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利兵:问题与主义——建国初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实践及思想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 次 更新时间:2018-04-12 13:06:34

进入专题: 互助组     试办合作社     组织起来     问题与主义  

常利兵  

   内容提要:建国初,在山西省委与华北局之间产生了一场关于老区农村向何处去的争论。文章通过对当时农村调查报告和相关政策文件的再解读,并结合历史当事人的观念感觉和实践举措,认为山西省委试图"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做法凸显了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制和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互为关联的总体性历史实践。华北局对山西省委做法的批评尽管来自于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政策精神的贯彻和把握,但双方争论的持续发酵和扩大则表明在"问题与主义"的认知和处理上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性不仅为他们在试办合作社问题上的歧见、争论提供了历史场域,而且也折射了新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农村发展方向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互助组  试办合作社  组织起来  问题与主义

  

   建国初,在山西省委和华北局之间产生了一场关于老区农村向何处去的争论。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呈交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分》的请示报告,随后华北局在5月4日作了批评性的批复意见。由此,一般认为这标志着双方在如何认识和解决土改后老区农村互助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时产生歧见和争论的正式开始。有关这一争论的来龙去脉,重要亲历者长治地委书记王谦早在1988年为《长治市典型村农业社史》一书所作"为什么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序言中即有概要性的忆述。(1)1991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以"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为题对争论经过及意义进行了叙述,并以4月17日报告文本为争论产生的标志。(2)陶鲁笳在《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书中对此争论事件的记述在某些历史细节上具有一些参考价值。(3)王谦的《劫后余稿:试办初级社文存》一书则主要收录了当时老区农村调查报告及试办合作社的具体办法和方案等资料文献,(4)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提供了重要史料基础。

  

   可以说,对建国初山西试办合作社的历史实践进行讨论已不存在史料缺乏问题,除上述重要当事人著述外,其他相关档案资料也多有出版。所以,如何将这一问题研究推向深入,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同时更需要在史观上作出调整和创新。现有研究大多是以薄一波回忆录中的记述内容为线索架构,在讨论观点上陈陈相因,鲜有新见解。(5)近年来,辛逸和高洁运用文献和口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这一历史实践体现了山西省委主观设计和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的观点。(6)何浩则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关怀揭示了建国初农业合作化实践的内在逻辑和复杂化表现,(7)对本文写作具有一定方法论意义。

  

   基于上述文献史料和现有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判断与思考,本文希冀通过对当时调查报告资料的再解读,直接进入复杂多变的历史实践之中,从其内部层层剖析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对老区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持有的多重规定性,进而展示他们处理历史问题的具体办法及时代性意涵。其次,将对华北局对山西省委做法的批评和修正并由此引发双方在互助问题上产生的歧见和争论,进行更为贴近历史的解释和讨论。或者说,就山西试办合作社而言,作为历史当事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重构着老区农村的社会世界,以及对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转型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发现问题:长治老区的农村调查报告

  

   1950年7月初,山西省农业厅长武光汤带领考察组到长治老区武乡县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农村调查,撰写了《晋东南武乡县农村考察报告》。随后山西省委又以此报告于8月25日向中共中央华北局进行了书面材料汇报。鉴于此调查报告反映土改后老区农村发生诸多新问题的重要性,10月9日《人民日报》以"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为题公开发表,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一报告所用以研究问题的方法,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般都是好的。华北所有老解放区所经历的路程与武乡大体相似,可能都有同样问题发生。各省委如果仿照山西省委的办法,组织一些强有力的考察组到农村去考察一番,一定都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进一步改进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为华北农民进一步的富裕而奋斗,这是很必要的。"(8)接下来,文章就武乡农村调查报告进行再解读,以经验事实呈现建国初长治老区农村面临的问题有哪些,以及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怎样的历史处理。

  

   首先,武乡考察组选择了六个典型村作为调查对象,即先进村(窑上沟、监漳)、一般村(韩壁)和落后村(东沟、坡底及东村);然后通过深入调查各村土改前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再与当地县区负责人进行分析研究后作进一步观察。其次,此调查报告共有四部分,前三部分以讨论武乡农村土改后出现的新问题为主,第四部分是针对调查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据六个典型村调查结果显示,土改后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表现:"中农户数已占总户数百分之八十六,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七,土地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七,牲畜占百分之八十四点六,羊群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产粮占百分之八十六。"(9)可见,所调查的六个村里"中农化"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劳动力、畜力、农具及其他生产条件也有相当的恢复,农业生产已接近或恢复到战前水平。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拥有存粮和够吃够用的农户占到总户数一半以上,部分农户对房屋进行了修复、重建,仅有极少数困难户(如孤寡,军干烈属,不善经营者及二流子等)不够吃用。

  

