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重思内外:作为国际体系解读者的康有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8-04-01 23: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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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内容提要】 康有为以经过重新解释的今文经学来把握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内外关系。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清晰地认识到维也纳体系正在衰变之中,“大国协调”弱化,“万国竞争”态势强化。康有为预测德国将击败英国,整合欧洲,但这一预测在一战中落空。面临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康有为陷入惶惑状态之中。这说明康有为对于国际体系的观察,偏重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忽略自下而上的反抗力量。考虑到康有为在解读时代内外关系上的盲点,就“回到康有为”的主张而言,有必要首先注重回到康有为所提出的问题,而非他所提供的答案。

   【关键词】 康有为,维也纳体系,内外关系

  

一、前言

  

   在全球范围内,思想史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突破“民族国家”视域的深刻转变。这并不仅仅因为当代全球化的推进改变了原有的问题意识,促使研究者更为关注思想的跨境传播与交流,更是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内外界限较为刚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本身就是晚出的现象——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存在内外关系比民族国家更具弹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也并没有一统天下,成为唯一的国家形态①;甚至民族国家的内外边界本身,实际上也没有民族主义理念预设的那样泾渭分明。在此方向上,“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它倡导的不仅是“国际”或者“跨国”的观念,更是致力于发掘体现全球性关联的历史经验。②

   鉴于近代中国思想家著述中的大量观念和术语都拥有欧美或者日本的起源或影响,大部分研究者都乐于承认,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本来就离不开一种“互相联系的历史”(interconnected history)的视野。但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之中,对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的想象,仍然制约着研究者的视野。论者一旦预设了国际舞台构成单位的相对同质性,那么就往往认为只需简要说明国际舞台的特征,无须对其展开更为细致的描述。我们听到的一种比较标准化的论述是,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开始了从传统的帝国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化。尤其在许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作品中,论者往往从研究对象对世界大势的总体的、一般化的判断,直接跳到其具体的国内政治主张,二者之间缺乏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思想家们究竟如何具体认识那些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形成其用以支撑其内政主张的“时代潮流”或“时代精神”之判断?

   如果研究者考察的是一些并不熟悉或关心国际局势的思想家,上述中介环节的缺失并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消极影响。但研究者如果想进入康有为这样拥有丰富的全球经验的思想家,上述中介环节的缺乏,将极大地妨碍对康有为理解的深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即广泛汲取西学新知,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从组织“公车上书”到参与戊戌变法,其积极为清廷外交出谋划策的内容、康党的一些外交主张还得到了光绪的采纳;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如同孔子一般周游列国,行踪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其游历之广,比清廷驻外公使乃至出洋考察使臣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阐述内政主张之时,康有为也经常征引列国治法,作为立论依据。故上文所述“中介环节”,对于理解康有为思想极为重要,值得集中探讨。

   相较于大多数同时代知识分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是相当稳定的,但他站在一个移动的历史舞台上,康有为的“不变”,带来的却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评价。他是以激进派的面貌登上政治舞台的,但很快涌现出更为激进的力量。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爆发之后,仍不改初衷,因此,其后半生在革命史叙事中留下一个不知“世界潮流”、“开历史倒车”的“保守落后分子”形象。然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在一种新的历史论述中,晚年康有为一跃而成为“保守主义先知”:他仿佛预见到了共和制实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惜乎时人未解其深意,纷纷“误入歧途”,在今日,拨乱反正,“回到康有为”,当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这一论述中,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以及君主立宪设计,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包含了对许多当代问题的启示。③

   晚年康有为对共和运作之批判,不可谓不犀利。然而,他的种种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对世界大势走向的判断为基础,而这些判断,又与其重新解释的公羊学“三世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因此,如果主张“回到康有为”,就有必要回应:康有为的世界观是否对其时代以及当代的走向有着准确的把握?而有意义的答案,当然需要以对康有为世界观的思想史研究为前提。

   本文致力于研究康有为对于内外关系的思考,以加强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为理解康有为纷繁复杂的国际经验,本文借助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体系④的研究成果,将康有为的一生分成两个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康有为面对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日渐让位于“万国竞争”;一战之后的康有为,目睹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但他的政治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维也纳体系中的统治结构的塑造——尽管他了解维也纳体系中工人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等反抗运动的存在,但将它们作为边缘的现象,并不认为它们在近期之内具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力量;他预测维也纳体系终将走向终结,但“终结者”会是一个最适合于“万国竞争”的霸权力量。然而,这一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维也纳体系下的反抗力量,在维也纳体系崩溃之后,纷纷走向舞台的中心。当新的国际体系到来之后,康有为难以理解这一新的体系的新特征,陷入了惶惑状态。国际体系的大转折,可以直接帮助我们理解“吾道一以贯之”的康有为,何以从政坛的中心走向边缘,也更有助于我们重估康有为的思想遗产在今日的意义。

