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 :伍廷芳与二十世纪初美国“门罗主义”的再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22-01-30 01: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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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占据了前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随后平定菲律宾人的反抗,在亚洲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新殖民地的开拓,迫使美国精英思考其传统的以“美洲”或“西半球”为限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能否与新的帝国现状相匹配。然而即便在美国国会内部,都有大量议员认为吞并菲律宾从根本上违反了“门罗主义”的精神。究竟是更新“门罗主义”解释,以与美国的帝国雄心相适应,还是放弃“门罗主义”,诉诸其他论述来支持美国的帝国扩张,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理论问题。

  

   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有敏感的中国政治精英作出了回应。1900年2月22日,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应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演讲《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The Proper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Orient),主张美国应当行华盛顿之遗教,乘着平定菲律宾之势,将“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菲律宾乃至亚洲。这一姿势根本不像是“移樽就教”,而简直可以说是“移樽施教”,引发了美国舆论界广泛关注,仅在1900年一年就有《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等数十家主流媒体对伍廷芳的演讲进行报道。[1] 伍廷芳的演讲涉及很多内容,如纪念华盛顿精神、菲律宾的统治方式、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发展方向等等,但大众媒体的报道基本上将重点放在其扩张适用“门罗主义”的主张之上,美国舆论界的敏感点,由此可见一斑。美国的国际法学界、历史学界也有重量级学者对伍廷芳的论述作出回应,借其论述,对“门罗主义”进行再定位。[2]

  

  

   伍廷芳的《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值得今人重视,不仅因为它在美国国内引发显著的舆论反响。首先,在中美两国当时的条约关系之下,作为一个受到东西方列强共同压迫的“半殖民地”弱国的外交代表,伍廷芳“移樽施教”,对美国统治殖民地以及扩张势力范围的方式提出“建设性建议”,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异的现象。人们对于弱国外交代表的一般期待,是在直接涉及本国与对象国关系的事项上发言,而伍廷芳似乎在此范围之外“多管闲事”,就对象国的立国理念和治理方式公开发表评论,某些表述甚至还不乏居高临下的指导意味,这在外交上无疑是有风险的。伍廷芳自幼接受西学教育,深知中国与西方列强国力之悬殊,并在当时一再经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华人的种族歧视,为何采取这样一种言说姿势?他所管的究竟是“闲事”呢,还是对于当时中国的安危至关重要之事?

  

   其次,就美国“门罗主义”的演变与传播而言,伍廷芳的《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对于“门罗主义”仍然一无所知的背景下,一位中国公使直接介入美国国内关于“门罗主义”再定位的关键辩论并产生实质影响,可见美国“门罗主义”在东亚绝非只是单向传播,像伍廷芳这样的中国精英的反馈,也为其在美国国内的继续演变提供了动力。从既有的史料来看,我们也许很难说伍廷芳的《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直接带来了美国“门罗主义”的理论创新,但至少可以证明这一文本产生了一种鼓励作用,引导部分美国精英思考“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政策的亲缘关系以及将“门罗主义”运用于西半球之外的话语方式,在“门罗主义”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个不可忽略的印记。

  

   在国际法史与外交史的研究中,“门罗主义”与美洲区域国际法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主题[3],但对于“门罗主义”与近代中国之关系,目前仅有少数研究涉及。[4] 国内与国际学界对于伍廷芳出使美洲期间的活动和著述,尽管已有不少研究[5],但对其“门罗主义”论述(尤其是《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一文)仍缺乏聚焦,至于伍廷芳的“门罗主义”论述在美国引发的反响,至今仍是研究的空白。拙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关注到了伍廷芳191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中译《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一书中的“门罗主义”论述,但也没有对伍廷芳1900年的演讲展开讨论。[6] 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在历史的语境中解读伍廷芳的“门罗主义”论述以及引发的各方反响。同时,这一研究也涉及到“门罗主义”全球传播史与接受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拙著《此疆尔界》将“门罗主义”传入中国的核心中介群体,界定为世纪之交的旅日精英,但尚未探讨伍廷芳这样的旅美精英究竟如何回应“门罗主义”。本文将就此进行补充研究。

  

   本文将分为如下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伍廷芳论述的双重历史语境;第二部分对伍廷芳的演讲文本展开分析,并将其论述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精英论述作对比,以阐明其立场在当时的中国舆论界中所占据的位置;第三部分集中探讨美国舆论界与学界对伍廷芳论述的回应,以阐明伍廷芳的论述对于美国二十世纪初“门罗主义”发展所发挥的影响。本文将伍廷芳的演讲文本视为针对特定历史情境和特定听众的修辞。而我们只有在细致探讨这些修辞成分的前提之下,才能接近伍廷芳的意图,并发现其知识体系的力量与局限性。

  

   一、伍廷芳演讲的双重历史语境

  

