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纯粹的信念与多样的经验——读《陆定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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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定一多年主管党和国家的宣传舆论,位高权重,但在今人心目中的形象反不如他当年的副手胡乔木、周扬等人清晰,这可能与他不像胡、周两位个性鲜明且经常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有关,也可能与他在平反后没有担任实际领导职务有关。当年一起被打倒的“彭罗陆扬”中,彭真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后任委员长;罗瑞卿继续担任军委秘书长,如果不是早逝,肯定会有更重要的位置;杨尚昆位至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而“文革”前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复出后即退居二线,担任“参政议政”政协副主席。据陆定一本人说:“当时中央要我再去担任中宣部长,或者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我已经七十三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再去担任这些职务。应当让年轻人来干。”[1]无论什么原因,而地位或许不重要,但陆定一晚年思想解放,敢说实话,却为人所称道。

  

   1、两个“幼年期”

  

   共产革命是农民革命,但其领袖人才多由知识界提供。陆定一童年时受过较好的古典教育,青春期又曾信奉“科学救国”并毕业于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热爱学习,喜欢思考。到延安时期,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表达能力、文字功夫已在党内著名。在中宣部长任上,他也不满足于事务性工作而提倡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陆定一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一位。正因此,他能够在饱受摧残后的晚年,痛定思痛,对建国后的极“左”政策有较深切的反思。1977年3月,十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彭德怀冤案也没有平反,陆定一就明确指出“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行为。庐山会议上“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2]这些观点在中央还没有对“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之前,是要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政治勇气的,实践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非常难得的是,陆定一没有停留在具体事情的评说、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批左,而力图在一个更中宏伟的历史进程中的反省“极左”路线。“文革”以后,党的领导人经常用“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认为:“中央文革”“大搞法西斯专政”,“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3]叶后来又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钻了这个空子,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4]邓小平也认为:“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5]那么,“文革”极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与法西斯主义相似呢?陆定一做了稍微具体一点的分析。他把“文革”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并列,指出其手法都是愚弄民众、鼓吹狂热、迷信崇拜等等,但他同时强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文化大革命’,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是靠外力量制止的,即是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的;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制止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对“文革”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诉说它的创伤,更要从制止“文革”的力量上得到鼓舞,党的伟大没有因“文革”而受到损害。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党内外、国内外的解释很多。有些是真诚地反省历史错误,有的是借机攻击党、否定党。在既深入到位又保持政治正确方面,陆定一做得最好。根据他的观点,这是因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成熟所致。“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6]就陆定一个人来说,提出这两个“幼年期”不是偶然的。早在1957年3月,他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幼年期”的问题:“我们的党,为了学会领导中国革命,曾经化了二十四年的时间(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5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盲目性的时候,我们曾经犯过四次路线错误。我们学会了领导中国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够的,还是不完全熟悉其发展规律的,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的。我们当前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争取越快越好地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以使能够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使我们的国家能够以尽可能短的时间顺利地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7]遗憾的是,包括陆定一在内的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这种警觉并没有导向实践上的成熟。1957年以后的历史,似乎没有走出“幼年期”,而是种种“幼稚病”的恶性发作。陆定一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乃是阶级矛盾。先是用压指标的办法搞‘大跃进’。‘大跃进’不成功。他用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作为教条,推论出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他索性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用‘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并且说,今后‘文化大革命’要每七八年搞一次。结果搞乱了。”[8]革命不易,建设也不易。

   党的“七大”标志着第一个幼年期的结束,其基本依据是党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和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而第一个“幼年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没有独立自主,一切听莫斯科的,“国际指示”就是圣旨。比如在党的“五大”上,瞿秋白等人奉国际之命批判实际上坚持正确主张的陈独秀,虽然按当时的说法陈独秀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但最后还是选陈为党的总书记。为什么呢?建党时期的同志,不是陈的学生,就是他的后辈,党内没有出现深孚众望的人物。按陆定一的看法,批判陈独秀的瞿秋白也有错误:“……瞿秋白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这是立下功绩的,瞿秋白的意见也不能说全都是正确的。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但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有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瞿秋白则迷信共产国际,以为中国共产党还不能自立,只能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9]第一个“幼年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陆定一讲得更多的“左”的错误。比如在海陆丰:

  

   当时我们党处于幼年期,很幼稚,不成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正确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仅规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敌探要处于以极刑,就连通讯员、税务人员、各机关一般公职人员也要处死,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采取打击政策;在土改中不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没收,这样就孤立了自己。[10]

  

   农民运动有“左”,工人运动也少不了。刘少奇后来在一封信中介绍说:“1927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以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到每日4小时以下(名义上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有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和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益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到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同各方面的关系。”[11]

   就陆定一个人而言,“幼年期”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路线。这当中包含着他自己的痛楚经验。1931年在上海团中央,陆定一因所谓“调和路线”而被团中央书记博古撤销宣传部长之职;1932年3、4月间在江西苏区团中央局,又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被撤销宣传部长的职务,要他去上海工作,这当然是置同志于险境的作法,因为在上海,认识陆定一的人很多,而且他已经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才到中央苏区工作,现在又要他到上海,无异是把他送入龙潭虎穴。1933年初,上海团中央机会遭敌破坏,陆冒险逃脱后,却在赣东北苏区看到团中央的决定:陆定一逃跑回家,开除团籍。在他再到中央苏区后,得到董必武的支持而获平反。有此遭遇,陆几十年后对王明都恨意难消:“王明等人,不过是米夫的走狗,就是苏共党内搞大国主义、老子党这样一些人,想用来控制中国党的工具。”“我没有可能去搜集材料,把王明这个大阴谋家写一部‘奸佞传’。在王明路线之下,地方和军队里被冤枉的烈士,年代久远,很多至今没有昭雪,甚至无法查明。”[12]

   也因为这些遭遇,陆定一在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清理王明集团的重要人物,具体参与毛泽东新闻理论和党的宣传方针的制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大将之一。1942年8月,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任总编辑后,他可以拒绝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社长博古每天写一篇社论的要求,明确对名义上的领导博古说:我不做杨松(《解放日报》前任总编辑——引按),你要我做杨松,我就向中央告你。[13]当年在上海,在江西苏区,陆都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有的直接与博古有关。但在延安,博古正在接受严厉的政治清算,而陆则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他知道博古“对我也没办法,没有像他当权时那样说我是右倾机会或调和路线。”[14]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陆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为党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立下大功。实至名归,从中宣部长开始,陆定一逐步成为党的历史上,主管思想文化战线时间最久的领导人。

1966年,狂飙天落。毛泽东判定中宣部为“阎王殿”、“独立王国”,陆定一因之而被撤职、批斗和关押。1966年5月,他被赶出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增福堂,蛰居在安儿胡同1号写检讨,9月30日后被关押到另一幢小楼,接受审讯和劳动改造。在此后的一年多中,接受公开批斗几十次,仅中宣部就在1966年12月间连续三次召开批斗大会。在第一次批斗大会结束时,新任中宣部长、也是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讲话指出:“我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的斗争,是一场十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统治旧中宣部21年,一贯是阳一面,阴一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结成反党黑帮集团,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罪大恶极。彻底揭发他们,彻底打倒他们,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陶铸号召全体革命同志再接再厉,把斗争“大阎王”陆定一的仗打到底,一定要彻底取得胜利。并警告陆“必须俯首认罪,彻底悔改,争取重新做人”,否则“是死路一条”。[15]陆定一在此期间写给中央的信中说:“除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审查我外,参加中宣部群众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走就无法行走……”[16]这一段时间,陆定一不是在看守所受刑讯逼供,就在批斗针上遭摧残迫害,1966年12月10日、17日,陆两次绝食抗争,但批斗大会并未停止。1967年1月1日,审讯他的人讽刺说:“你不是已经绝食过两次了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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