼看世界”的比较法学(1978—1992)

   近代史上,闭关自守的中国突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历了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重挫之后,被迫“开眼看世界”,并从比较的视角反思自己的固有传统,审视西方世界。许多志士仁人突然发现,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固有传统,竟然存在某些缺陷,而曾经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在器物、制度和观念上,却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于是中国便发生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

   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国际上的冷战格局和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新中国又一度进入了比较封闭的时期,到“文革”时期达到极端的程度。“文革”结束后,中国再次“开眼看世界”,法学界急切于了解国外法治和法学的发展状况。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比较法学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比较法学领域最重要的发展标志,可以概括为“三三四”。第一个“三”是三份期刊,即《法学译丛》《中外法学》和《比较法研究》。它们是当时比较法学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了解域外法治和法学的重要窗口。第二个“三”是三位代表人物,即潘汉典、沈宗灵和龚祥瑞先生。潘先生主持《法学译丛》并以深厚的比较法学识和开阔的视野,亲自选择并翻译了许多重要的比较法文章和著作,把国外的比较法学的前沿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法学界; 沈先生的《比较法总论》 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比较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对于青年学者和学生的比较法学志趣,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龚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新材料,所撰著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一书,令人耳目一新。“三三四”中的“四”是指四部重要著作,即除了上述所提及的两部比较学专著,还有两部重要译著,一部是勒内?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 另一部是茨威格特和克茨的《比较法总论》。 通过这几位学者及其他学者的努力,20世纪后期世界西方重要的比较法学著作,得以相继介绍到国内。通过这些著作,国内法学界不仅了解到20世纪后期西方乃至世界比较法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重要特征,而且了解到世界主要法系的变化。 其中龚先生的著作,成为这个阶段部门法比较的先驱著作。他以广阔的比较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知识,阐释了西方国家宪法和行政法发展,使国内法学界了解了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时代行政权的膨胀及其行政法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二)学以致用的比较法学(1993—2008)

   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适应“入世”需要,中国开始改革经济体制和推进民主政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比较法学努力引进国外的法治经验和法学理论,为中国法治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个阶段比较法学的主要成果在形式上趋于多样化,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是比较法学期刊、多种丛书和具有特色的学术专著。

   第一个阶段的三份重要比较法学期刊, 继续出版,质量不断提高。比较法学丛书主要有《外国法律文库》《美国法律文库》《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西方法哲学文库》《宪法比较研究文集》(1-3)、《宪政译丛》和《比较法学丛书》等。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比较法学专著,范围涉及中西法律文化和制度的比较, 大陆法与英美法比较,以及伊斯兰法 和非洲法 等。在这个阶段,中国比较法学重要成果的主要特点是:(1)研究的范围得到扩展,不仅限于主要法系,还涉及伊斯兰法和非洲法;(2)深度明显增加,除了一般介绍,许多比较法学成果强化了分析和批判;(3)比较法研究开始适应国内法治发展和“入世”的需要,特别关注并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人权发展、司法改革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4)比较法学在继续译介国外著作的同时,逐渐转向译介与研究并重,例如在《比较法学丛书》已经出版的29部中,有12部是国内学者撰写的比较法学专著。在这个阶段,比较法学在中外比较研究领域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中国法学和法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致力于融合与超越的比较法学(2008—至今)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造成了重创,而且对整个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冷战时期的阴影依旧盘桓,有时回光返照,但福山关于“历史终结” 的预言,却开始以一种吊诡的方式得以兑现。与此同时,亨廷顿“文明冲突” 的危言,也在某种程度上一语成谶。此后,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开始采取收缩政策,从全球化的领头羊,逐渐变为全球化的绊脚石,从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变为自由贸易的拦路虎。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急剧分化,要么受到“福利国家”模式的拖累,债台高筑;要么迎合民粹主义的街舞,试图返归民族国家的旧路。与此同时,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的一支新型力量,在世界经济发展、政治交往和文化对话等方面,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在这个阶段,中国比较法学的特点是,一方面积极进行不同法系和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深度比较研究,冷静地探索中国法治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开始主动参与和推动不同法律文明和法律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努力推进不同法律文明和法律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和互相借鉴。这个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何勤华教授主持的《法律文明史》系列丛书,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全球化研究中心主编的《法律全球化丛书》,以及中国围绕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对非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