  

二、破解“大国协调”

  

   从其早年到一战爆发之前,康有为所面对与思考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这个体系奠基之初具有的三个特征——欧洲列强主导、王朝正统主义与大国协调——都在不断弱化之中。

   1814年—1815年,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合力打败拿破仑的欧洲各王朝国家代表在维也纳磋商数月,奠定了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五强共治”(pentarchy)、实行“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格局。列强“大国协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相互冲突,防止发生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以捍卫王朝正统主义(legitimism)。通过“大国协调”,欧洲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此同时,随着列强瓜分非西方世界进程的加速,维也纳体系从一个欧洲的国际体系,变成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体系。

   在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的19世纪90年代,全球局势相较于19世纪上半叶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美国与日本两大欧洲之外的区域强国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虽未颠覆,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欧洲列强的主导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与土地贵族的逐渐衰落,欧洲王朝正统主义也处于衰退之中,列强内部议会、政党与公共舆论的政治影响力上升,甚至对共和制的禁忌也有所放松,从君主制重返共和制的法国同样被接纳为列强,只是第三共和国的议会中充斥着保王党人,政治精英严重缺乏共和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列强之间“商战”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进而升级为军备竞赛,尤其是德国的统一与崛起,对两侧的英、法、俄等列强产生极大冲击,原有的大国协调机制摇摇欲坠。尽管如此,维也纳体系仍然是这样一个体系:一系列欧洲君主制国家高居金字塔的顶端,对全球弱小国家与民族进行宰制,共和制国家仍然缺乏国际威望,很难宣称自己代表时代潮流。

   今人所熟悉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论述,至少对于维也纳体系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描述。19世纪欧洲列强的民族国家建设与殖民帝国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在欧洲本土,列强通过教育、兵役和推广标准语言等政策,促进本国民众在文化上的同质化,试图建立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在海外,列强的殖民扩张,实际上又打造了新的、充满多元特征的殖民帝国。列强在欧洲本土通过一套形式上平等的规则相互交往,通过复杂的协调机制来避免冲突。但在面对大量非西方族群之时,列强往往否定其民族主体性,尽可能将后者纳入自身统辖的殖民帝国,并将这种统治论证为“文明化”的事业,“文明的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话语应运而生。“文明的标准”话语实际上是19世纪国际法的法理基础,据之,只有所谓“文明国家”之间才能够有形式上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国、奥斯曼土耳其、日本等国家不属西方文明,但具有比较成熟的国家组织,通常被归为“半文明”或“半开化”国家。列强根据这一定性,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缺乏成熟国家组织的所谓野蛮部落,列强通常直接征服。⑤何谓“文明”,其客观内涵一直是模糊的,但重要的是,其解释权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它们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修正。⑥

   康有为早年勤于学习西方知识,其对西方的理解,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远超一般的士大夫。在1894年的《桂学答问》中,康有为给问学者开出的西学书单就颇为可观,内有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1881年徐建寅翻译的《德国议院章程》以及清廷出使欧洲大臣李凤苞主持翻译的《克虏伯炮说》等;康有为还批评魏源编的《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⑦但其对国际体系形成更为系统的认知,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以来,短短数年内,日本占领台湾,德国占领青岛,英国占领威海,俄国占领旅顺,继而有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君主国,康有为尤其将俄、德两国作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作为共和国的法国在其眼中存在感稍弱。

   从1895年到1900年,康有为多次试图影响清廷的外交政策,笔者称此为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其秉持的基本原理,是试图挑起列强内部矛盾,以“均势”(balance of power)来破解“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⑧但考虑到这一阶段康有为对欧洲外交史不可能有深入的知识,其对“均势”的理解更可能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邦国纵横经验。中国国势不彰,对东西列强情报掌握薄弱,以“均势”破解“协调”,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康有为以“纵横家”的姿态提出一系列外交主张,大多遭遇挫折,无法实现。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予日本。面对国家危亡,康有为等人联合各省举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但相关请愿书实际上并没有递交给有关部门。在“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得中进士,被分派到工部实习主事。他将未上奏的“公车上书”略作改写,形成一份新奏折(即《上清帝第三书》),入呈光绪,光绪受到触动,谕旨下发各省大吏,康有为一时名声大噪。从1895年到1898年,康有为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也逐渐走向深入。

1897年11月13日,德国占领胶澳(今青岛),12月14日,俄国以“中俄联盟”遏制德国的名义,将舰队驶入旅顺。康有为于1898年1月向清廷上《外衅危迫宜及时发奋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其中对时局做了更为沉痛的分析:“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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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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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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