   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驻美使节,伍廷芳一开始对于华盛顿决策者的影响相当有限。在此情况下,他经常采用“自下而上”的策略,积极在美国民间发表演讲,并在美国报刊上发表他的演讲文本,影响公共舆论。他的演讲为他积累起相当大的声誉,以至于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之后,美国战争部助理部长乔治·米克尔约翰(George Meiklejohn)公开主张美国应当推翻光绪皇帝,立伍廷芳为中国的新皇帝。[7]

   伍廷芳于1900年2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的演讲《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是其在美国发表的公众演讲之一,具有双重的历史语境:第一是随着美国势力范围越出西半球,“门罗主义”的解释面临着重大转型;第二是海外华人华侨正在进行着反对美国“排华法案”的斗争,而伍廷芳比之前的清廷驻美外交官都更为积极地捍卫华人华侨的利益。

  

   我们先来看第一重历史语境。“门罗主义”源自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图谋而发表的国情咨文,其最初的版本包含了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第三原则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原则。[8]美国十九世纪的“门罗主义”使用的标志性口号是“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个原本起源于十九世纪50年代本土排外主义运动的口号。[9] 在整个十九世纪,“门罗主义”的话语一直基于对东西两个半球的空间划分,将“西半球”视为一个体现共和制原则的政治空间,与专制腐败的旧大陆相对立。

  

   然而,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不仅控制了波多黎各,通过“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将刚独立不久的古巴变成自身的保护国,巩固了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而且获得了对关岛、威克岛、菲律宾等非美洲土地的控制权,其势力越出了西半球,在太平洋西岸确立了一定的影响力。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门罗主义”是否应当局限于原来的西半球?伍廷芳所介入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伍廷芳1900年发表演讲提出将“门罗主义”运用于菲律宾乃至亚洲之前,他已经先于美国政府提出中国应当进行“门户开放”。在1898年2月的《奏请变通成法摺》中,伍廷芳从“均势”的原理出发,认为要防止列强瓜分中国,就需要让列强相互牵制,而这就需要中国进一步开放通商口岸。伍廷芳指出,欧洲像瑞士、比利时这样的小国都能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关键在于“彼全国通商,重门洞开,示人以无可欲,”而“中国深藏固闭,转有以启其觊觎之心故也”。[10] 伍廷芳主张先在沿海省份试行与列强全面通商,等到时机成熟,开放全国与列强通商。伍廷芳举例称,甲午战争中天津、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均免于战火,可见“通商之区,各国视为公地,平时均沾利益而莫之能专,有事互相箝制而莫敢先发”。[11] 伍廷芳甚至期待一旦实施全国通商,原本为通商而特设的租界即可以收回。

  

   这一主张在原理上当然非伍廷芳所创。在冷战时期“均势”战略的理论家和操盘手亨利·基辛格看来,魏源早就提出了符合欧洲“均势”原理的主张:“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12] 魏源认为,与其让英国“德色”,即通过散发从中国获得的利益,获得列强感激,从而增强其党羽力量,还不如由我方来“德色”,主动将利益分配给列强,从而使其相互牵制。伍廷芳的上级李鸿章长期就是采取这一方针,作为李鸿章的助手,伍廷芳受到其外交思路很深的影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年推行“以夷制夷”战略的前提之下,伍廷芳提出“全国通商,重门洞开”的主张,丝毫不显得突兀。[13]1898年清廷电谕各封疆大吏:“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 [14]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直译约翰·海伊)向其他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之前,伍廷芳即在美国多次演讲,宣传中国的“门户开放”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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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与1900年,美国两次就中国问题对其他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倡导“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主张“维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反对其他列强垄断对华利益。在1899年发出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之前,美国官员根本没有征询伍廷芳的意见,伍廷芳只是从报纸上获得相关消息,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对其质询的回应也非常傲慢。 [15]美国精英当然不会将“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归结为中国官员的建议。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儿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甚至称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门户开放原则之父”,后者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代表中国出访欧洲,曾经提出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门户开放”的“合作政策”(Cooperative Policy)主张。[16] 伍廷芳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美国版本的“门户开放”政策,进而通过解释的方法,试图将其引导到自己期待的方向上来。

  

   然而,“门户开放”政策和“门罗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当时的美国,亦是一个在理论上缺乏回应的问题。1899年3月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表的《中华帝国的解体》(The Dissolu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一文中即指出美国面临的迫切理论需要:

   为了回应菲律宾引起的较小的地方问题而引入的门罗主义修正,将需要被放大或扩展至能够包含巨大、复杂和丰富的中国问题。[17]

  

   而伍廷芳在其1900年演讲中,试图主动回应这一问题。

美国的影响力越出“西半球”,这是伍廷芳发表演讲的第一重历史语境。第二重历史语境则是美国的“排外”风潮以及伍廷芳与美国政府关于排华法案的交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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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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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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