  

   二、比较法学的成绩与不足

  

   (一)比较法学的成绩

   四十年来,中国比较法学作为中国法学的一部分,并与其他法学领域一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

   第一,中国比较法学研究推出了一批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为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和智力资源,有助于中国在法治发展中借鉴国外的法律经验,汲取人类的法律智慧,改进自己的法律制度,并探索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道路。

   第二,中国比较法学作为中国法学的组成部分,通过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成为中国法学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开阔了中国法学的国际视野和全球视野。比较法学不仅拓展了中国法学的知识视域、研究方法和理论深度,而且推动了中国法学研究的反思,发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不断改进法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

   第三,中国比较法学在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自20世纪90年代成立以来,在沈宗灵、江平和刘兆兴会长的领导下,除了举办年会,还组织了各种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年刊《比较法在中国》和《中国比较法学》。与此同时,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建立起比较法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出版了比较法学专业期刊、集刊,并设立了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中国比较法学培养了大批比较法领域的人才。在这个方面,比较法学研究人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比较法研究的布局越来越合理,研究对象覆盖的领域也来越广。中国比较法学界除了重视西方法律的研究,也开始重视日本法、伊斯兰法、非洲法以及印度法等非西方法律。在西方法律中,分工日益精细,出现了罗马法、德国法、英国法、美国法和法国法等专题或国别法专家。其次,比较法学有助于跨学科研究,如比较法学与法理学相结合,比较法研究与部门法学相结合,比较法学与法律史学相结合,比较法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文学等相结合。令人高兴的是,一批青年比较法学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以70后和80后为骨干,年富力强,思维敏锐,基础理论深厚,专业知识扎实,精通一种或数种外语,大都有国外留学的背景。这批青年比较法学者正在成为中国比较法学发展的担纲者,并积极推动中国比较法学走向世界。

   (二)比较法学的不足

   中国比较法研究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缺点。

   首先,中国比较法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方法和目标。如果说20世纪后期西方比较法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范式面临新的挑战,那么,中国比较法研究的主要问题则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范式。

   其次,中国比较法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原创性高质量的著作还为数不多。在中国,总论性教材虽然已有多部出版,但它们几乎全是国外比较法学著作的复述和综合,至今尚无一部独创性比较法总论教材。另外,许多比较法著作质量较低,既无新材料,亦乏创见。由于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和批评机制,比较法领域同法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充斥着许多低水平的重复之作。

   最后,当代中国比较法学虽然摆脱了“西方中心论”,但是由于中国法律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西法律的冲突,因而研究者比较的主要对象是西方法律,而非西方法律的研究则处于边缘地位,至今尚无印度法和拉丁美洲国家法律的专家。例如,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为了配合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急需了解这些国家的法律。然而,对这些国家的法律,中国比较法学界缺乏研究,更缺少积累深厚的专家。晚近许多这方面的法律著作都是应急之作,只是对有关国家法律制度进行肤浅的介绍,而忽略了这些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历史背景、文化意蕴和社会情境。这些著作不仅在学术上无价值,在实践上也有误导之虞。这表明,中国比较法学在研究范围的布局上不够合理,缺乏总体设计、长远规划和合理分工。总之,中国法学界的急功近利的弱点,在比较法学中也有所体现。

  

   三、走向未来的中国比较法学

  

   毫无疑问,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法治和法学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比较法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法学的发展,饮水思源,旨在改进范式,拓展视域,调整方法,对准焦点,迎接未来的挑战。毫无疑问,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潜伏许多吊诡和危机。比较法的发展必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所谓的“势”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势,世界的局势以及科技发展的走势。

   (一)主动时代的中国比较法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自从成为世界文明的轴心之一,不但自身持续发展,而且对周边地区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历史上“用夏变夷”乃是常态,即便遭受外族统治时期,这个逻辑仍然得以延续,外族统治者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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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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