   武乡考察组调查发现,因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农村呈现"中农化"趋势,导致农村阶级关系产生新的分化。主要表现是农村重新出现土地买卖和土地集中现象,这显然与土改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相违背。所以在武光汤等人看来,老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再分化是需要警惕和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过,土地买卖问题却是复杂的。如:在1948年和1949年中,六个典型村"共出卖土地四一○亩,占总亩数的百分之二点二八",多是因为"坏地换好地、远地换近地、卖地买牲口、转业迁移"等。另有农户"因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造成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而被迫出卖部分土地或全部土地。还有极少数农户"因劳力少,土地多,不愿雇人,出卖少数土地",但没有影响其正常家庭生活。因此,土改后老区农村的土地买卖在六个典型村不仅为数极少,而且很少有富农户产生,尚未产生实质性负面影响。可是,面对农村阶级关系分化问题时,武乡考察组认为"凡是组织起来、生产运动开展的村庄,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土地者就比较少,或者没有。……这就说明农村生产迫切需要组织起来"。相反,还有"许多农村干部对于这个问题是较麻痹的,并未认真分析研究阶级分化的情况,对农村生产方向缺乏明确认识。部分干部还存在生产不用领导、生产没政策的思想。他们不了解党对农民的领导作用,以及领导农民组织起来的意义"。(10)

  

   正是基于上述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和判断,武光汤考察组认为,1950年初武乡农业生产互助组向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即,有的互助组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如窑上沟村的史富生互助组,由于"抓住了组织起来、提高技术、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的新方向和增产发家计划,组员生产劲头大,没有出现消沉解体现象;而其他大部分互助组因为没有给予农民以积极指导和提出新的生产内容和方向,导致"相当普遍地呈现着消沉解体倾向","组员思想涣散,劲头不大,甚至各干各的,这种情形相当普遍"。(11)所以,土改后农民虽分得土地,但如果对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不能高度重视,便容易放松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生产领导。就老区农村的新问题,考察组最后又从"思想发动与政策教育"、"组织领导与工作作风"和"创造典型与推动一般"三方面提出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办法。这些举措与太行革命根据地社会经济建设的历史实践如出一辙,早已成为建国后中共治理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重要革命经验。

  

   可以说,建国初武乡考察组发现长治老区农村产生的问题主要是"中农化"和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土地买卖和互助组涣散、消沉现象。如果土改后农村生产恢复和发展中出现"中农化"和阶级关系再分化是难免的,那么对农民组织起来的不力、涣散未能及时进行领导和充实提高,引向更进一步发展,反而任其自流、放任不管、自由单干,便成为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予以高度重视和讨论解决的关键问题。

  

   1950年,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先后两次派人到老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劫后余稿》一书中记述说,之所以在一年内两次组织人员调查研究农村的社会情况、经济发展情况、党员和农民思想情况,主要是基于当时省委副书记赖若愚给他交待的任务和嘱托。即长治老解放区在土改后的几年时间,"群众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措施,才能把老解放区的工作提高一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2)王谦强调,第二次任地委书记期间主要做的工作是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土改后老区农村生产恢复发展后,应该在互助组基础上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方针。而且"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有过几次口头的和文字的向省委的报告,最后,经过省委批准了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原则和政策措施,批准了试办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为了开展工作,调查小组还拟定了涵盖老区农村的经济生产、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党组织领导以及农民婚姻家庭、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调查提纲。正如王谦指出的,"这种调查的目的是比较广泛地去了解当时各方面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前进中存在的矛盾,并力图从实际情况下寻求解决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14)

  

   所以,王谦组织的长治老区农村调查研究反映了在其看来建国初老区农村产生了哪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及试图采取怎样的解决办法。刊载于1950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一文是调查组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就内容而言,土改后由于农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所以长治老区农民生活已开始富裕起来。据资料显示,"已有个别新富农产生,约占总户数百分之四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有百分之八十五点四的农户上升为中农了"。而且"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农民生活日渐富裕,新的阶级分化的开始,在农民群众中,农村党员、农村的基层干部中……产生了愿意自由地发展生产,产生了不愿意或者对组织起来兴趣不大了的'单干'思想"。因此,"这是老区互助组今年呈现涣散、萎缩以至部分陷于解体的基本原因"。(15)显而易见,长治老区农村的新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单干"现象,原因则是农村出现了"中农化"趋势。长治地委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就在于担心自由单干的趋势会使得"少数农民上升为新富农,而使其他农民没落破产"。为此,调查报告中又强调:"忽视了这一点,在农村干部思想中,必然产生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放任自流的现象,这将会使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犯极大的错误。"(16)

  

出于对农村自由单干现象的高度敏感和警惕,以避免在农村工作中"犯极大的错误",长治地委认为必须要加强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贯彻"互助合作运动与新的技术相结合的方针",从而使老区农业生产提高一步。这也是调查报告中所着重强调的。针对单干造成互助组涣散问题和农民作为小私有生产者的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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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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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年代》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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